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蓬蒿 2014年5期

李大亮应该是我们这一伙人中的牛角色，说话、办事，做生意，都是有板有眼，就是大家都不怎么在意的头发，也是光亮有型。出门进门，手里拿一个手包，一般时候在胳膊底下夹着。请大家吃饭，要从那个手包里拿出另一个皮夹子，抻出一摞钱，努一下嘴，给一个小妹。然后，喊――我要发票。

小妹把发票拿来，送到眼前，说，要发票就不能打折。

大亮不在乎，一张一张地刮发票的开奖处。有的发票开奖的地方有一层锡箔似的东西，刮不透，大亮就摘下挂在腰间的钥匙，很耐心地刮，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大多数时候什么也刮不到。大亮便骂一句，今个手气不好，不适宜打麻将。骂完晃一晃脑袋。

大亮刮发票是他在饭后的保留节目，谁都知道，也就不十分计较。谁让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物呢。从同学聚会到一般般的小饭局，差不多都是他结账。大亮坐着一把行长的椅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小基层行，说话一般般地算。我们这一班人没有出息成人模狗样的家伙，蹭个饭互相大眼瞪小眼地难受。当然，也有一个家伙，能和大亮抗衡一下，就是老瓢。老瓢是朝鲜人，姓朴，上学的时候，总是脑袋光光的，秃瓢，几项合一，冠之以老瓢。老瓢汉语说得不利索，数学极差，四十分算是高分了，能搞得他喜笑颜开。但老瓢有能耐，开了个高丽狗肉馆，天天客满，想必兜里装了大把的银子。老瓢和大亮不怎么对眼，上学时互相瞧不上。大亮是众星捧月的角色，从老师到女生个个喜欢。老瓢，只跟我们几个落后男生嘻嘻哈哈地在一块儿瞎凑，打打篮球，说些黄嗑儿。老师和女生都不正眼瞅我们，我们大多也不正眼看她们。总之蛇鼠各有各的道，走得也心宽。

从小学到初中，又到高中，我们在一起又分开，又在一起，断断续续地十多年。之后，又都土豆似的，滚到社会里了。一下子，大家都有点儿灰，看不出谁更鲜亮。接着，娶妻生子，各安其位，一晃，二十年了。大家的心就有点儿痒痒，痒痒的主要原因就是互相想见一见，看看谁到底怎样了。比如大亮就多次和大家说咱们班也得搞一个同学会，聚一下。但大多是说归说，没有人响应。我们常聚会这些人，基本上抱着吃大户的心思。我还算有点儿头脸儿，在机关，做小角色，是个基本上不说话，说话也不算的人。和我一样的家伙有好几个，男女都有，都能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这些人能成多大事？想想就知道了。大亮说了几次，没有几个人真正搭茬，大亮也就懒得说了。我们依然和原来一样，好像这个事就算过去了。偶尔，吃一把大亮行长。大亮行长不怎么热情，我们就把吃大户的时间放得长一点儿。时间一长，大亮也想我们，多数以打麻将为由，招呼我们。召集人国丽是一个闲散的家伙，女生，做过一段城区电台主持人，现在有一个什么婚庆礼仪公司。国丽好像只是我们的初中同学，高中我们肯定不是一个班的。国丽适时地联系各方，东跑跑西跑跑，有个什么事张罗张罗。大家基本不叫国丽为国丽，而是秘书长。国丽欣然应承，仿佛做定了这一角色。

最初定下要聚会的是一个我们谁也没想到的人，伍春妮，她初中毕业就不知了去向，去年春节突然冒了出来，疯狂地找大家，一副不找出来不罢休的架势。伍春妮在校时个子不高，多少年过去了还是那样。但她长得可爱，有人送过外号小熊猫。为什么不是大熊猫，个中原因只有起外号的人知道。伍春妮的老家是扬州，具体地说是老爸是扬州人。当年她老爸在本地当兵。伍春妮也当过兵，转业回到扬州先是分到一家什么电子管厂。后来做买卖，卖服装，一水儿地到上海进货，十多年间开了两家分店。伍春妮父母还是在本地，她原来两年一次，现在一年两次过来看望父母。看望父母之后就找大家聚聚，聚聚就是吃吃喝喝，唱唱歌什么的。伍春妮的到来仿佛给沉闷的大家吹来一股风，这股风到底是春风还是朔风，却谁都说不清楚。伍春妮的思想得到贯彻，是完全靠国丽秘书长实现的。国丽先是和各色人等通一遍电话，算是知会一声，像过去上课时打一遍铃。大家似乎都做好了准备。老瓢和我通电话，说到时候你想和谁表示亲近，就看你喝多少酒了。

老瓢虽然是饭馆老板，却总是不能踏踏实实地喝上一顿酒。酒至微醺，那是一种境界呢。老瓢常常这样说。作为一个小馆子的老板，老瓢一天到晚要打理一切，而且，钱权掌握在瓢嫂手中。老瓢常常羡慕我们的游二荡一。也真是的，我们这些人一旦闲下来了，会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拈一壶酒，三两个人，说些不咸不淡的话。老瓢虽然是老板，偶尔也需客串一下大厨。狗肉馆的生意一直很红火，老瓢也一副脱离不开的样子，忙忙碌碌俨然大人物日理万机。

我们在某个冬日的下午来到了老瓢的馆子。老瓢笑嘻嘻的，不管瓢嫂脸上的冰霜。再忙，老瓢也得接待我们，脸上含着笑。当然，我们得挑一个小角落，最好是二楼靠窗的那间，用板子间隔开来的。我们几个人，有我，还有和我一样的小角色们，从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钻过来。老牛，经营着快要倒闭的一个小买卖，偶尔卖些不知名的白酒啤酒葡萄酒，起的名字很大气，叫什么大雅糖酒批发站。问他为什么不卖茅台、中华之类的硬家伙。老牛一笑，说咱不是那样的硬人。还有就是杨光。杨光表面很体面，体现在穿着上，就是裤线永远不倒棱。再就是朱可夫，一个名字跟原苏联元帅一模一样的家伙。当年上初中时历史老师非常痛心地说朱可夫啊朱可夫，一想到朱可夫我就非常钦佩，可是你怎么这个样子？朱可夫哪门功课都好就是历史出奇的差，能及格就欢呼雀跃了。这几个人是老瓢的狗肉馆的常客，但我们并不占老瓢的便宜，该给钱还是给钱，只是不立刻给，记账，几百几千地记，记在一张破纸单上，由瓢嫂掌握。到时候了，自然有人把账单扯了。瓢嫂有时也会抹个零头。

这次我们要商量大家聚一聚的事。虽然伍春妮有想法，毕竟是个人的，整个班级聚会可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可是我们这几个人没有一个是当年的班干部，不是班长或支书，统统不是，连小组长都没混上。这就有点儿师出无名的意思。班干部最不愿意张罗这些事情，要是混得人模狗样，还有可能。比如大亮，他从不提这样的事，小范围还可以。大亮假装豪爽地结账、买单，再耐心细致地刮奖。大亮那时不是主要领导，好像是体育委员，恐怕也多年憋着一股怨气。我们跟他提这件事的时候，他不管我们的情绪如何，撂下一句话，你们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我都陪着。说明他不想抻头。我们几个人在老瓢的狗肉馆里，无聊地坐着，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说来说去，都是在说差钱的事。老瓢不时上来到我们这里坐一坐，说上一两句话，算是跟着参与意见。还说意见不成熟，仅供参考。 国丽是秘书长，我们都算出苦力的，大主意还得国丽拿。小狗肉馆的气氛还算其乐融融，在座的男生多女生少，国丽还属于性格男性别女的女人。大家说起话来不顾忌什么。国丽说虽然伍春妮能承担这样的事，但咱们也不能叫人家都承担。况且，聚会本来是大家的事情，都有这个愿望。朱可夫没头没脑地来一句，要是有个人是大款就好了，一句话的事。老牛指着杨光身后的一堆啤酒瓶，说这个，我能办到。朱可夫理都不理老牛，说不喝你那破酒，不是办婚礼呢。老牛一副好脾气，不和朱可夫计较，强调着用自家酒水的好处。喝谁的酒都是喝酒，都使劲赚你的钱，你个傻×一个。听的人也都跟着点头，表示同意老牛的观点。大家都津津有味地吃着老瓢的狗肉，说着和这次聚会有关的事情。要有老师参加，要有摄像，要有照相。说到照相，几个家伙都看我，毕竟我还会鼓捣相机这类东西，责无旁贷。算是把这些小零碎的事情定下来了。几个人还是纠缠不休，说要是有个大款就好了。朱可夫不管不顾地说国丽，你就在这几天找一个。国丽嗔怒，用眼睛剜了朱可夫一下，恨恨地说没出息，大款的钱就那么好花？

剩下的事情基本上国丽包下了。什么布置场景，鲜花，主持什么的。反正国丽有便利条件，举举手就能做到。大家也算是鞭打快牛。国丽表现得还算大方，大家就放心地在老瓢的馆子里求醉。国丽酒量也不一般，在我们几个人里不上不下，比我要好一些。国丽做过电台的主持，声音好听，说话婉转，莺歌一般。老瓢在酒桌上就爱定定地看着国丽出神。朱可夫常拿这个打趣，老瓢，要不叫国丽给你说一段。国丽说你要是能唱，我就说给大家。朱可夫是个活跃分子，上学时有过一件轶事。老朱是我的前座。上课不敢和我说话，下课就回过头来，非得和我说上几句话。那时我的同桌是一个女生，赵薇。女生赵薇闲着没事跟我说你说，现在的歌，怎么都有吻什么的？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就说你这孩子，怎么还思起春了。朱可夫耳朵像驴耳朵一样长，回过头来，问，谁思春了？我没说话，用大拇指一比画。朱可夫就大笑起来。赵薇脸上挂不住，气得用手打朱可夫。刚开始朱可夫夸张地唉呀唉呀地叫，吃不住劲了，指着赵薇说你兜里都是立停。我那时不明白朱可夫的话，就问立停是什么意思。朱可夫笑而不答。被问急了，朱可夫说电视广告说的，就是不能怀孕了。说完，朱可夫有点儿不好意思了。赵薇气得说不出话来，告诉朱可夫你等着，我回家告诉我爸妈。朱可夫这时又恢复了常态，笑嘻嘻地说就这个事情，你还说得出口？后来赵薇到底回到家告没告诉父母我不知道，反正这两个人算是结了梁子。一见面就掐，一见面就掐，跟两只猫似的。

我想这次聚会大家肯定都会来，即使像朱可夫和赵薇这样的，也一定会来。毕业二十年了，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呢？大家在一个城市里讨生活，低头不见抬头见，也有着一份情呢。朱可夫不用通知，本身他就知道这个事情。赵薇由我来通知具体聚会时间地点，毕竟是我的同桌嘛。朱可夫说我和同桌的她相会肯定乐得屁颠屁颠的。我在心里反驳，此赵薇又不是那个大眼睛赵薇，两码事嘛。因为是同桌，我对赵薇比别人多加了关注。赵薇基本上算是一个本分的姑娘，大大咧咧，不小心眼儿。在学校的时候，下课闲得无聊，看我没事发呆，问我喜欢上谁了？我翻了翻眼睛，没搭理她。然后她自言自语，说肯定是在暗恋谁呢。我没有好气地说我正在暗恋你呢，正喜欢你呢。我说完这话，也不理她。但过了一会儿，她还会笑嘻嘻地上前和我搭腔。赵薇就是这样的人，气不得又恼不得，毕业之后，我和她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知道她考上一个什么大学，后，回到老家来，也没有找什么工作。开个小服装店，活得挺快活。余下的东西，我就不知道了。各人都领下不同的任务，准备到那一天相见。其实我心里一直惦记着我们的班花李灵。李灵和我们几乎都没有联系，很神秘，好像也没有工作。偶尔在街上惊鸿一瞥，也只是见到背影。连交际最广的朱可夫元帅，也摸不清李灵的脉络。那时李灵和现在一样，不和大家接触，也不和老师接触。但李灵就是不一般，叫大家感觉有一股说不出来的不一般。神秘，内敛，又有一点儿高傲。躲在墙角像不知名的花朵，色彩青幽幽，香气迷人，又使人毫无觉察。只是在不经意间，又感觉到它的存在。那一年的新年晚会，李灵唱了一曲《恰似你的温柔》，把众男生迷坏了，大亮说咱们班还有这样一个人，还有这样一个人。言外之意不言而喻，这是一块美玉啊。

最后，几个人还是定下来每人要交二百块钱，至于谁有心情，多交，可以。国丽时不时来一个电话，和我们几个所谓筹委会的人员，通告一声筹备的进展情况。那老师找到了。那老师是我们班主任，想必是正宗的老太太了。当年的那老师比较狠毒，常常掐我们，掐得朱可夫腮帮子都肿了，牙也跟着疼。朱可夫就管那老师叫那拉氏，动辄就那拉氏那拉氏的，害得我们也管老师叫那拉氏。事后，那老师是否知道这件事我们无从感知，即使现在，我们仍然管那老师叫那拉氏。那拉氏已经明确表示那一天聚会没问题，能爬得动，就能来。国丽那时候算是好学生，现在和诸位老师还有着亲密联系。某位老师的六十六寿宴还是国丽给操办的。还有教地理的赵老师。赵老师当年比较呵护女生，提问题机会多多给予女生，叫女生名字听得我们几个淘气男生骨肉酸麻。叫国丽回答问题，就差叫一声小丽了！我们都比较气恼这位，但也不能不请之。在是否给老师买些礼物的问题上，大家表示再议。说来说去还是因为经费问题，买什么，多少价位，都说不妥当。总不能买个金项链吧？要买，多粗为宜？我看过有的男人戴在脖子上的金项链和拴狗的链子差不多粗细，威风。一帮老头老太，要是每人弄个项链，肯定有意思得很。不知道谁想出这么个馊主意，说每人买个毽子，说没事的时候，叫他们活动活动筋骨。国丽是主张买的，不管什么东西，哪怕是一袋瓜子。朱可夫说买不买意义不大，本来就是图一乐。有他们没他们都无所谓。朱可夫说这话时很严肃。反正我没有得到过什么老师的温暖，从小学到大学，不是虐待就不错了。朱可夫是我唯一的纯同学，他的事我基本上都知道。他恨师之情常常溢于言表。那拉氏为最。但他不能拧着大家来，这一点他自己清楚得很。又是一个随着大家转的家伙。

在整个摸底过程中，同学们的基本情况逐渐摸排上来，还真有一个大款似的人物，高放――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我看，又是一个李灵。高放，和我们一样，属于坐在教室后面的几个人之一。只是他不和我们接触。我们只不过是淘气，他却好像是真正的闯社会者。很早他就有一帮朋友了，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最早就在校门口晃来荡去。截住一两个看起来更小的学生，拿钱。我们几个人暗里都有点儿怕他，不想招惹他。到初二下学期，高放突然就不来了。大家也不觉得奇怪，反正他上学也是趴在后面睡觉。睡醒了，起来就走，老师也不拦着。甚至，书包也不背。我们羡慕这个家伙的自在。顺便说一下，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小镇，镇里有个大工厂，炼铜的。我们的父辈和兄弟们都在这个工厂里生活，生活得不好也不坏。那个时候，我们想，也一定和父兄一样，穿上蓝工作服，吃工厂的，当然也偷工厂的，一辈子的事情早就定下来了。我们不怎么在乎什么学习成绩好坏，我们羡慕谁谁的爹在厂子里的地位。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在心里暗暗希望有那么一位强有力的人物为我们的同学聚会做出巨大贡献。人这东西，就是奇怪，对于高放大家是又希望他来，又不太抱什么希望。因为那时高放对班级的事情从来不关心。到底谁来通知高放，大家没有准谱，只是说谁能找到便由谁来通知。三天后，老瓢的电话过来，说能找到高放。老瓢的馆子虽小，五行八作的各色人物都能接触到。高放还真叫他找到了。高放的意见传过来，愿意参加聚会。老瓢说，高放可是个人物了，大到什么程度，老瓢一连串不好说，说还是摸不清路数。终于找到一个人物，算是给大家撑撑门面。国丽又一次召集大家，通报了聚会的筹备情况。 国丽已经把饭店订好，在一个不大不小的饭店。一开始，老瓢想在自家的狗肉馆，被大家一致否决了。老瓢挠了挠秃头，觉得很不好意思。我的馆子是小店，大店还不宰死你们？最起码我的狗肉是正宗的，不是狐狸肉。老瓢还是爽快地同意了找一个有地有场的店，二十年呢。国丽逐渐把一系列活动安排得差不多了，就等那一天各路人等聚集在山岛大酒店，喝之说之。

到底还是出现了纰漏，国丽自己把聚会的日子记差了。

本来我们特意挑了一个日子，11月10日，看起来挺有纪念意义。这一天是星期六，各行各业差不多都要休息。我们这些同学，基本上都围着我们镇上那家工厂转。没有多少在外面的，有，也零零星星，掰着手都能算出来。有一个在邻市一所大学教书，算是最出息的。还有，就想不起谁了。再定日子肯定来不及了，再说，换来换去的，人们说不定就没了兴致。就像打仗，总攻时间吗，怎么能改来改去呢？究其原因，完全是国丽自己弄错的。是她自己那天有一个主持的事，撞车了。大家一致说她，咋就这么财迷，推掉推掉。国丽真就把自己一档子事给推掉了。虚惊了一场，国丽负责重新通知。

看得出，国丽及吾等对这个事情还是很上心的。我们这几个张罗的人几乎都不是那时候的班干部。有时我坐下来想，没有当时的干部出马，这件事成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我们的班长，用现在的话说，发展得不是太好，就是一般的工人。当然，我们也都是在前拱后刨地求生活，好不到哪儿去也差不到哪儿去。据说班长好像得了什么大病，能不能来还说不准。班长赵大伟和夫人都是我们班的，夫人是学习委员。这两口子上学时就眉来眼去，肯定耽误了学习。在镇上工厂上班的这些人，基本上快进入退休状态了，姓和名前面都已冠之以老字。不像老瓢，当年，就显老。现在，依然是老瓢，秃秃的头，褶褶的脸。还有几个算是在外面，都在小城的这个那个部门混着生活。像大亮，像杨光，还有那么一点儿意思，没有游离所谓的主流生活之外。有个单位，能偶尔出示一下名片身份一下。但大家都很顽强地钉在生活的表皮上，轻易不被甩掉。这是伟大的朱可夫说的，说大家要像蚊子一样。张罗这次同学会也是这个意思，不在于吃什么，更不在于喝什么。

大家的热情逐渐高涨起来。这是我们几个人愿意看到的。

国丽一边在电话里嗑着瓜子，一边和我扯着闲篇。国丽说大款高放准备出点儿血，口气很肯定。我问了数目，国丽说怎么也得是个整数，否则是很栽面的。

对这个消息大家还是有所兴奋，我们都习惯了啃自己的大腿，最多吃一下大亮。大亮一百个不愿意打发我们。还当着我们的面数钱，刮奖。从开始到现在，他一直是不冷不热地敷衍我们。看看，还是有热肠子的。穷人也是可以吃饺子的。老瓢很兴奋，从背后捅咕我刺激一下大亮。还是行长呢，吝呢。大亮还是和先前一样，不阴不阳地随着大家，没有激动的意思。我把高放的口气说了。大亮在电话里的表情我看不到，声音感觉有些变化，说他不特殊化。我就不往下说什么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是伍春妮回来的第二天。很显然，大家都有点儿准备，男人女人脸上还是有些变化的。都是四十多岁的人，怎么擦抹也隐不去沧桑的味道。脸上有了褶子，黄斑或明或暗地摆在那里，证明了你是爹你是妈。老瓢不仅头上光光，下巴也很光，特意穿了一件唐装，红色，盘扣弄得夸张，像做寿的老汉。朱可夫说你能不能平和一些？还没过年呢。我呢，只不过把鞋擦了擦，亮堂一下。几个老师差不多也都到了，那拉氏来得最早，风采依然。朱可夫在前台招呼着，只是很随意地请她坐在一个很显眼的地方，真的并未热情。还是多年的旧怨作祟，我看了，觉得好笑。我们这些家伙小一点儿的也四十多了，可还有小孩儿心态。因为是国丽定的饭店，对饭菜我不好说什么。大家能来，就谢天谢地了。陆陆续续，三三两两，开始上来。是一个大厅，装着音响，放着《同桌的你》，就有了些气氛。歌声在大厅里来来回回地游荡，灌进人耳朵里，仿佛又带着人回到了从前。人们脸上差不多都有一点儿喜气，相聚，本来就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伍春妮到底在南方待过，连眼神都沾了水汽，顾盼流离之间和国丽等一帮女人还是有很多不同。我眼睛一直寻找着，李灵怎么一直没有出现？和高放一样，这都是神人。他们的生活显然和我们不太一样，我在心里一直好奇着。尤其高放，只是听说做着房地产，公司是大是小却无从知道。也有可能是开着矿。本地有矿山，产钼，一种金属。开矿的人，在我们看来，就是石崇，富甲一方是肯定的。也难为了国丽，像包打听一样，各方人等的资料，全部掌握。我在大厅里四处走着，看见哪个人表情好一点儿，就咔嚓一下，定一个格。男生，女生，见面都惊叫，有的是熟人，握一下手。还有的夸张一些，熊抱，周围的人就起哄。嗷嗷声起，欢快又促狭。老师们除了那拉氏又来了两位，教地理的赵老师和我已经忘了的政治老师。看着一群人正正经经地胡闹，也受一点儿感染，微笑着。

时间到了，我们推出两个主持的，女的是国丽，男的临时抓了大亮。猛一看，两个人搭配得还很和谐。这两个人讲话都不发憷，一讲就是一大套。尤其国丽，做主持习惯了，什么词儿都有，把一个同学聚会说得跟联合国开大会似的。说得我一阵一阵头皮发麻。大亮只是配合一下国丽。在配合过程中，不时摇晃着头，气氛就是这样被烘托起来的。因为有音乐，大家没感到枯燥，一边嗑瓜子，一边闲话。两个主持的声音倒逐渐被晾在一边了，嗡嗡的说话声和嗑瓜子的嘁里喀喳不绝于耳。接着，那拉氏代表几个老师说了几句话。她说我们很欣喜，欣喜什么？就是有你们这些在各行各业的桃李，使我们的人生也丰富多彩，亮丽起来。那拉氏话不多，说得也得体，连朱可夫都鼓了几下掌。接着，大亮和国丽一同宣布要大家吃好喝好叙谈好。大厅的门一下子被撞开，进来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高大威猛，女的风韵犹存。国丽见这两个人进来，立刻作了一声呼。我知道，肯定是高放和李灵。从大家的表情就知道。细致地看高放，和老瓢一样，头是秃的，掩饰不住里面的硬气。老牛有过一种理论，说人都是熊的，但是如果有钱做里子，面子肯定硬气。高放可能就是这样。李灵我看不出来。他们找一个角落坐下，随随便便地坐下。有人递过碗筷，倒上酒。高放不停地对大家说抱歉，来晚了。李灵倒不怎么说话，很冷的样子。我想美人差不多都是这样吧。照相和摄像都是国丽的礼仪公司的一个小伙子在忙乎，我也适时找一个地方，坐下。那张桌子有老瓢和朱可夫，想一想，还是我们先前就常在一起的家伙们。 聚会还是以聊天为主。大家分别找一两个人，说先前和现在，情绪很平和。国丽不断地穿插其中，介绍一下这个，介绍一下那个。葱花嘛，哪个菜都要搭上。还真得有这么个人，同学们散沙一样，得让她串起来。大亮坐在老师那一桌，显出和我们不一样。那里还有老班长等，陪着一帮老师。朱可夫看我真真假假地忙来忙去，说坐一会儿吧，喝一杯。老瓢也显出闲适，端着一杯酒，喝一小口，一副品的架势。我想笑，这个厨子，还玩儿起来了。我就跟老瓢说应该来一盘狗肉，老瓢用眼睛狠狠地翻了我一下。对喝酒，我是最犯憷的，从心里惧怕。这帮人却都拿这个压我。老瓢很认真地给我倒一杯酒，白的，说这么多年，你给敝店捧了不少场，多少条狗腿葬入你口了，我们要认认真真地喝一大口。老瓢的秃头在灯光的照耀下油汪汪的，闪着亮。我也只好随着老瓢，喝下一口酒。从嗓子到胃都火辣辣的，似乎有一道火线窜过去了。

再看，同学们基本上都放开了，没有了刚来时的拘谨。酒这东西，还真能使人放松。几个女生也都端起杯，都像模像样地干掉。女人们干掉酒后，还一阵哈哈大笑。接着听她们聊孩子和老公。国丽我知道，离了婚，自己带着一个女儿过活。国丽的婚礼我去了，已是十多年前的事。老瓢算是和李灵攀谈上了，说得热火朝天，基本上是老瓢在说。高放和那拉氏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高放低着耳朵，点着头，完全不似当年全不理睬的样子。虽然包房很大，也很敞亮，但就有一种灰暗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教室。没完没了的时间，沉闷，压在每个少年的身上，流淌得特别缓慢。我们在教室后面，嘻嘻哈哈，偷偷地品评这个那个女同学，学习好或者学习不好，长相好或者不好。一晃，全部进入中年了。老班长和夫人是我们班成的唯一的一对，多少年了，还没散，真是不容易。学委无怨无悔地照顾着班长。现在弄明白了，班长得的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班长情绪还算乐观，看不出有几多愁绪。学委眼神忧郁地在一旁护着，不说什么话。要说，就是现在孩子都高中了，也是班干部，学习好着呢，明年就考大学了。那拉氏听说班长的孩子要考大学了，说孩子考大学是好事，到时候再聚。接着，对高放说有机会多帮帮咱这些同学。高放点头表示赞同。那拉氏真是那拉氏，现在，还是相当独断。

有那么一会儿，包房突然静了下来。

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了，有点儿不约而同的意思。大家都不说话，都相互看着，仿佛要从对方眼睛里看出什么。时间很短，刹那间就又恢复了原样，嗡嗡的说话声充斥了整个房间。我们班当时有三十五人，只来二十。国丽真细心，把当年的班级合影翻拍了，一张张分送给大家。我看到了自己那个时候的毛头样。大家拿着照片，对照着。朱可夫指着李灵，对老瓢说岁月不饶人啊。细端详李灵，眼角挂着纹，头发也不亮了。我们在教室后面讲黄嗑儿的时候，也多次讲到李灵。现在想起来，不由得嘿嘿一笑。高放悄悄把国丽叫到一旁，说了什么。我只看到国丽先是点头，后来又摇头，再后来不摇了，把头一直点下去。我把相机对着他们两人，把快门按下去。高放也对我笑一下，甚至挥了一下手。

接着，国丽叫了大亮，把我们几个所谓的召集人一个个聚拢起来。国丽说开个小会，高放拿了一方钱。本地方言，一方钱就是一万块钱。她和高放商量了，退回大家的钱，就当高放请了大家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回头看高放，高放也过来，对着大家拱了拱手，很不自然地摸一下光头，说我那时没少影响大家，咱们同学多考上几个大学就好了。还有几个似乎有些头脸，按捺不住了，跃跃欲试。老瓢先说话了，说吃完饭，我请大家到歌厅坐坐。老瓢说去坐坐，不说去唱歌。众人答应了，接着纷纷照相，和老师照，和男同学照，和女同学照，咔嚓咔嚓的声音连着响。最后，所有人都齐聚在一起，聚成一堆儿，以国丽做的背景作衬，被国丽找来的小伙子照了一家伙。大家一起喊了一声――有钱！接着是不由自主的哈哈大笑。

又是一阵乱通通的挪椅子的吱吱嘎嘎的声音，烟雾缭绕中，我们短暂的相聚进入到告别程序。老瓢拉着李灵的手不松开，嘿嘿地笑。朱可夫对着老瓢眨眼睛。我说明天吃饭的时候就把这情景告诉瓢嫂。班长夫妇扶着那拉氏等人，缓缓地走出饭店的大门，学委一直拉着那拉氏的手没有松开。高放把几位老师让到车上，再启动，一阵引擎发动声，车就窜出去了。朱可夫一声感叹，悍马呀！还剩下十几位，老瓢对着大家招呼，同去，同去。大亮推说有事，和国丽说了一声，走了。朱可夫也要走，被我拦下了。朱可夫说我唱歌不行，狗挠门似的。我说，我也不行，狼嚎似的，咱俩能凑在一起。

我们这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在大街上。不远处就有歌厅，大家都说不坐车，走着去。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稀稀拉拉的，像我们当年走在上学路上，仨一伙儿俩一群的样子。有意思的是几个女生挎着胳膊，步伐铿锵有力。反观我们男生，则都东倒西歪了。老瓢低着头，说我在找钱包。倒是朱可夫腰板挺得溜直。要知道，朱可夫毕了业就去当兵了，然后，转业回来，和我一样在机关里混着，不好也不坏。

我是最后一个从饭店里出来的，帮着国丽收拾了现场，所以走在了最后。国丽一边走一边和我说话。国丽喝酒不多。女人吗，有时候还得节制点儿。我知道，国丽的前夫就是因为国丽在外面比在家里时候多，非得跟国丽离的婚。国丽有很多感慨，或许是因为跟我们不隔心吧。国丽说这些年非常不容易。可不嘛，一个人，带着女儿，从小学到中学，眼看也要考大学了。当年，我们不也那么大吗，稀里糊涂地就过来了。国丽有点儿哽咽，很多事触动了她吧。或许是看到班长夫妇俩相濡以沫，虽然困难些，但也有一种美好的东西存在。这一点，许多同学都看出来了，暗里都是佩服的。细数我们这些同学，真没有什么或富或贵的家伙。高放算吗？！我不知道他的钱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开矿的人是如何暴富的。一夜之间可以财富盈门，一夜之间还可以暴尸街头。这样的事我听得多了，也见过一些。大亮算吗？！西服下面藏着的，也有许许多多的小吧。那时我们爱说鲁迅那样的话，说完，我们在教室后面嘎嘎地笑，多有意思。

我们稀稀拉拉地走着，眼看着歌厅就到了。

一群人站在歌厅门前，乱闪的霓虹灯把我们的影子投射得也摇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