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两语(H)

“空话”的一个实际作用

现在的某些官员，对自己的亲爱者和老朋友到底如何说话，我不晓得，但我知道他们只要面对咱老百姓，说的就既不是北方话、四川话，也不是广东话、上海话，而是一种名曰“官腔”的特殊“方言”。这个“方言”是官员们的独创，其特点是非常正确伟大，你很难在政治上找到什么问题。但除了“正确”，就少有老百姓关心的具体内容，基本等于是空话。

这是“空话”的另一个实际作用：成为了某些官员的“缓兵之计”，使他们不至于当场挨群众的口水。

不工的对联

有人说民国时期文人比较自由，岂不知那时候也有一个“书报检查委员会”，鲁迅的作品有些被禁止，有些被删改了才准许与读者见面。自由主义的《观察》办到后来，国民党连删改都不容了，封门了事。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作家们必须“联系实际”，“追求进步”。叶圣陶的《倪焕之》，主人公倪焕之痛苦地死去结尾，可后来却改为他投身工人阶级队伍了。老舍在《骆驼祥子》里删掉了祥子出卖阮明的情节。曹禺甚至把《雷雨》改成四凤没有死，而是跟着鲁大海闹革命去了。《日出》中的方达生也成了地下党，陈白露的艳窟成了地下党联络站。红色经典也不例外，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来有这样一句话：“性的方面也比较的有自由，农村中三角及多角关系，在贫农阶级几乎是普遍。”收入选集时当然就没有这句话了（《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5月30日14版）。

有一句老话“天涯何处无芳草”，似乎可以对一句“地上文章常删改”。对得不很工，但其意思，你懂的。

方式可以，内容不对

刘文典是一位饱学之士，他敢于当面向沈从文叫板，显示了旧式文人的自尊自高，只认他们的“大学”“小学”才是学问，才是“国粹”，这种“文人相轻”当然是大缺点。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又不能不算是一个优点，他敢于“当面提意见”，而不是“背后捣鬼”，凸显了旧式文人的可爱，这种做法在当今简直就是“稀有元素”。我们现在大力提倡的诸多优良作风，这不就是其中之一么？刘先生当面提的这个“意见”的确尖酸刻薄，但对他提意见的这种方式，倒是不应该“全盘否定”。也即：方式可以，内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