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诗歌体物绘景之标准

摘 要：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来说，文学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其与生活也有着同样的关系。诗歌在表现诗人主观中的现实世界时总是离不开对生活中景物的描写，然而诗歌体物绘景时就会触及诗之意象和与现实生活中的物象之间的关系，即诗歌是要照着实物摹画或是风马牛不相及抑或在似与非似之间，这其实牵涉到诗歌体物绘景的标准或原则的问题。

关键词：意象;情感;形似;神韵

作者简介：朱文霞（1983-），女，湖北荆州人，硕士，荆州长江大学文理学院人文与传媒系助教，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向的研究与教学。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有这样一段话：

欧阳文忠公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写物无隐性。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东坡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或谓：“二公所论，不以形似，当画何物？”曰：“非谓画牛做马也，但以气韵为主尔。”谢赫云：‘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雄杰’其此之谓乎？陈去非作《墨梅诗》云：“‘含章檐下春风雨造化工成秋兔毫。意得不与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后之鉴画者，如得九方皋相马法，则善美。”

葛氏对苏轼论画诗的发挥是别有可取之处的。首先，诗是对物的描绘，不应拘于形似，而应该以气韵及诗人贯于其中的情感体验为主;其次，不以形似为主，又绝不是“画牛做马”，而是要有形似之一端;最后，所谓“忘形得意”、“意得不可颜似”这正是“得意忘言”、“得鱼忘筌”之意。虽目的在于得意，在于气韵，其达意之言，传神之形还是不可无的。

《王直方诗话》又云：

文忠公《盘车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写物无隐性。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东坡作《韩翰画马图诗》云：“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又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君看赋诗者，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又云：“少陵翰墨无形画，韩翰丹青不语诗。此话此诗今已关，人间驽骥，谩争驰。”余每颂数过，殆欲常以为法也。”[4]

王直方述而不作，然而我们可以推知他以何为法。王氏是极其赞叹东坡把诗画结合而论的，诗中有画，画从何而来？当然是体物绘景。画中有诗，诗意何得而至？当然需要寓情含意。诗画一律，俱为传情达意，不可拘于形似。然而“韩生画马是真马”而不是画马为牛，形似必不可少也，其马之为真者何？概有马之真精神在。因此王氏欲得法者，一为真形似，二为有神在，王氏他之所以极许诗中有画，大概因为他认为诗画应该完全结合，体物绘景之中恰能传情达意，二者相得益彰，则巧合无垠。金代人王若虚《滹南诗话》有云：

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夫所贵于画者，为其似耳。画而不似，则如勿画。命题而赋诗，不必此诗果为何语。然则东坡之;论非欤？曰：论妙于形似之外，而非遗其形似，不窘于题，而要不失其题，如是而已耳。”[5]

东坡论画实在不单单论画，其目的亦在论诗。王若虚对苏轼的诗论主张的阐发有所失缺，牟世金先生在上面所提到的那篇文章里也引用了同样的一段话，进而评论说：“王若虚的文艺观点”虽然推崇苏轼，这里也有明显的辩护迹象，但是在这个问题是那个，到底和苏轼的基本（倾）向不同;他不是否定形似，而是极力肯定形似。”[2]王氏比牟氏所言是重形似的，“画而不似，则如勿画”，然而王氏实在又不仅重形似，“妙于形似之外”，大概有重形之外之意一层，但意又实在不在形似之外而在于形似之中，这最后一点，王若虚没有意识到。“山谷《题阳关图》云：‘渭城柳色关何时，自是行人作许悲。’夫人有意而物无情，固是矣。然《夜发分宁》云：‘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此复何理也？”[6]王若虚此问颇不知诗。物一旦被写入诗中就有情有意了，而诗之情意正在所写景物之间，其有此问故知王氏没有体会到情亦在形似之中。

明人俞（卉）《逸老堂诗话》：

少师李文贞公尝曰：“东坡竹妙而不真，息斋竹真而不妙。”盖坡公成于兔起鹘落须臾之间，而息斋所谓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者也。装以画为事者，乃如是尔。”[5]

今人见画不语先观其韵，往往以形似求之，此画工鉴耳，非古人意趣，岂可同日语哉？欧阳文忠公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苏东坡云：“作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真名言也。[5] 此为俞氏论画之语，然亦通论诗。他论画极非形似，大有只重意而不重形之嫌疑，他之用欧阳修、苏轼议论只言片语，使本来就有偏向的议论完全走向忽略形似的一面，然而诗如画一样不当体物绘景丝丝描摹却是他也认识到的，所谓：“真而不妙”便是此意。但是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对体物绘景之论就相对完善了，其曰：

东坡先生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言画贵神，诗贵韵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论也。以道和公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其论始为定，盖欲以补坡公之未备也。[5]

“神”、“韵”有其相通的一面，即其中包含的作者的思想感情。“物外形”即“神”，“画外意”即“韵”。杨氏引以道补坡论之失，与宋人引坡公诗补其失是有同工之妙的。故本人认为，坡公之诗有失的一面，然据此而称坡公不重形似只重神意，则有失公见。

综上所述，关于苏轼之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已有很多人对其加以阐述，或用坡公他诗以补此诗之不足;或用他人言论补其偏颇，或沿其习而导其源使之走向完全之端，但识者会披沙拣金，从苏轼的文论思想中洞察诗人体物状景之标准或原则。其原则为：第一、写物要有物在，写景必有景存，此求真求实，同时读者也可有兴情之契机;第二、写景状物实在不能节节为之，精雕细刻，而要写诗人观照中的景物的总体印象，第三、写景状物仅仅是一种传情达意的手段，也是达到此目的的重要途径。苏轼常常诗画并提，其《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评王维诗画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6]所谓“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正是情景相生相合而成就诗歌之意。故诗之体物绘景贵在似与不似，肖与不肖之间：似与肖，故不失其真;不似与不肖，故不失其情。

参考文献：

[1]敏泽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

[2]牟世金 雕龙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5.

[3]张少康 文心与书画乐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

[4]郭绍虞 宋诗话辑佚. 中华书局.1980.9.

[5]福葆 历代诗话续编. 中华书局.1983.9.

[6]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