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桃峰》事件查处纪实

“顶风作案”的大案、要案

1974年初，国务院举行华北文艺调演，爆出特大新闻，山西代表团演出晋剧 《三上桃峰》，当场抓了现行，被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强加给这个戏的罪名是“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调演尚未结束，事件已经定性。随之在全国主要是山西，从上到下展开大清查，从省委到省文化局，到创作演出《三上桃峰》 的地县，凡是和 《三上桃峰》 事件沾边的，人人检讨过关。这场大清查从1974年1月开始，直至1975年山西省委给中央以文件形式检查结束。被卷进来的各级领导干部、文艺工作者，莫不战战兢兢，接受蛮横无理的指责，检讨莫须有的罪过，表白革命到底的决心，以求尽快过关。清查持续一年多，实属“文革”期间所谓“顶风作案”的大案、要案。

《三上桃峰》 说的是一个村子的生产队隐瞒实情，把一匹病马卖给邻村生产队，发现后几次追讨赎回的故事。“以邻为壑”本来就为传统道德所不容，不过这类事情发生在1960年代的特殊语境里，一律都以“共产主义风格”看待评价。两个村子友好互帮，本可以展示一种轻喜剧风格，但为顺应当时“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大趋势，每出戏都要有一个顶天立地的正面英雄形象，闹得一个小题材不堪重负。尽管如此，对于 《三上桃峰》的最初批评，也不过是“无冲突论”“阶级斗争熄灭论”。

林彪集团垮台后，曾出现短暂的政治松动，文艺园地也略有解冻暖意。江青、于会泳把持的文化部对“文艺黑线回潮”早已耿耿于怀，伺机反扑，拿一出戏示众已是孕育多时的心机，恰好 《三上桃峰》撞上了他们的谋划。早在汇演前，文化部就先期派人审查过剧目，但此时风云变色，文化部决心翻云覆雨。头一天彩排审查时，带队参加调演的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贾克陪于会泳看戏，任凭观众席鼓掌发笑，于会泳始终铁青着脸一言不发。演出结束匆匆离开，没有上台接见演员，也没有合影存照。贾克当时只觉得这帮人骄横惯了，一点不尊重别人。没想到当天晚上于会泳就召开紧急会议，定性批判 《三上桃峰》。文化部火速拟定批判计划，报呈江青批准，一场大批判就此拉开了序幕。

依照江青、于会泳的意图，《三上桃峰》 既然要闹成特大政治事件，那就绝不限于批判什么“无冲突论”“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拟定的罪名是为刘少奇翻案，这出戏是一株“文艺黑线回潮”的大毒草。

果真如此吗？《三上桃峰》 一剧和已被清除出政治舞台的刘少奇究竟有没有实际联系？江青于会泳手握什么把柄，敢于如此断言痛下杀手？

其实，《三上桃峰》 的前身是 《三下桃园》。《三下桃园》的故事来自于1965年 《人民日报》 的一篇报道 《一匹马》，和 《中国青年报》 的报道 《三下桑园赎马记》。1966年晋中晋剧团编演时，为了突出地域特色，卖马和买马的两个生产队，一个叫了桃园，一个叫了杏园，这就是 《三下桃园》 的由来。可巧的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社教运动中在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创造了著名的“桃园经验”并在全国推行。“文革”风暴中，伴随着刘少奇的倒台，“桃园经验”自然也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经。“三下桃园”是为桃园经验张目――也就是为王光美招魂，为刘少奇翻案。江青于会泳他们，就是沿着这样一条“逻辑路径”，拿《三上桃峰》杀一儆百，反击所谓“文艺黑线回潮”。

事情很明显，《三上桃峰》 一剧无非是剧名沾了“桃园”的边，与所谓的“桃园经验”没有丝毫关系。于会泳他们也知道，仅仅以剧名和抚宁来定性，当然证据不足。他们需要挖掘更加得力的“证据”，说明 《三上桃峰》 的编导深知此剧“桃园经验”的背景，居心险恶执意要为“桃园经验”张目招魂，以便坐实“翻案复辟”的罪证。

关键问题在于，参加演出的山西省一干人马，他们知道这个戏的历史背景吗？他们是仅仅稀里糊涂演了一出和“桃园经验”重名的戏，还是明知背景佯装不知来北京张目放毒？这出戏除了“桃园经验”的背景问题，还有没有其他重大政治问题……由此而起，从北京到山西到全国，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查运动迅速展开。内查外访，关押拷问，集中劳教，神州大地，一张大网撒开，千百万无辜的干部群众，由此又面临强加于头上的运动苦难。

高压之下，迎合揭发

2月8日，在一切准备就绪后，调演大会组织了首场批判，由大会负责人胡可、马季川、张国勋等人主持。随团调演的 《三上桃峰》 编剧杨孟衡先做检查交代。杨孟衡检讨了自己“无冲突论”的创作思想倾向，强调自己没有“把阶级斗争的线描得更粗一些”，但说来说去，这些都不是政治问题，显然，这不符合文化部给 《三上桃峰》 预定的反动性质。下午，大会紧急从京剧“样板团”抽调人员参加围攻，喊口号，呼啦啦举手发言，营造一种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效应，加大审查对象的压力。这是历次运动中惯常采取的手段。

在一片愤慨声讨的气氛中，中央乐团的田丰要求发言。1965年创作 《三下桃园》，他来过晋中，1973年改写 《三上桃峰》，他来山西搜集音乐教材，和杨孟衡熟悉，按说他是熟悉这个戏创作的来龙去脉的。不料他开口发言，正是以“知情人”身份，揭露山西的戏就是为“桃园经验”翻案，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田丰是第一个将 《三上桃峰》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发言人，像火上浇油，会议的气氛骤然升温，接着上纲上线的批判就顺理成章了。缺口由此打开，这是于会泳他们实现政治定性的重要一步。

呼应田丰发言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桑夫。当时他在山西拍摄故事片《山花》，和山西文艺界接触较多。此时，他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揭发主持改编 《三上桃峰》 一剧的山西文艺界领导卢梦、李蒙、贾克“知道该剧的政治指向问题”，判定“他们的反动立场是非常鲜明的”。这个桑夫，在延安时期和卢梦、李蒙、贾克就是老战友，这次他严正声明，就是要撕破战友情谊，大义灭亲。桑夫的发言，表明大会已经接受了于会泳等人的政治定性，“反革命罪”是当时的最大罪恶。至此，一个恶性政治事件的构陷已经成型。 不过田丰、桑夫毕竟都是外人，他们对于山西的活动，说到底还是有点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大会需要来自山西的“火线起义”。以后便继续组织山西代表团小型批判会，分别揪斗卢梦、贾克、杨孟衡，号称“短兵相接拼刺刀”。文化局创作组的石丁同志出面作证，证明山西文化部门好多人听到过桑夫的警告，证明杨孟衡了解 《三上桃峰》 的政治背景问题。他说：一次贾克在创作组召开会议，自己曾经提到过 《三上桃峰》 的政治背景问题。他历数参加会议的各路领导，几乎将山西文艺界的知名专家一网打尽。

口子一旦撕开，类似的重磅揭发就接二连三。山西省晋剧院一位演员揭露：“有一个导演说，《三上桃峰》好就好在突破了样板戏的框框！”山西省文化厅的一个干部揭发：“贾克曾经说过，要不是文化革命，这个戏早就红了！”

《三上桃峰》的政治背景问题和这几句非议样板戏的出格言论，在日后全国的讨伐声浪中，一直是声讨的重点。那个时候，对样板戏大不敬，就是政治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强加给 《三上桃峰》 的为“桃园经验招魂”，还是对样板戏的轻慢，都属子虚乌有的猜测。“文革”后《三上桃峰》 事件得以平反，这些证人纷纷悔改自己当时的屈从和构陷。田丰就曾经托人捎话给杨孟衡，声明那次发言是“四人帮”亲信布置的任务，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在当时，《三上桃峰》 的政治定性由此得以佐证，这是他们终生为之愧疚的。

“顽抗到底，死不悔改”

《三上桃峰》 一剧，贾克介入较深。1965年编演《三上桃峰》的前身 《三下桃园》，贾克就亲临督导;《三上桃峰》上马后，编创过程中贾克又朝夕监督，统领部署。这会儿出了大事，贾克自然难逃其咎。按照文化部的口径，山西要揪出批准者、支持者、炮制者。一般人认为，批准者当然指省委领导谢振华，贾克是支持者、炮制者，一身二任，互有交叉。《三上桃峰》 事件中，他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贾克是老晋绥、老延安，在根据地时代就是革命文化干部。1949年建政后，顺理成章进入新政权，任文化部门领导。“文革”前他就是文化局副局长，“文革”夺权后“三结合”，他是文化局革委会副主任，主管戏剧。

3月8日江青在开批 《三上桃峰》 时，专门穿了军大衣到山西演出团，她问“那个炮制者叫什么克？”江青已然淡忘了，1938年在延安鲁艺，贾克就是戏剧系二班的生活班长，江青是教员。鲁艺演过两出戏，一出《流寇队长》，一出《江汉渔歌》（即 《打渔杀家》），江青都有角色。当时贾克是后台主任，开演后就端着一把小茶壶，在下场门伺候江青喝水。贾克很是庆幸江青不记得自己了，如若不然，这个当年鲁艺的小鬼绝难逃过这一关。

一直到 《三上桃峰》 清查结束，贾克始终没承认过自己了解 《三上桃峰》 所谓历史背景问题。他这种态度，让自己成了运动的对立面。当时的山西省委，把他作为顽抗到底、死不悔改的典型，从重处理，决定撤销他的党内外职务，继续进行审查。

在山西，除了省委领导谢振华调离外，在省一级机关，贾克是唯一一位因 《三上桃峰》 事件离开领导岗位的当事人。但是回过头想，承认了强加的罪名，难道就能获得宽大处理吗？明知一出戏为刘少奇招魂，还要强行推到北京，这岂不是罪恶滔天，哪里有生还的可能？就处理此事的当局来说，难道一定要人家承认你们强加的罪名，才是好的态度？种种现象表明，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不抛出一个受刑人，山西省委显然难以过关。所谓顽抗到底云云，也不过是贡献牺牲的口实而已。

走投无路，以死相拼

说起 《三上桃峰》 的清查，没人能够忘记含冤而死的赵云龙。

赵云龙是江苏南通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大学时代独立思考，敢想敢说，1957年反右斗争中受了批判，1958年毕业分配到山西忻县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从江苏强行发配到晋北，当然是一种惩戒。更残酷的是，档案里装进了“不得重用”的组织警告，几行字像符咒一样冰封了赵云龙一辈子的前程。上海的名牌大学到晋北偏僻的小县城中学任教，能力绰绰有余。赵云龙讲语文，旁征博引，生动有趣，很受学生欢迎。校外活动，他热情辅导文艺演出，当了业余剧团的指导教师。由此，1964年夏天他被调进忻县地区文化局戏剧研究室，参与编创过好几出现代戏。

赵云龙进了戏剧圈子，对戏剧当然有了发言权。他不是凡庸之辈，虽然命运坎坷，依然保持着探索争鸣的勇气。那时样板戏已红透天下，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也已成为金科玉律，谁敢说半个不字。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赵云龙养成了理论思考的习惯，觉得这一提法不科学，于是写了一篇论文《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一些理解》，展开批评。按说，文艺理论问题探索争鸣，再正常不过了。可“文革”中江青专横跋扈，谁敢逆势揭龙鳞。赵云龙指出，所谓“根本任务论”是“把文艺描写的内容和社会作用混为一谈”，容易导致题材狭窄，人物概念化。他认为这个提法“欠妥当”。这是明显的和样板戏理论唱反调，但赵云龙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依然以挑战姿态执着地推进他的探索研究。

赵云龙笼罩在悲观绝望的思绪里。《三上桃峰》的编剧杨梦衡和赵云龙同住一个楼层，偶尔交谈，赵云龙只是哀叹自己“不白之冤，无洗刷之日”。赵云龙孤身一人，家在南通，此时如果家里能稍稍有点慰藉，量还不至于走上绝路。偏偏他们夫妻感情不好，赵云龙出事后，老婆给文化局寄来一堆揭发材料，他在家里的只言片语都拿来无限上纲。父斗子，妻斗郎，朋友批斗似虎狼，这也是“文革”中常见的局面。

赵云龙走投无路，于1974年5月3日自杀。他在一张纸条上留下了激愤的遗言：莫将自己想像的东西强加于人，莫将自己心中的脏水硬往别人身上倒！诬人太甚！辱人太甚！

“文革”结束后，《三上桃峰》 事件平反，赵云龙获得了应有的评价。山西省重新举行了赵云龙骨灰安放仪式，所写检查全部退给家人。这个冒死辩驳的刚烈之士，所写检查退给揭发他的家人，不知九泉之下他是否可以安息。

与“文革”中许多无辜的受难者不同，赵云龙是以笔做刀枪，要求独立思考，顽强地发出争鸣之声的骨鲠之士。“根本任务论”的荒诞和蛮横，也许好多人都看在眼里了，但是敢于开口批驳的，赵云龙是第一人。他的“把文艺的描写内容和社会作用混为一谈”，至今也是直指“根本任务论”的一剑封喉。天下有多少人看出了它的荒诞，但只有一人拍案而起。有时，识别荒谬并不需要很高的学术水平，点破荒谬却是需要十分的勇气。赵云龙的冲天一怒，足以让他成为那个年代的英雄。

委曲求全，坚守底线

从《三上桃峰》 的前身 《三下桃园》 开始，许石青就是原创。《三上桃峰》 省地县三级都有改编本，许石青是唯一参与过三个改编本的作者。当山西演出团在北京闯下大祸，许石青一班人正在吕梁地区编演 《三上桃峰》。山西全面清查 《三上桃峰》 事件，许石青参与过各级三个版本，当然罪孽深重，成为关注的重点。

吕梁地区、柳林县、孝义县，是编演 《三上桃峰》 的“黑窝子”。各地都相应作出了批判的部署。吕梁地区决定抽调政工干部，把涉案人员集中起来办学习班。

贾克曾经检讨自己“重用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这当然是指许石青。1940年代，许石青加入过三青团、同志会。一个学生娃，能知道什么，可就是由于历史问题，历次运动中受尽整肃。这次新账旧账一起算，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已准备好了进监狱。

办学习班，听起来很文雅，但在“文革”中，却是一个杀气腾腾的居所。一般认为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或犯了某种现行政治错误的，集中起来整治。交代问题，写检查，清洗思想，直到检查过关了，才能放出来。这其中如果遇到手腕狠一些的，“学习整顿”过程中还常常实行“群众专政”，随意体罚甚至吊打伤人。

学习班大量的时间是写检查，检查交待自己的错误事实，再对照上级精神自我批判。许石青写过多少检查，已经不可历数。历次运动，只要运动不结束，领导人不打算让你过关，你的检查永远不会被认为是“深刻、有效”的。只有运动行将结束，下一个运动开始取代眼下的运动，重新搜索整肃对象，你的检查才可能算合格，才可能随着集体一起迈进另一个运动。当年写检查，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苦难挣扎以及生存状态的存照。

由于自己没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思想感情、立场观点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害很深，根本辨别不清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以致一再为 《三上桃峰》 这株大毒草的出笼卖力效劳。特别是经过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后，又把这株大毒草搬出来自己负有极严重的责任。这是对党对人民的犯罪，我深感痛心与不安，我再次沉痛地向党向人民请罪。

许石青的检查，也是“文革”中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检讨自辱的一个典型文本。提到 《三上桃峰》，一概用“大毒草”;问世叫“出笼”;桃园经验加上修饰“臭名昭著”;凡修改 《三上桃峰》 的过失，都是“别有用心”“阴谋诡计”;交代检讨，叫做“向党和人民请罪”。这里重要的是罪人的身份，一旦沦为思想文化罪犯，所有的言行都要按照罪犯的人格习惯来规范衡量自己。对知识分子精神和思想的伤害，是“文革”最深远的罪恶。

但许石青也有自己的底线，那就是从不攀咬别人。自己的罪名再可怕，罪孽再难逃，只说自己的罪过。除了省里来指导是报章公开揭露的“罪行”，在地县这一级合作者，他从没有牵扯任何人。吕梁柳林，陷入 《三上桃峰》 这个政治漩涡的人很多，清查牵连在案的同行很多，没有人因为许石青的揭发罪加一等。

学习班结束后，许石青回了故乡孝义。也有人企图整斗这位“文化罪人”，但当时的孝义县委没有同意。县里安排许石青到一个文艺班当了艺术指导，算是给他一个避开风浪的容身之地。从此许石青远离是非，在县城的一角悄悄带他的学生，直到“文革”结束 《三上桃峰》 平反，再度出山就任吕梁晋剧团团长。孝义这个以孝、义传说得名的县份，人们说起当年的宽大为怀，禁不住还是要夸赞――孝义人好。

以攻为守，绝地反击

《三上桃峰》 在吕梁地区演出，执笔改编的还有一个李旦初。李旦初，湖南安化人，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山西吕梁，安排在地区治黄办公室。右派能写写画画，编点文艺节目，那时文化人少，吕梁要改编《三上桃峰》，听说有这么一个人物，地区就抽调了来。《三上桃峰》 最初的剧名就来自吕梁。在晋中平川是 《三下桃园》，在吕梁山，当然就“三上桃峰”了。吕梁地区各县剧团演出的，大多是地区的改编本。 贺登朝、许石青、李旦初，一起被关进了吕梁的学习班。许石青委曲求全，逆来顺受。李旦初可不是这号脾气。学习班不断加温，竭尽所能要逼出上面想要的材料来。上会再不像以前文斗，要架胳膊按脑袋，做成低头认罪的造型。折腾几次，可把李旦初惹火了。这位湖南汉子哪里受得了这个，他豁出去了：我是摘帽右派，在黄河滩治岸，和民工差不多。全部家当只有一床被子，关了我夹上被子就走，怕什么！

李旦初觉得，山西省下发的批判 《三上桃峰》资料集，分析省地县的责任时畸轻畸重，把责任往下推。他憋着一口气，要写大字报。这个挨整对象，竟敢写大字报反击，胆儿也太大了。几个小时，一份3000来字的大字报写成了。大字报分四个部分：

一、最初让改编 《三下桃园》 的是谁？

二、让重点抓好 《三上桃峰》 改编的是谁？

三、把柳林剧团调到太原演出 《三上桃峰》 的又是谁？

四、值得深思的问题。从三个方面逐条梳理，按照时间顺序，某年某月某日，省上某人如何指示，如何打电话，如何安排调动演出力量，如何评戏表彰推广――最后质问：

铁证如山，《三上桃峰》 是省文化局某些人蓄谋已久，经过精心策划、周密组织而炮制的。出笼前他们三令五申，一催再催，出笼后，他们大吹特吹，亲为至宝，精心培育;而在 《三上桃峰》 被揭发以后，他们则大推特推，企图嫁祸于人。

在大字报里李旦初还为许石青抱不平，批判材料那么多大人物不点名，偏偏点了晋中青年团区区一编导，居心何在？大字报的矛头所向，指向省一级指导指挥 《三上桃峰》 编导的高层人士。他的子弹打得不一定准，但在当时，却也不失为一种保护一班小人物的办法。的确，小小的剧团编剧，不过是政治运动中的玩偶，草木之人，只好随着政治风暴伏偃生长，为什么大风一起，又要小人物承载牺牲？你们要往哪里躲？想安生？偏不让你们安生！冲天一怒，呐喊一声，有胆识，有血性。

李旦初不笨，他打的也是批判 《三上桃峰》 的旗帜。一个 《三上桃峰》 的编剧，有什么资格批评别人。批判是中央的部署，他当然不敢反对。他也在批判，甚至要批判 《三上桃峰》 的“要害”，目标却是为自己和难兄难弟寻求保护。以攻为守，这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中国人修炼而得的一种生存智慧。

学习班的门前是一面长长的墙。50多张大字报，排了几丈长。大家都逆来顺受惯了，尤其是关起来的“黑人”。有人竟敢反击？这可是轰动小城的事件。从早到晚，看大字报的人络绎不绝，一边看一边小声议论。粮食局的大墙，一时成了集市一般。

当天，地委宣传部刘部长就把李旦初叫去了，他没有想到这个湖南人敢和他顶牛吵架。“那么多大字报叫我们低头认罪，你怎么不管？”李旦初写了两份大字报，“告诉你，我这一次大字报说的是省里，你们再不改，下一张大字报就说地区！”刘部长无奈：“叫他们马上撤回标语，你也不要再贴了。”对于一个豁出拼命的汉子，任你再骄横的权力，又能把他怎样？

学习班经历一段喧嚣宣布解散，涉事人“回原单位继续接受批判”，这是清查告一段落的冠冕堂皇的说法。1975年9月以后，再没有纠缠过 《三上桃峰》 的事。

“文革”后 《三上桃峰》 事件平反，李旦初金子终于闪光，先任吕梁高专校长，继任山西大学常务副校长，退休以后住在山大。谈起当年的豁出一拼，他手头已经遗失了大字报底稿。我去吕梁访谈，搜寻到这份宝贵的底稿，当然只能是一份油印件。当年谁谁谁摘抄、打印，姓名一一标记着。说明当年吕梁地委还是记着这一笔账。如果风向有变，李旦初能惹来多大祸事，实在难以预料。

结局

“文革”时代的检查，无非交代事实，纠正错误，提高认识、整改处理，誓不重犯这么几个块块，山西省委的检查也脱不出官制八股。山西省委文件肯定了“ 《三上桃峰》 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产物”，“省委常委多数同志看过这个戏，有的不止看过一次，有的还审查过剧本，都没有查问它的政治背景问题，没有察觉它反动的政治内容，分辨不出什么是修正主义的文艺，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把毒草当作了香花”。省委检讨了领导责任，明确了省委领导谢振华同志、省委副书记王大任同志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省文教部副部长李蒙、卢梦同志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撤销贾克党内外职务，继续审查。其他编创人员，不再追究责任。省委决心贯彻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1975）9号文件精神，“继续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批判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进一步批判 《三上桃峰》 和其他坏戏坏书，汲取教训，不断端正文艺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文革”查处，一轮又一轮。面对强加的迫害，各色人等选择了不同的应对方式，这种应对，集合成了“文革”时期国人典型的运动生存和政治生态。

躁动终于过去，一切复归沉闷。《三上桃峰》事件缓慢地落下了帷幕。

又经过一年多，“文革”结束，《三上桃峰》 获得平反。轰轰烈烈的全国大批判，大张旗鼓的平反，事件已经过去30多年，留给我们的回忆却是意味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