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思想对魏晋诗文、审美风尚之影响浅议
玄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对儒释道三者的融合与贯通。儒家贵名教，道家法自然，佛家崇静心扬善。三玄、四书、五经加上禅宗，基本上代表了整部中国思想文化史，展现的是中国文化的渊源与发展，也是我们整个华夏民族的思想积淀。“玄”字渊源于老子的《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是“道”，有玄远、深远之意，极言道之幽深微妙。因此“玄学”一词就成了研究深奥理论的专有名词，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了一门学问。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思想学术史上，魏晋玄学是不可或缺的一页。它的产生是整个汉魏社会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然而这个漫长时期的社会思潮演变史是从经学的衰落开始的。
在两汉时期，以儒学为核心的经学被统治者指定为官方教材，尊奉为官学，经学由此也成为了经典，在当时的思想学术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尤其是在汉武帝推崇独尊儒术之后，经学更是达到极盛。正因为政治上的提倡、需要以及功利上的驱使，研读学习经学，蔚然成风。有《汉书・儒林传》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1]经学成为了一统两汉思想的教科书，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地位。在政治斗争、道德规范、日常行为等各方面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它也为中华民族以后的统一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与思想基础。但自古至今，盛极必衰已成为定律。随着政治的演变，经学的热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它虽然被尊奉为正统，但也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暴露了自身的不足。
经学压抑人性，束缚了人的个性以及思想，不但排斥异类学说，独尊自大，而且自我封闭，僵固硬化。它使士人文人的思想和创造力遭到了禁锢，并且以严格的师法家学以及统治者的意志要求士人来学习研读儒家经典，使士人学者毕生的精力都用于对经学的研读与解释且不得有任何创新以及任何独立思想。文学是为政治而服务的，经学为官学，是统治者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虽然正统思想得到了暂时的统一，但它却使人们的思想走向单一。一个国家思想长久单一，就与没有思想相差无几，当然就更谈不上创造力。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思想和创造力，这个国度很快就会摇摇欲坠。到了东汉末期，政权走向没落，大一统的局面濒临破裂，经学的地位岌岌可危，加上外戚官宦专权、皇权与士族的矛盾更是动摇了封建儒学独尊的思想基础，党锢之祸加深了皇族与封建知识阶层的矛盾，士族代表更是受到严重的打击，经学随之受到冷落而走向衰落。
经学的衰落，儒术独尊地位的改变，使得文人开始寻找新的思想依托，这就促使思想由单一化开始走向多元化。到了汉魏之时，社会更加动乱，政局更加动荡不安，整个士阶层中弥漫着沉重的危机感，对士人的心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既然忠而见弃，他们便渴望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存在，于是名士风流，互相题拂，高自标置，走向了自我的感情天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士人精神上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的种种束缚松动了，重感情、重个性、重才能、重自我成了一种普遍的心理趋附于向，或慷慨悲凉，走向追求功业;或任情纵欲，走向享乐的人生;或以高洁自持，而归隐山林。”[2]儒家思想禁锢的解除，使得崇尚老庄的思想抬头，士人将所有热情都倾注到清谈玄理上来。这种崇尚老庄的思潮就是所谓的魏晋玄学，它对魏晋时期的诗文、审美风尚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玄学思想对魏晋诗文之影响
（一）玄言诗：寄言上德，托意玄珠。
玄言诗与玄学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是时代变迁与玄学思潮产生相互作用的直接产物。在玄思盛行的文坛氛围与清谈玄风的影响下，玄言诗的创作缤彩纷呈，但无论是郭璞的游仙诗、兰亭诗、僧徒诗还是平淡至味的陶潜诗，都表达出了玄言诗的最强烈的心声。
以陶潜诗歌为例，陶渊明在玄言诗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突破，使其诗歌成为魏晋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派。他的诗歌自然、真实，贴近现实生活而又充满理趣。诗歌中所表现出的玄理及人生观就是其平淡生活的写照，内容不必华彩，道理未必深刻，但却能让人感受到他心灵的宁静以及高洁的品性。正如葛晓音先生所说：“陶渊明的诗虽然也多理想化的境界，却侧重在日常生活中表现自己的人格。”[3]这就是陶渊明诗歌的独特之处，也是玄言诗歌的强烈心声，它表达了士人对人生哲理的探索，对自由宁静人生的追求。寄语哲理，托意玄珠。
（二）山水诗：山理水韵，清音绝妙。
山水诗，中国诗歌史上重要的一个诗歌体裁，是玄学思想带来的艺术与文学意蕴并重的最具价值的文学流派。
人们寄意于山水，在山水之间体悟人生，或排遣苦闷，或抒情达志。魏晋士人们因所处时代的动荡而隐居山林。他们游走于山水之间，雅集于碧水青山，竹林玄远，品阅老庄宁静安逸的生活。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第十四首云：“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4]嵇康在诗中所描述的就是老庄的生活之境，宁静自然，安逸清幽。这也是他所向往的生活，也是那个时期文人的理想境界。他们追求这样的人生，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人生就会在他们寄意山水时不自觉的把山水之姿与自我之感联系起来，融为一体，引发玄思。谢安《兰亭诗二首》其二：“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薄云罗阳景，微风翼轻航。醇醑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5]这就是人生的理想境界。士人们在山水中探悟人生，体会天地间的山之理、水之韵，使畅玄走向了山水，弹奏了一曲绝妙的山水清音。 （三）散文创作：缘情而发，玄言理趣。
玄学对散文创作的影响不亚于诗歌。众多的玄理散文如嵇康的《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等就说明了这一点。由此也可以看出，玄学思想较多的进入了散文创作。
与诗歌的实质相同，散文创作也有自身的精神所在。魏晋时期的散文创作深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而玄学的渗入，又为其增添了独特的艺术气质。这些散文从不同的角度表现着老庄思想，塑造老庄式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现实人物所具有的玄学品格，同时也正是执笔人所崇尚的、所持有的思想品格。如嵇康在《高士传》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品性，不正是对拥有高贵品性的现实人物的赞扬和对自身追求高尚玄思的认同吗？
散文创作的生命线是人的思想，思想缘于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中，社会生活情景、隐逸情趣、田园风光、山水草木等等都成了作品载体，寄托着作者的理想与情感，支撑了整个思想的流动。这即是散文，缘情而发，玄言理趣的哲理散文。
二、玄学思想对审美风尚之影响
（一） 绘画风格：立象尽意，自然传神。
玄学的产生对绘画也有重要的影响。山水画就是玄学思想的直接产物。山水本有其自身属性，然而其理趣灵性并非只是原道及山水本身所赋予的，最主要是由世人内心的情感寄托所转化而增饰的。人的审美意识与自我感觉赋予了山水精神，激发喜山爱水之感。“山水和玄理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中是相通的， 因此魏晋以降的士大夫们迷恋山水以领略玄趣， 追求与道冥合的精神境界， 这也对诗歌和绘画产生了必然的影响。由于山水形象是表达玄理的最合适的媒介， 所以山水景物大量进入诗歌和绘画之中， 使得山水诗、山水画成为言玄悟道的工具。”[6]
在魏晋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山水画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宗炳与王微。此二人在山水画作上打破了“山水难写神”的定论。宗炳秉持着形神分殊的观点，在其《画山水序》中提出：“山水以形媚道”，并以“澄怀味象”四字总结山水画的作用。王微则与之不同，他认为万物形神一体，形散而神灭，强调山水画创作要“明神将之”“心与物应”、“写山水之神”。但无论是“澄怀味象”还是“形神一体”，都在说明宗炳、王微二人在山水中体味到山水之灵性，把无形的主体之感借助有形的事物通过画作表现出来，“立其象，尽其意”，方能生动传神。
然而“传神”不仅仅表现在“象”，它同时又是一种“逸格”追求。所谓“逸格”，就“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品质与境界， 以简、淡、清、远为主要特征， 展现在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山水画中。逸格作为一种美学范畴， 贴切地表达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孜孜追求的那种清高、旷达、超脱、飘逸的生活情趣和审美理想。”[7]而这种情趣和理想，正是士人们寄托山水，与山水相偎依时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物我相溶”的境界，也即是山水画的精髓。
（二）文学审美：文以情变，淡雅高洁。
在文学的审美范式之中，最直接的不外乎“人情”。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人，表现的是人的情感、生活、经历。处在魏晋时期的社会环境中，文人寄托玄远，托迹山林，在山水之中深切感受老庄学说中所著述的哲学人生。他们将这种哲学人生与自己的遭遇相结合，指导自己的未来之路，久而久之，便使这种指导融为自己的习性，从而形成自己的人生品格。
以情趣点缀生活，以作品升华生活。文人们摆脱了世俗的烦扰，追求高雅淡泊的生活情趣，使“嘉会欣时游，豁尔畅心神。吟咏曲水濑，绿波转素鳞”[8]的闲适淡雅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这种生活情趣在作品中不断地得到体现，形成了魏晋文学一道独特文学范式，并对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使中国文学淡雅高洁的文风成为文人精神追求的极致。这种以文学表现出来的人格精神，在文学理论上也逐渐达成了共识，成为文学审美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影响着后世文学。
注释：
[2]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P284。
[3]葛晓音，《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1989年版，第153页。
[5]卫绍生，《“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中州学刊，2009年7月第4期。
[6]陈传席，《山水画与玄学》，《美学研究》，1983年04期。
[7]高毅清，《试论中国古代“逸”格山水画之境象》，《美学研究》，2002年01期。
[8]王肃之，《兰亭集二首》，转引自卢盛江《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