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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望家园 2013年7期

小编:

摘 要:林海音以其温雅、醇厚的女性情怀将一缕缕乡音、乡情娓娓道来,即便故事凄美,亦显温情荡漾。融化读者心灵的永远是作家解不开的那一个家园情结。这其中凝结着对家园的渴求与眷顾,也隐匿着对家园的叛离与逃逸。她站在第三者的视点上凝望家园,讲述家庭故事,既显浓浓的血缘亲情,又不失旁观者的冷峻思考。

关键词:林海音 家园 眷顾 叛离 第三者视点

台湾作家林海音已故十余春秋,然而她的《城南旧事》却依旧伴着李叔同先生所作的那首《送别》歌,和着一份浓浓的文化乡愁,久久地里萦绕在两岸读者的心间。尤其在海峡两岸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这种乡愁引发的是一种相互亲近的社会群体意识,是一种对于归属感的认同。林海音的创作,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大多以家庭作为背景,叙写女性人物的归属情怀。这种归属感是对家庭的一种亲和,是在重温旧情时带来的莫大的精神满足。林语堂曾经说过,中国社会所信奉的“五大人伦”,其中有“四伦”是与家庭相关的。林海音自幼漂泊的身世决定了她甘愿皈依这种坚实的传统记忆,情愿固守家园的视点去品察与此相系的爱恨离愁。

一、凝望动因:漂泊归属的渴求

林海音笔下的家园有身居北平时的传统家庭,亦有移居台湾后的新式家庭。一方面,她认同传统儒家文化中关于伦常、人性、人情的合理方面――长幼伦理、血缘亲情、人际和谐等。传统家庭生活中的温情和乐趣给林海音漂泊的心灵一份潜在的安全感和依附感;另一方面,早年失怙的人生经历铸就了她敢于直面生活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性格,她把这种精神品质灌注到追求新式家庭幸福的女性人物身上,塑造了芳姐(《初恋》)、吕静文(《春风》)、韩亚芳(《迟开的杜鹃》)等一批独立自主的新时代女性形象。

二、凝望态度:眷顾与叛离

“家作为空间形象,相对于陌生、危险、动荡、广漠、孤立无助的世界,它狭小却亲切,昏暗却温暖,平庸却安全。它荫庇童年的生长,维系血缘的亲情,繁衍延续生命,传递历史的记忆与讲述。”童年温馨的记忆、少年艰辛的生活、青年动荡的时局,使林海音对不可预见的未来产生了心理恐惧,同时也坚定了对家园和血脉亲情的固守信念,并更加缅怀记忆里恬静的传统秩序。她从贤德的母亲身上看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立世精神――她们“在道德文化上仁孝忠恕,在生活作风上勤劳刻苦、无私无欲,在待人处世上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思想感情上,宽容大度、喜怒不形于色。总之,女性博大到能够包容一切,唯独没有她们自己。女子的一生中只能是在奉献中去拥有,在牺牲中去获得,在无我中去寻求自我,这就是当时女子的全部理想,全部追求,全部的精神支撑,全部的生命依托”。林海音受传统文化的浸染,在某种程度上甘愿皈依传统的家庭秩序,默守旧式妇女的“三从四德”,不愿以游离于家庭之外为代价去换取所谓的自由。她笔下《烛》中韩启福的太太在丈夫纳妾之后,只是消极地躺在床上喊着,却不愿将积怨表露出来,因为她虽不幸,但仍可以依附于家庭的躯壳。《城南旧事》中的秀贞刚找到女儿,就急切地带她去找自己负心的丈夫,这所有的挣扎与寻觅都是为了找回可以依附的家园。

对于传统家园的依恋和维护,虽然显示了旧式中国女性胸怀的博大和性格的内敛,但是作为“五四”精神指引下成长起来的新式女性,林海音虽不盲目地追随激进的“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娜拉式精神,但她自然也看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里困守家园的悲哀。她在讲述家园美好的同时,不动声色地展示着家庭背景下两性关系的不和谐因素。传统的一夫多妻制使得妻与妾两者都挣扎在家庭的罗网之中。《烛》中的太太由于心底始终怀揣着对丈夫的依恋和对家庭的依赖,而最终弄假成真,瘫倒在病床上。《金鲤鱼的百裥裙》中的金鲤鱼,作为姨太太被无情地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不说,就连在儿子大婚的日子穿一条象征着母亲身份的“百裥裙”的希望都变成了一种无法企及的奢求。

林海音以自己独有的凄迷感伤、怨而不怒的笔触,一步步地揭示着她暗藏于心的对家园否定与叛离。她以家庭成员中女性的悲剧命运来否定那种牺牲一切、固守家园的迂腐行为。虽然她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使得她给予了这种女性以极大的同情,但是坚强独立的性格又使她对这种行为憎恶于心。她选择了以一种冷静的旁观者态度去看待这种人生悲剧,去排解对家园叛离的情绪。

三、凝望视角:第三者视点

视点是小说宏观的修辞技巧,它是作家为了展开叙事或为了读者更好地审视小说的形象体系所选择的观察角度,它的选择使得作家能够引导读者从一个最佳的角度去观照作品,并自然地进入小说的形象世界。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出:“确定从何种观点叙述故事是小说家创作中最重要的选择了,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小说人物及其行为的反应,无论这反应是情感方面的还是道德方面的。”因此,视点的选择往往体现了作家的价值立场和情感态度,从而也会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小说中人物及事件的认识和评价。 林海音小说创作中的家园情结,不但显示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集中体现在她叙事视点的选择方面。她善于把故事的叙述者置于故事发生的家庭之中,以家庭成员的身份来观察故事中人物的性格、行为,用切合观察者年龄、身份的语言来将事态的发展娓娓道来。《城南旧事》中的英子就是家庭中的观察者和讲述者。林海音借英子童稚、机警的眼睛给一个个家庭故事以零距离的观照;并给一段段凄美的故事笼上了孩童独有的纯真与明朗。这种独特的儿童视角使作品表现出无限的审美张力。《婚姻的故事》中“我”以儿媳的身份出现在大家庭之中,以跨越代际的距离对家庭中的人物和故事进行观照。以一个接受了新式教育,通过自由恋爱走入大家庭的儿媳为视点去观察、揣摩一夫多妻制下正妻与姨太太内心的隐忍、无奈与悲哀。这种家庭中的第三者视点给读者以更为真实、切肤的情感体验。由于叙事者的命运与家庭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避免了作家为人物的命运单纯振臂高呼的空洞与不切实际,让读者在逼真的情境中感受心灵的震撼。

林海音以女性的感性和敏锐,体察中国女性与家园“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她对家园的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一方面表现出她对传统人伦优秀成分的一种强烈的认归心态;另一方面也暗藏了她对传统的男权为核心的旧秩序的否定与疏离。这种潜意识的疏离没有怒发冲冠的叫喊,没有哭天抢地的呼嚎,一切均于脉脉温情的凝望之中张显其凄美,让读者在心灵的震撼中参悟作品的精神意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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