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波叛逆意识中的东方思维与幻想

摘 要：天赋诗才的兰波并非西方诗歌传统的坚定捍卫者，恰恰相反，他的思想和行为充满了对社会传统和秩序的叛逆，离家出走、参与街垒战斗、研究共产主义政体、同性恋感情、弃文从商等等显示了他不羁的精神追求和焦灼寻觅的心路历程。也正因此，在兰波构建的诗歌国度里同样充满着对西方传统的叛逆色彩。失望于西方社会的他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东方，其诗歌创作中的通灵和炼金术思想，基督教与佛性理念，绘画拼贴中的主客体共鸣，以及从玄秘作品中汲取灵感……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兰波叛逆意识中的东方思维和追求，也正是这种东方色彩使得诗人的创作能在西方十九世纪诗坛脱颖而出，同时也赋予了诗人以现代性和世界意义。 关键词：兰波；叛逆意识；东方想象；世界性

兰波诗作在现代社会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和重视，在中国也引起众多人的吟诵、共鸣、喜爱和追捧。可以说这位19世纪的诗人超越时空，跨越时代，在今天还有如此魅力和影响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从传统角度来说，是人们发现了兰波的天赋才华。但在天才诗人当中兰波并不具有普遍性，无疑他是唯一的，难以复制的！但是天才不是唯一的理由，今天能引起现代人类共鸣，并被东西方人们共同接受的原因不仅仅是他的天才，而是包含天才之外的因素。

一 漂泊者家园梦的东方指向

兰波生活于一个动荡不堪的时代。1848年爆发的欧洲革命浪潮席卷法国，使得19世纪的法国社会动荡加剧。社会的动荡导致传统价值观被颠覆，人们信仰缺失。时代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诗人的成长。长期以来，兰波就一直在逃避现实。“身陷庸俗乏味、恶毒及毫无生气的气氛之中，我要死了，我已开始腐烂变质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还是更喜欢不受约束的自由”①，“我期盼着温暖的阳光、无限的漫步，期盼着休息、旅行、冒险、四处漂泊”②。失望于西方社会的兰波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东方。

相对于西方世界，反抗成为兰波的精神标签，天才诗人在诗歌国度努力建构着对传统的叛逆。传统的东方想象建构了一个富庶、和谐、宁静的对象，而兰波所寻找的正是一种和谐的精神家园，他这一生都在寻找。天才诗人的反复出走，乃至弃文从商之后的苏门答腊岛、塞浦路斯、亚丁以及北非之行，组织探险、贩运军火等等，可以说这构成现代意义上的兰波传说。而在诗人的东方之行中，兰波的面前“东方所特有的繁华即丰富多彩的景象呈现在眼前。各个民族的人融为一体，有索马里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这正是兰波在《彩图集》里所想象的城市”③。兰波融入其中并感受到东方文化的魅力与独特。为此诗人还重新认识到，“至于西方人所嘲弄的黑人，他要为他们正名，黑人是无辜的，他们身上没有错，甚至连原罪都没有”。而“那些他在伦敦见到的黑人，那些在当时世界展览会被人当牲畜展示的野蛮人，他本人就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④。

在兰波传说当中，东方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不仅给予兰波新的希望和财富的梦想，同时还给予诗人一个叛逆不羁、充满冒险挑战的生命。痴迷于东方世界的兰波甚至曾经还想去印度、中国、日本作长途旅行。哪怕是在病情日益恶化时还试图最后一搏，动身去东方，结果刚到马赛就再次住进了医院。心犹不甘的兰波在去世前一天还口授一封写给法国邮船公司总经理的信件，要求把他送上下一艘开往亚丁的轮船。信件的最后一句“我完全瘫痪了，因此我想能早点登船。请告诉我几点钟应把我抬到船上去”。⑤

落后而神秘，富有而和谐的东方构成了兰波心目中有别于西方的一种客观存在和主观想象，乃至成为诗人逃离传统的希望所在。

二 通灵者的东方元素

在致伊藏巴尔的信件中，兰波提到“我要做一个诗人，并且努力使我成为通灵者”。⑥在致德莫尼的信件中他更是强调“必须成为通灵者，必须使自己成为通灵者”。怎样成为通灵者？兰波解释道，“诗人通过长期、广泛和经过推理思考过程，打乱所有的感觉意识，使自己成为通灵者。包括一切形式的爱、痛苦、疯狂；他亲自去寻找自身，他在他自身排尽一切毒素，以求保留精髓。在不可言喻的痛苦的折磨下，他要保持全部信念，全部超越于人的力量，他要成为一切人中最伟大的病人，伟大的罪人，伟大的被诅咒的人，无比崇高的博学的科学家！因为他要深入到不可知！他培育他的心灵，使之丰满富足，比任何人都要丰满富足！他进入不可知境界，这时，他在迷狂状态下，失去对他所见景象的理解力，真正有所见的，真正看到他的幻象！”⑦兰波认为诗人就是要研究、探索、培育自己的灵魂，要想方设法使诗人的心灵发挥到极致。他还指出内省、主观的浪漫派诗人就是通灵者。由此可见诗人的通灵思想可以溯源于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的灵感说或迷狂说，同时19世纪欧美兴起的神秘主义思潮和灵学研究无疑也启发了兰波，它们针对神秘的招魂术、心灵感应、意念致动、先知先觉等进行解释和研究。尤其是神秘主义思潮颠覆传统，反对基督教观念，对东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也揭示出了一种对中世纪神学与中世纪对人和宇宙之观念的强烈不满，和一种对我们可称作‘地方性’文明，即纯西方文明的反感，以及一种对普遍救世的、超历史的、‘神话般’宗教的渴念。”⑧相对于西方社会的传统理性空间，兰波的通灵思想本就是一种挑战。

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认为兰波的通灵者就是先知，预言者，诗人就是要追寻一种非寻常的陌生化存在。⑨而无论是通灵者，还是先知、预言者的提法都具有鲜明的东方色彩：先知预言者源自于东方的犹太教，关于通灵则契合源自东方的吉普赛民族古老的通灵术和预言术。在诗作《感觉》中，兰波写道：“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无尽的爱却涌入我的灵魂，我将远去，到很远的地方，就像波西米亚人，顺从自然快乐得如同身边有位女郎。”⑩兰波渴望身心的解放，盼望着能像自由、神秘的波西米亚人一样到各地去浪游远行，无拘无束。

不仅如此，东方的宗教也主张通灵。佛教就主张通过修炼来获得“通灵”，认为只要修得摩尼珠，就不仅可以通灵，还能通佛、通仙、通神，达到神与物游，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主观的、内省的东方的宗教思维无疑同样契合兰波的通灵意识。兰波自诩为通灵者，数次强调诗人要成为通灵者，要与自己的灵魂对话，预言社会、生活和未来。兰波的通灵就是要求诗人要摆脱传统秩序和理性经验，赋予诗歌现代的特性：以陌生化、超越性、颠覆性、感官化以及幻象化等为特征，从而建构具有新的思维和语言的现代诗歌。显然，当兰波张扬自己的叛逆意识而变革法国传统诗歌的时候，他重要的“通灵”主张就是借助于外来的思想，并且具有典型东方因素。 三 炼金术的东方渊源

炼金术最早产生于东方世界，起源于古代埃及和中国。它在中国古代叫炼丹术，兴起于中国先秦时期，随阿拉伯而传入欧洲，成为西方炼金术的鼻祖，深刻影响到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尽管“炼金术者”兰波“我能变出黄金，引来起死回生的药石”B11。但这并非兰波所说的炼金术，前者是客观的、物理的炼金术，而兰波想开创的却是一种非物质的、言语的炼金术，或者说是一种诗歌的语言魔术。

在《言语炼金术》里兰波提到：“我规定了每一个子音的形式和变化，不是吹嘘，我认为我利用本能的节奏还发明了一整套诗的语言，这种诗的语言迟早有一天可直接诉诸感官意识。”B12显然诗人的通灵意识也改变了他对诗歌语言形式的运用。兰波认识到不仅诗人而且诗歌本身都必须经历由内而外的改造以求新生和自由。诗人要熔铸诗歌新的技巧、修辞、语言词汇，要把文学从传统的理性、秩序、经验和语言传统当中解脱出来。也许从这个意义上，炼金术这个来自于东方世界的神秘词汇打动了兰波，毕竟两者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他要在语言的炼金炉中获得更高一级的，有别于源物质的、更新的收获。

对此，弗里德里希解释道：“诗歌与魔术及炼金术相接近的观点自18世纪以来就相当普遍。对此当然不能按其字面意思理解。但是对于这种近似需要严肃看待的是，它在诗歌行为看到了与魔术和炼金术操作相契合之处，后者希望通过使用一种神秘的物质让低等的金属转化为黄金。这样一种类比频频被人提出，直到今天都被现代诗人提及，这属于现代特有的倾向，即将诗歌置于智识和复古的神秘魔术之间的张力。”B13可见，无论是古代的，还是兰波口中的炼金术，这两者无疑都具有试图改变原初的存在，超越现状的特征。所以“我发明了母音的色彩！A黑，E白，I红，O蓝，U绿。”B14 “元音，终有一天我要道破你们隐秘的身世。”B15兰波认为语言就是观念，“这种语言，综合了芳香、音响、色彩，概括一切，可以把思想和思想连接起来，又引出思想，这种语言将使心灵与心灵呼应想通。”B16兰波力图在诗歌意象和语言的绘画般拼贴重组中，并且在人的五官感觉调动下来重塑言语的自由，重构言语的所指，以求在另一种层面引起新奇的感受，变寻常为非常，化常规为变例，从而获得诗歌语言新的意义，以求对传统的变革创新。

人类语言是丰富而多义的，既具无限性又具有限性。从现代意义上来看，言语的名与实，能指与所指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往往言语难以穷尽人类所有的智识和感觉，正如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提出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B17。正是因为言语的局限性，兰波大胆地革新求变，在跳跃拼贴组合中追求诗歌言语的万花筒式的嬗变，希望探究言语新的内涵和更丰富的对应性关联。

正是在通灵思想的主张下，诗歌形式也要于此进行适应性变化和发展。所以，聚合、熔铸并改变，是炼金术的追求，兰波言语的炼金术要求也同样如此。

四 基督教与东方宗教思维

显然在社会变动当中，基督教并没有成功地成为凝聚人们传统信仰的诺亚方舟，反而在这一变动中沦丧为被质疑、被批判、被消解的对象。尤其是在那些对社会不满的人群中，基督教悲哀地发现自身也成为了被抛弃的他者。“我从来不是基督徒；我属于肉刑鞭挞下引吭高歌的那个族类”B22；但是对基督教的不满并不妨碍诗人对东方宗教的了解、认识或接受。诗人在亚丁的时候，“无论是清晨还是晚上，他都在听附近清真寺的穆安津召唤信徒们的喊声，而且像他父亲以前那样去读可兰经。他在哈勒尔的时候，就曾买过一本法文版的可兰经，然后和阿拉伯文版的对照着看。”B23他甚至还找人刻了一只伊斯兰名字的印章，上面写着 “阿卜杜拉・兰波”。而除了伊斯兰教，我们还可以在诗人的作品中发现众多的佛教因素。

《地狱一季》诗人如同但丁一样历经苦难和拯救，他在生活的宴饮中自甘堕落，拒绝美，反对正义，闷死人类全部希望，召来种种灾祸，然后被打下地狱，历经种种劫难寻求自我的救赎。这种追求恰恰体现了兰波的叛逆思想中的忧患意识、牺牲精神以及责任感、使命感和神圣感。

五 东方意识与现代性、世界性

他不羁的叛逆天性和东方色彩赋予他现代意义，不仅他的人生是一曲现代诗歌，而且他的诗作更是成为现代经典。他被视为象征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之一，甚至被推崇为“第一位朋克诗人”和“垮掉派先驱”，深深影响到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文学。兰波，成为欧美现代诗坛不容忽视的名字。但是诗人的这种盛名和影响力如果缺失了东方因素的话，那么他就仅仅是一个19世纪的法国诗人，而非现代诗人，也不会成为世界诗人。可以说，正是其思想和创作中鲜明的东方色彩使之被打上了现代性和世界性的标签，也才能够受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现代人类愈来愈多的重视。 就像19世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摒弃了传统观念而反观内心主体世界，视自然为审美对象，歌颂自然，以自然之美反照现实之丑。在兰波的通灵者思想当中，正是以浪漫派诗人为通灵者。这种对话自我，心与物通，追求灵魂和谐的文学创变可以说是西方社会借鉴东方文化传统，弥补自身缺失以自救自赎的一种表现。

在这一变革中，兰波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痴迷于东方世界，以致人们曾推想兰波关注过东方哲学并做过研究。而兰波自己也毫不隐晦地表现出他的思想和选择。如在《神秘》一诗中，兰波写道：“草地放出火焰漫过圆顶山山头。左侧山脊肥沃土地上战争、屠杀正在肆虐，灾祸发出喧声沿着那条曲线四向扩散。山脊右侧后面，是东方，是进步的路线。”B24山脊的左右两侧象征了东西不同的世界，一边是灾难和屠杀，一边是进步的路线。诗人还明确指出“我要返回东方，回归初始的永恒的智慧”B25。“你在西方，可以自由迁居去你的东方，你要它多古老就有多古老，随你去。”B26而整个《地狱一季》长诗则运用了象征的手法和佛教中关于毁灭与重生的宗教观念。

由此可见，兰波的东方思维和东方想象并非作家心血来潮的无心插柳，而是诗人有意识的选择。正是这种选择赋予诗人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力量，使之能在今天仍然显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注释：

⑧[美]米尔希・埃利亚德：《神秘主义、巫术与文化风尚》，宋立道、鲁奇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