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局限的内审
摘 要：莫言小说中对人性内在限度的反思历来显著而犀利。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反思有着人性思想史维度的意义。这其中蕴含着力图超越儒家传统对人性审视的限度，在人性光明理想的展望下深入挖掘与反省人性潜在的自在之恶，对人性有着更透彻的领悟与反思。
关键词：莫言小说 人的内审 传统人性观照范式反思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等小说中，莫言对人性的犀利审视就初露锋芒，那时的莫言已经反省了对外部因素的归咎，直面人性自身之恶。莫言这一内审化的人性反思视角相比较当时新时期的伤痕、反思与改革文学作品中还习惯性地将人性中的恶归因于客观社会的、政治的因素而言，有着一种客观化的反拨诉求。莫言曾经对此明确反思道：“涉及很多历史问题时，我们过去总是要把枪口对外，把一切的灾难都推给某个人，某一个阶级，某一个阶层，把一切的错误都委于他人，实际上也是不对的。”{5}正如莫言在《白杨林里的战斗》中，借黑衣人之口对这种客观推脱犀利地批判道：“真正的愚蠢是委过于他人，委过于社会。”{6}应该说，这一思考从人性思想史的维度上来观照也颇具意义。
尽管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并不乏对人性负面的反省，但在整体上力求达到“内圣外王”的诉求下，对人性之恶的审视，“对生命的昏暗与人世的缺陷，只做间接的映衬与侧面的影射”{7}。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史论》中指出，孟子将人性中的不良因素归结于外部客观环境的影响：“孟子非常重视环境对于一般人的影响。心虽然是善的，但若无适当的环境，则就一般人而论，心的‘思’的作用发挥不出来，便失掉了心的自主性。”{8}“在孟子看，恶是后起的，是环境的产物，即‘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的物，也是外在的环境;所以孟子重视改造环境，及在环境中的存养。”{9}殷海光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则更犀利地指出：“儒家在道德思想中所表现的，对现实人生的种种罪恶，始终未能一刀切入，有较深刻的剖析。”{10}因而从中国传统儒家的人性文化语境考量，莫言的人性思想有着一定的深化性，因为莫言在人性光明的终极理想下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人性反思。
因而“幽暗意识”不是对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性恶论”观照人性的简单横向移植，而是汲取了基督教对人性潜在的恶的警醒与抵制的精神向度。正如黎鸣先生在《问人性》中指出的，诸如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主张人性本恶观念的宗教情感中，表现出激烈、超越、执着的抗恶精神”{14}。而张灏先生同时结合儒家对生存的忧患意识，立足于人的理想化生存维度，跨域对比中西文化起点的人性假设的各自优势而提出了该概念。应该说，“幽暗意识”的归结点是在生存的道德理想之下完成人性的自我完善。它并非要求导向超验的上帝，而是力图超越儒家传统对人性审视的限度，对此有更纵深透彻的反省与领悟，不对人性中潜在的恶持有廉价乐观的人生态度，有着对人性潜在的自在之恶的时时警醒与反思。
在某种程度上，“幽暗意识”调整了中国传统文化判断人性的一般思考范式，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客观外在的推诿，从人性的自身局限进行深入质询，进而达到对人性内在洞察的视角。从某种程度而言，莫言对人性内在局限的思考也正体现了这样一种观照眼光。莫言在这种眼光的洞察下，勇于面对人性的残酷，揭橥出人自身的恶性。而这种观照的背后也体现着一种“悲悯”的主体立场。莫言认为，小悲悯同情小善，演绎一种赞誉善人善事的普范化道德立场;但是大悲悯体现作家追求齐视善恶后的一种超越化眼光，不仅抚恤良善，同样并不回避罪恶与肮脏。{15}
正是在直视“罪恶与肮脏”的人性内审观照下，莫言在作品中尤为深入肌理地剖析了刑罚与暴力场景中残忍的人性结构。《檀香刑》是一部反思负面人性的集大成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莫言对人性之恶勘探的深度，也为当代文学贡献了“看客”“刽子手”的经典形象。我们知道，在看客的人性反思上莫言与鲁迅先生的国民性反思是一脉相承的;而同时对刽子手人性的观照，莫言又拓进了人性审视的疆界。
在《檀香刑》里，刽子手赵姥姥对害命谋财的美丽妓女处以极刑“凌迟”的时候，围观的看客们争先恐后去围观，上演了万人空巷、被踩踏者甚多的“壮丽景观”。 看客对这种惨烈血腥的场面如痴如醉，甚至于刽子手的表演不符合看客的期待标准，看客们还会对其发泄私愤。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曾以一些史实案例说明民众在观刑过程中并非被动地接受盲从，也有自身尺度评判的依循。比如一个案例中，“阿维农的一名刽子手把三名强悍的强盗搞得过分痛苦，欲死不能……围观者群情激奋，斥责刽子手”{16}，观刑的民众会对量刑的不公或是刽子手在施刑中产生的虐待有着足够的警醒，甚至民众认为超过律法所制定的惩罚阀限后会酿成民愤与暴动。而莫言笔下的看客中却鲜有保持这种良知准则和底线的。《生死疲劳》毒打西门牛的一节，正入木三分地刻画了看客们邪恶的内心： 牛身上，鞭痕纵横交叉，终于渗出血迹。鞭梢沽了血，打出来的声音更加清脆，打下去的力道更加凶狠，你的脊梁、肚腹，犹如剁肉的案板，血肉模糊。从他们打你时，我的眼泪就开始流淌，我哭喊着，哀求着，想扑上去救你，想伏在你的背上，分担你的痛苦，但我的双臂，被云集在此看热闹的人紧紧拽住，他们忍受着我脚踢、牙啃的痛苦，不放松我，他们要看这流血的悲剧。我不明白，这些善良乡亲，这些叔叔大爷，这些大哥大嫂，这些小孩子们，为什么都变得这样心如铁石……{17}
在190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代表作《你往何处去》中，对看客嗜血残暴的揭示与此也有着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呼应。该小说里，在君主尼禄当政的罗马时代，在罗马广场上演着猎杀被易装成动物的囚犯以及上演着“火刑柱”的“观光晚会”。罗马的看客们一面雍容自在地品尝着点心水酒，一面贪婪兴奋地对残酷异常的屠杀品头论足。显克微支与莫言对于看客们残酷内心世界共同的深入揭示而构成的跨越时空相互呼应的人性反思可以表明：莫言在作品中对人性幽微的洞视，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整个人类幽暗潜质的揭橥与剖视。曾有外国记者在阅读莫言的作品后追问，是不是中国的民众特别残忍，莫言对此回答说：“人类的残酷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无论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和善的一个民族，他们灵魂深处都隐藏着残忍的一面。”{18}
而在对刽子手形象的人性观照上，莫言在《红高粱》中曾刻画过在日军胁迫下对罗汉大叔进行“剥皮”的刽子手杨四。执刑之后的杨四最终发疯了，他的发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其良心未泯的佐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酷刑造成一种同构的精神伤害，永久地标志出受害者和加害者。酷刑不仅毁了受害者，也毁了加害者，为了杀害受害者的自我，加害者必须杀死自己的灵魂。”{19}而在《檀香刑》中，刽子手赵甲却以杀人如麻与酷刑的发明为荣。在《酒国》中，残杀人类与动物的刽子手形象则以非常隐匿而正当的“厨师”身份出现。在酒国的驴街中，酒国女厨师不仅在尚未咽气的动物身上活取“蹄子”，厨师们更是将野史记载中唐人张昌宗虐食活驴的残酷发明全面地在现代化的餐馆中予以应用。在“肉孩”一节中，莫言更是以充满张力的语言折射出了背后的“难以承载之重”。“岳母”在传授烹饪肉孩的课堂上反复强调道：
你们千万不要忘记，这只是人形小兽，她的话犹未尽，担架上的人形小兽就打了一个滚……他的圆圆的、胖嘟嘟的、红扑扑的小脸正好侧对着学员们。……我们分明看到这是一个美丽、健康的小男孩。{20}
莫言用轻盈洒满母性光辉的话语来描写肉孩的天真憨态，以及让众人的喜不自胜来解构掩人耳目的虚妄话语的自欺欺人。一面是掩盖吃人真相的“人形小兽”的心理暗示;一面分明是纯洁可爱孩子的憨态可掬，这背后隐匿着的血腥与残暴构成了一股强大的语义张力。莫言对人性中被残暴侵蚀的一面以陌生化、间离性的语言来表述，唯有细细咀嚼，才能品味出背后弥漫出的让人寒心不已的苦涩和难以承受的心灵剧痛。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罪恶一幕则是体现在酒国人烹煮肉孩的精密化的“发明”上。在温和的酒精麻醉下，肉孩在醉生梦死的酣睡中被人烹饪，从而制造出了造型美观自然、风味异常独特的大菜“麒麟送子”。
{4} 莫言：《我的文学历程――2006年9月第十七届亚洲文化大奖福冈市民论坛的讲演》，《莫言讲演新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5} 莫言：《我的文学经验：历史与语言》，《名作欣赏》2011年第10期。
{8}{9}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3》，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第176页。
{14} 黎鸣：《问人性》（上册），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