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祥林嫂、德国人及历史灾难
搬家整理图书，发现书柜一角平摊着四本书：君特・格拉斯的《蟹行》、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无命运的人生》、马丁・瓦尔泽的《迸涌的流泉》和收有他们三人各一篇演讲（或访谈）的名家散文集《布拉格一瞥》。蓦然想起，几年前把它们集在一起是准备对照着写一篇稿子，谈谈如何对待灾难历史的，可一直无暇动笔。此刻我想重拾这个主题。
德国人对纳粹罪行的深刻反思，是醒悟了的德国人自己进行的。这是这个民族的优秀之处和受世人尊敬之点。作为德国同胞的瓦尔泽（们）偏偏视犹太人的控诉为祥林嫂的“碎烦”而加以鄙视。伟大的鲁迅是无限同情祥林嫂的。他描写祥林嫂的受鄙夷，是要从更深程度上揭示其悲剧的沉重。瓦尔泽对犹太人的态度正好站到了鲁迅抨击的标靶上。
可犹太人终究不是祥林嫂。他们为洗清耻辱、独立于世，坚忍不拔地做了卓有成效的奋斗。不是他们满世界追捕“最后解决”之元凶艾希曼，很可能奥斯威辛真相不会被揭露得如此透彻。正因犹太人的自强不息，才引来了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双膝下跪――这一个震动全球的举动！
而这位获得书业和平奖的瓦尔泽先生还在演说中喋喋不休这句话：“奥斯威辛并不适合作为随时用来恫吓别人的工具，或者道德大棒。”很自然地，他受到了他的同胞们的严正批评――“德国很多人攻击我是‘反犹分子’，社会舆论压力很大，我的一些好朋友也发表文章攻击我。当时我的确觉得很为难，所以萌生过这样的想法，还不如离开德国算了。”
另一个奇怪是，在以写奥斯维辛起家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无命运的人生》里，我竟看不到意想中的残酷与灾难。在主人公、十四岁的犹太少年柯韦什・久尔吉眼里，集中营里很自然，尽管环境恶劣，却并非没有快活时光。初读时好生疑惑：这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吗？但转而想到自己在日寇侵华，与父亲失散，随母亲――躺在由两名脚夫抬着走的“眠篮”里――逃难时光，不是亦有过类似的感觉：不必在妈妈的督促下吃力地认字，在“眠篮”里晃荡着到处“游玩”。看母亲每到一处，就用粉笔在凉亭石柱上、在光秃的树干上到处书写“亚西（我爸爸的名字），你在哪里？”觉得非常好玩……但一个小孩子眼里的“快活”和“好玩”，绝不表示集中营和逃难的“幸福”;正相反，从另一角度显示出更深的苦难。你看过由导演罗伯托・贝尼尼自编自演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吗？那种轻松和幽默是否透露出更深沉的悲哀！
凯尔泰斯・伊姆雷在诺奖获奖演讲时无比沉重地说：“奥斯威辛真正的问题是――它确实发生了！这是一个无论处于最好的还是最坏的愿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又说，“在奥斯威辛之后一切想抹杀和否认奥斯威辛的东西都是徒劳的。在我的作品中，种族大屠杀从来没有以过去时态出现过。”“我考虑奥斯威辛时……我想到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
同为有良知的大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跟马丁・瓦尔泽的言说针锋相对。究其原因，我想不外乎纳粹行伍出身的瓦尔泽既不是犹太人也未曾遭受过希特勒的磨难，加上同情心缺乏，无法体会到十四五岁就被抓进奥斯威辛的凯尔泰斯的痛楚。就像那个追随斯大林的“存在主义”左派哲学大师让-保尔・萨特，硬要闭着眼珠否认古拉格群岛的存在一样！
相比之下，我最欣赏的诺奖得主（没有之一）君特・格拉斯的《蟹行》，对犹太人与德国人的历史纠结阐述得最为透彻。这部12万言的小说，越过奥斯威辛，畅述了德国人的灾难：一个叫维廉・古斯特洛夫的纳粹党头子，于1936年被犹太学生大卫・法兰克福刺杀而成为英雄。希特勒下令用他的名字命名一艘新造的万吨轮船。1945年苏军大反攻，德国难民及德军万余人乘“古斯特洛夫号”溃逃时被苏联潜艇“S-13号”的鱼雷击沉，造成史上最大海难。对此事，战后东、西德国都讳莫如深。海难幸存者图拉在救生艇上产下的儿子保尔，成年后到西德做了记者结婚生子。偶然发现一个新纳粹分子的个人网页上频频出现的反犹分子“维廉”，竟是自己的儿子康尼。他在既是斯大林信徒又是古斯特洛夫粉丝的祖母图拉深度影响下，拿“古斯特洛夫号”说事，抹去前因后故，攻击“S-13号”潜艇是杀害德国难民的凶手，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恰似当今日本人不讲皇军的野蛮侵略，而把“广岛原爆”孤立地拎出来向全世界诉说自己的苦难，好像日本才是被侵略的受害国！）。一天，他把网友“大卫”诱骗出来加以枪杀，就像60年前大卫・法兰克福刺杀维廉・古斯特洛夫一样，因为网友“大卫”憎恨纳粹的历史罪行。在法庭上杀人者解说杀人的理由时，60年前，大卫说：“因为我是犹太人。”60年后，康尼说：“因为我是德国人。”
在下在此不想多嘴了，此种深刻含义，各位自己体会去吧。我只想说一句：这种悲剧的产生，该不是马丁・瓦尔泽们所憎恶的犹太人的“控诉纳粹罪行”造成的吧！
君特・格拉斯深知历史灾难对人心理的影响。他在回答其作品的中文译者蔡鸿君的提问时说：“在德国，即使是一些年轻作家，过了一些时间，他们也会发现又触及到了他们祖父那一辈的踪迹，这是一段相对来说不算长的12年纳粹统治时期，但它的后果一直延伸到上世纪末，并且将会延续下去。……这个主题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有些人总是说，我们应该关注现实，不要再纠缠历史，从‘零点’重新开始。可是过不了几个月，纳粹时期的历史又浮出了水面，让人面对，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过程。”这就暗合了凯尔泰斯・伊姆雷所言：“我考虑奥斯威辛时……我想到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