当下中国新诗写作向度之一瞥
当下的中国新诗基本延续了新世纪以来的创作格局与美学风貌，呈现出多元化、丰富性的创作路向与风格特点，在整体平静而稳定的艺术态势中凸显出中国新诗创作的实绩。综观当下的中国新诗写作，大致可以归结为五种美学向度与艺术追求。
向度之一：对时代境况、现实遭遇与历史记忆的诗性书写
诗人是否面对时代、现实来发言，一直是当代诗歌写作的重要伦理问题与诗学问题之一，当宏大叙事作为一种过时的美学原则被当下许多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当诗人们过度沉浸于历史的个人化与碎片化写作而导致其作品精神视野不够开阔、社会情怀相对匮乏的时候，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并无必然联结的宏大叙事在当下诗歌写作中的出现，就有其诗学与社会文化学层面的合理性意义与价值了。换言之，部分当代诗人对我们这个时代中的重大社会问题、现象及包括诗人自身在内的人们现实生存的遭遇，予以了充分的关注，并自觉将其作为诗歌的题材与主题，体现出他们超逸常人的社会责任感及背后隐藏的人文情怀。对重大时代命题、社会现象与人类现实生存遭际的及时发声，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出了诗人的灵魂良知，因而这一“外向性”的写作倾向与美学维度不能否弃。从诗歌写作的角度看，诗人着力处理的是时代经验与集体经验，而非个人经验（当然不能在两者之间作截然的区分），因而他们的作品常常唤起读者普遍性的时代记忆与社会情绪记忆，诗人们有意无意地为时代留下了一份诗性的文字记录。
在彰显诗歌的现实品质这一美学向度上，不少诗人有着值得称道的表现，他们不仅着眼于重大的社会事件与时代病症，而且更加关注自己及他人的现实生存境遇，以此标举诗歌的现实介入能力与美学特质。例如谷禾的《为京城的雾霾天气而作》与北塔的《雾埋大城》就是这样的为重大时代与社会问题及时发声的作品，诗人涉及的社会主题其实具有时代的普遍性，其生态学、伦理学的重要精神价值不言而喻。熊国华以当下死猪尸体随意被抛江中这一社会新闻为诗情激发点，创作了《猪族漂流记》一诗，叙述了一个让国人触目惊心的污染环境的重大社会事件。与此相反，部分诗人则把目光后移，侧重于历史记忆的打捞与书写，当然，在具体写作过程中，诗人往往是通过个人记忆的方式来切入某一段历史。在此必须指出的是，诗人对历史题材或历史记忆的书写，并不意味着它在审美经验上是滞后的；相反，其常常具有经验的现实感或当下性，简言之，诗人们常常借助历史题材的书写来传达现实体验，或者说，是用当下的经验来激活历史经验，因而，我们在这些贴上“历史题材标签”的诗作中往往能够感受到一种超越时间的强烈审美共鸣。例如，西川的《第五次写到童年》通过对自己童年经验的追忆性书写，呈现了一种荒谬性的历史图景与时代经验，诗作不容置疑的语言形式充分彰显出反讽性的艺术表达力量。王家新的《冰钓者》也是对少年经验的一次追忆性书写，其特定年代的垂钓场景与诗人的自由诉求构成了一种精神的悖论关系。
向度之二：回归内心世界的人性写作与神性写作
与对时代、社会、现实的外向性关注有所不同，许多诗人在创作中对自己及他人的灵魂状态与精神状态非常关注，他们试图通过诗歌的方式完全回归并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因而他们专注于生命体验本身。由于体验的内容不同，可以区分为人性体验与神性体验两种体验形态，对应于人性写作与神性写作两种写作倾向，这种“向内转”的写作方式大大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与审美经验的深度与广度。
人性写作建立在对于人性的真实性与丰富性的艺术化展示的基础上，在传达真、善、美的艺术使命中以真为基石，兼顾善，美次之，追求灵魂的真实呈现与情感表现的力度是人性写作的要义。已故诗人韩作荣的《自画像》堪称人性写作的典范性文本，诗人在作品中把自己真实的灵魂状态完全袒露并做了鲁迅式无情的自我解剖，他如此评价自己――“我是肮脏的，指甲一样坚硬的思想/藏污纳垢/即使剪去它们/又会偷偷长出来”，同时又这样表白自己――“自然，我也是高傲的/我的骨头坚硬，可以碎裂，绝不弯曲/我肮脏的血肉，宁可交给火焰/也不留给蛆虫”，由此生动勾勒出诗人真实、复杂而又血肉丰满的灵魂画像。
与人性写作构成对应关系，神性写作在时下也颇为盛行。神性写作建立在人性写作的基础上，是对人性体验的升华与提纯，简单说来，人性体验是一种包含有原罪感的丰富性生命情感体验，而神性体验则是一种以宗教敬畏感为基础的生命情感体验，神秘性、纯粹性、庄严性、宗教性是其主要的情感体验特质。因而，神性体验是人性体验的跃升阶段与至高境界，体现为以善为核心的真、善、美价值的全面融合，神性写作的独特价值由此得以充分彰显。作为一位神性写作风格一向极为鲜明的诗人，吉狄马加为读者奉献了 《圣地和乐土――写给海东的诗句》一诗，诗人以庄严的歌吟性调子，展示了青海东部土地的辽阔与神奇，诗中写道：“在那里。星月升起的时间已经很久，/传说净化成透明的物体。/这是人类在高处选择的，圣地和乐土。”带给读者的是灵魂洗礼般的阅读感受。
值得指出的是，神性写作这一写作向度在当下有着非常令人瞩目的表现，不仅数量较多，而且整体质量高，体现出对当下流行的日常化、世俗化写作趣味的审美反动，有效维护了诗歌写作的美学生态格局，值得充分肯定。
向度之三：超逸日常叙事的智性写作与形而上写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数众多的诗人在其创作中呈现出从日常生活中追求思想的发现，或者说用充满机智的思想感悟来超逸日常生活并照亮生命的智性写作倾向。
在智性写作这一美学向度上，莫非的《呆瓜传》等是表现较为抢眼的代表性文本。莫非的《呆瓜传》是一个具有规模感的诗片段的组合体，它运用格言警句体来表达诗人对万事万物的独特感悟与见解，例如其中两个片段：“开花都是一样的”，“真理在握的人，往往羞于说话”。这样的诗句引发的是读者后续的思考而非情感的共鸣。而陆健的《佩服欧阳江河》以表达的幽默与智慧令人印象深刻。
更有一批诗人在智性写作倾向上有所超越，他们不大满足于从日常生活中去感悟、发现某种生活的真理，而是直接以生命与存在本身作为观照、凝思与表现对象，在超验性的想象、体验与书写中，表达自己对死亡、爱情、幸福、命运等抽象命题与精神价值的形而上的体悟与思考，具有纯粹的哲思色彩或玄想意味。在这一方面，树才的《行路难》、周庆荣的《数字中国史》、吕约的《老子》等文本堪称典范。简言之，形而上写作向度的存在是以哲学、宗教学与精神现象学为背景的，它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当代新诗写作的精神层次及艺术品位，树立了诗歌写作的终极性方向与目标。 向度之四：对应于事物的词语写作或修辞性写作
众所周知，诗人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语言本身的焦虑，而语言（词语）意识的自觉也是诗歌本体意识自觉的重要标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人对于被表现的事物与作为表现媒介的语言的关系，已经具有深刻的认识，并将这二者的关系用“词与物”来加以简洁而精准的概括与命名。同时，许多理念先进的优秀诗人在诗歌写作中特别注重修辞效果，注重词语在具体文本位置中的排列组合，注重词语的命名功能，最终呈现出对于词语本身的丰富想象力。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对应于事物的词语写作或修辞性写作作为一种美学向度一直广受诗人的重视，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评判一个诗人的写作是否先进抑或滞后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此方面，欧阳江河的《致鲁敏》、臧棣的《必要的天使丛书》、龚学敏的《在太原晋祠》、蓝蓝的《写诗》、潘维的《嘉峪关》等文本具有代表性。
今天，有一批诗人在他们的诗歌写作中充分彰显了他们对于词语的敏感把握、运用及表现能力，往往一个词语就成为诗人的创作灵感与动机，而事物就在词语的召唤与命名下呈现自己内在的秩序。通过词语，我们能够真切地触摸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并建立起与这个世界的精神对话关系。
向度之五：地域性写作或地方主义写作
在当下，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我们的写作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之中，为了凸显中国诗人的文化身份及写作的有效性，对中国经验与本土写作的强调就成为中国诗人无可回避的艺术伦理。具体到当下中国的诗歌写作语境中，则必须强调一种地域性写作或地方主义写作，即诗人的写作须立足本土，深入挖掘本土生存体验，并在作品中自觉地融入本土的风土人情与审美文化经验，使得每位诗人的创作以充分传达地方性知识与地域性生存经验而具有独特的文化精神价值，进而产生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近几年来，关于地域性写作或地方主义的写作在诗歌界已达成了一种共识，有不少诗人自觉地进行着写作实践并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在地域性写作的诗歌文本中，地域文化元素（包含民族审美文化元素在内）是其突出的艺术表征，由此构成其独特的审美文化气息与价值。例如，来自四川的诗人梁平为读者奉献出了具有蜀地风情的诗作《西川佛都》，而来自广西的诗人汤松波在诗作《过苗年》中对广西苗寨人过年的民情风俗予以了生动的描述，来自海南的诗人王凡与李孟伦分别在其诗作《渔火》与《让天地澎湃》中对南海风光及渔民的艰辛生活进行了艺术化的表现。
除了前面提及的五种诗歌写作向度
（它们内部之间难免存在交集与重叠之处）外，还有不少诗人坚持传统的审美写作向度，如商震的《结局》、李少君的《平原的秋天》、庄伟杰的《水，绵延的眷恋》、曾凡华的《诗之孕――贺鲅鱼圈北方诗歌创作基地揭牌》、梅尔的《埃及艳后》、四月的《湿梦》等一批诗人的诗作，整体上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与质量，它们以对诗歌特质的坚定维护与弘扬，滋润着人们日渐干枯的情感与心灵。
限于篇幅，本文对于当下的中国新诗写作格局与美学面貌只能进行宏观的粗线条扫描与简要评价，但其内部的丰富与多彩非常值得我们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