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流放中转地的忧伤和期盼
宋绍圣四年（1097年）暮春，一位中年男子步履沉重地踱出湘南苏仙岭半山腰的郴州旅舍。正是夕阳西下时分，几名樵夫和牧童悠闲地哼着山歌，与他擦身而过。没有人知道，这位形容枯槁、面色憔悴的落寞长衫客就是秦观，名动天下的北宋“苏门四学士”之一。
秦观是在头年冬天被流放到此地的。当时，北宋朝堂争斗激烈，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新党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互相攻讦十余年，始终难分胜负。到绍圣三年（1096年），支持旧党的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哲宗亲政，政局瞬变。
憎恨高太后左右朝政已久的哲宗皇帝激烈推行新法、支持新党。与此同时，旧党则纷纷被流放出京：苏轼、苏辙陆续被流放后，秦观作为苏门弟子、“旧党”核心人物，亦难逃厄运。
绍圣三年冬，他先是被贬为杭州通判，而后又被御史刘拯诬告在重修《神宗实录》时，随意增损内容、诋毁先帝。于是，在去杭州途中，他又被贬至山高路远的浙西南处州任监酒税。
让被贬者在流放之路上一再辗转、迁徙，受尽山高路远的折磨，一路远行、一路贬谪，历来是政争得势者处置失败对手的传统手法。唐时李德裕在流放路上被连贬十八级，到崖州时，已经从宰相变成了县衙小吏。如此一路远行、逐级贬官，对被流放者的心理折磨远胜于直接撤职。
秦观的厄运才刚开始，在处州，他为了消愁解闷，常到佛寺中与僧人谈禅论道，“因循移病依香火，写得弥陀七万言”。岂料此举又被政敌罗织成“谒告写佛书”的罪名，48岁的秦观被削秩，并远徙郴州。削秩是将官员所有的官职、封号全部除掉，这是宋朝对士大夫最严重的惩罚之一。
桃源望断无寻处
郴州在湘东南，南岭五岭之骑田岭的北麓。“郴”字左为林，右为邑，意即“茂密山林中的一座城”。由此可见，古郴州地貌乃是湘粤交界地一处山高林密的所在。
郴州没有大江大河，故“船到郴州止”；郴州只有崇山峻岭，故“马到郴州死”；更恐怖的还是这首民谚的第三句：“人到郴州打摆子。”郴州多山地和丘陵，瘴气重、蚊蝇多、湿气大，人很容易被感染得疟疾，所以“打摆子”。这样的环境，显然是理想的流放地。
关于郴州作为流放地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史记》中。秦末天下大乱，反秦义军首领项梁立楚怀王之后熊心为王。但在灭秦后，项羽把熊心奉为虚君义帝，从彭城流放到了郴州，又悄悄命令衡山、临江王将熊心杀了。这是刘邦列举的项羽十大罪之一。现郴州尚有义帝陵。今天的郴州煤炭公司家属院内有两个华表碑，上书：“楼头有伴应归鹤，原上无人更牧羊。”
宋时，郴州依然开发尚少，山姿水色壮美秀丽。春风得意的官员经过此地，自然有“踏平坎坷成大道”的雄心壮志，更有“无限风光在险峰”的美好憧憬，但对于被贬谪至此的官员而言，就难有此种心境了。
对于秦观而言，要从山高林密、地处浙西南的处州前往烟瘴之地郴州，是无法想象的遥远旅途。此时的郴州依然是“南蛮之地”，是被朝廷逐贬去南方边陲的官员的必经之路。
大路至此已尽，大小贬官到郴州都得舍船下马，徒步跋山涉水。旅途遥遥，前途渺渺，不幸际遇及艰辛旅程，不免使人心怀凄苦离愁。
秦观的《踏莎行・郴州旅舍》，正是其当时处境、心境的真实写照。在1097年暮春的客栈前，在料峭的春寒中，他看见孤独的馆舍，于孤灯豆影下写就了千古绝唱《踏莎行・郴州旅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残阳树。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据说，苏轼极喜“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两句，还书之于扇。
人共楚天俱远
秦观故乡在高邮，他青年时期经常到百余里外的扬州游览。在此后的漫游经历中，他时常会追忆扬州美景，如《梦扬州》：“佳会阻，离情正乱，频梦扬州。”但自从身遭贬谪、流放之后，秦观词内的故乡则变成了天涯游子热切盼望的精神家园。
他在《阮郎归》中写道：“乡梦断，旅孤魂，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写这首词时正值除夕之夜，秦观独宿于郴州旅舍。
他又在《如梦令》词中，追忆妻子在别离时分“妆粉乱红沾袖”的凄苦，遥想她于别后“玉销花瘦”的憔悴之态，感叹：“肠断，肠断。人共楚天俱远。”
忧伤之余，秦观只得将期盼寄托于虚幻的“桃源”，“桃源望断无寻处”，“桃源路欲回双桨”，尽管如此，他总是在词中极力描摹“桃源”的景色，如：“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
他对“桃源”的向往和追寻，不过是要在冷酷的现实世界里觅得悠远宁静的精神家园，最终获得心灵的慰藉。而这点有限的期盼，终究不过是满腹不平和愁绪的附属品：郴州很可能不是他流放之路的终点。
这关乎郴州地理位置的另一特点。尽管山高林密，尽管水路至此到尽头，但它同时也是湖南、湖北与岭南地区往来的交通要道，“扼湖广之咽喉，处三省之边界”。
从地理上来看，郴州以骑田岭、折岭分二水，两岭不同天，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华中气候和华南气候的重要分界区。故而，它是湘粤路上往来的一个交通节点，却远非真正的末端。
郴州的地理优势从今日郴州的现状也可看出：虽然直到1936年才通铁路，但短短几十年，郴州发展迅速，如今又有京珠高速、京广线经过，乃是交通大动脉的重要节点。它连接湘粤，以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营造了别样的旅游环境，成为“湘东南明珠”。
古人未尝不明白这一点，所以自楚怀王之后，真正流放至郴州落脚的官员并不太多。在秦观之前，韩愈、杜甫、周敦颐等先辈，也曾在流放路上经过此处，但都只是经过而已。
在短暂停留之后，他们都被流放到了更遥远的岭南乃至海南岛（崖州）。此前，与秦观亦师亦友的苏轼，也经过郴州后去了岭南的惠阳（惠州）。
秦观果然也只是郴州的过客。在郴州尚未安顿，他又被移至横州（今广西横县）编管。在宋代，被“编管”意味着官员已不仅仅是贬谪，而是无限接近于犯官：他们被送到指定地区接受管制。 仅仅一年后，秦观又被移到雷州编管。雷州与海南岛隔海相望，乃是接近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天涯海角。而此时，苏轼也遭再贬，从惠州去了更遥远的海南儋州，两人相距并不远。
师生二人沦落天涯，隔海相望却不得相见，又眼望离京师越来越远，归乡无期，于是各自写下了墓志与挽词，准备客死异乡。
秦观的《自作挽词》云：“婴衅徙穷荒，茹哀与世辞。官来录我橐，吏来验我尸。藤束木皮棺，槁葬路傍陂。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昔忝柱下史，通籍黄金闺。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
“荼毒复荼毒，彼苍哪得知”的深冤无告，“无人设薄奠，谁与饭黄缁。亦无挽歌者，空有挽歌辞”的彻骨苍凉，让一代才子的内心完全绝望。实乃道尽心中凄苦，叫人心生悲惋。
但转机又来得如此之快。秦观到雷州一年后，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政坛局势变动，迁臣多被召回，秦观也再次被任命为宣德郎。
官不过正字，年不登下寿
于是，怀着东山再起的喜悦，秦观赶回京城。与此同时，苏轼也踏上了自儋州返京之路。有生之年有望再度聚首京城，两人都不胜欣喜。
然而，走到藤州（今广西藤县）时，51岁的秦观忽然中暑倒地，在畅饮家人递上的一罐水后，含笑而死。
大喜之后的大悲接踵而至，苏轼终究未能再见秦观，于是失声痛哭，特地为秦观的《踏莎行・郴州旅舍》写下跋语：“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同时期的张文潜也作《祭秦少游文》云：“呜呼！官不过正字，年不登下寿。间关忧患，横得骂诟。窜身瘴海，卒仆荒陋。”
苏轼自己同样也没能回到京城，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八月二十四日去世于北归路上的常州。
秦观这位过客，还是在郴州留下了遗迹。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郴州知军邹恭，请大书法家米芾亲笔书写秦观词和苏东坡的跋语，由能工巧匠雕刻在苏仙岭白鹿洞旁边的摩崖石壁上。此石刻因有少游词、东坡跋、米芾书，被当地人称为“三绝碑”。
1960年3月，毛泽东莅湘，在长沙市南郊大托铺车站的专列上接见了湖南省地方政要。当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当即饶有兴致地讲起了“三绝碑”的典故，赞叹《踏莎行・郴州旅舍》把知识分子报国无门的悲凉心情描绘得淋漓尽致。
1965年3月，时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陪同下，叩访三绝碑。陶铸同样能诗善文，吟读《踏莎行・郴州旅舍》之后诗兴勃发，步秦词原韵填《踏莎行》一首：“翠滴田畴，绿漫溪渡，桃源今在寻常处。英雄便是活神仙，高歌唱出花千树。桥跃飞虹，渠飘束素，山川新意无重数。郴江北向莫辞劳，风光载得京华去。”
陶铸的词，步秦词原韵而反秦观词意，意气风发，与秦词的满怀愁绪形成鲜明对照。陶铸填这首词时，官职类似于宋时的副宰相；秦观写这首词时却是朝廷排挤打击的对象，被列为“余官之首”，贬谪郴州。
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地位不同、遭遇不同，面对同样的山光水色，便有不同的心境。只是，这两首词的作者的结局却有相似之处。离开郴州后，陶铸就被政治风暴卷进了生命的严冬，于1969年失势后不久即被政敌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