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骆驼祥子》“说”与“写”的民间叙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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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家、小说理论家们大都重视小说的故事与背景，小说创作出现了向故事回归的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小说与民间的距离，克服了“五四”初期新小说书写欧化、脱离民间的缺陷。老舍一登上创作文坛，就以民间情感和民间视角去说民间的故事，30年代他更重视故事，不止一次地在理论文章中强调小说要重视事实的运用，小说要有个故事，特别佩服康拉德“是个最有本事的说故事者”。他告诉读者“一部好的小说，必是真有的说，真值得说”。《骆驼祥子》是老舍“最满意”的“真有的说，真值得说”的好小说，在“说”故事“写”人物上最具民间叙事艺术特色。

“说”与“写”的民间时空连结

《骆驼祥子》讲述的是一个农民进城后的生活遭遇和精神异化的故事。老舍讲述这个故事用的是以主人公祥子为中心的线性结构方式，从祥子进城到进城后“三起三落”乃至最后彻底堕落，这是一个完整的有头有尾的波澜起伏的故事。从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可见，他在朋友那里听到了“车夫与骆驼”的事情后，就起意将车夫与骆驼拉到一起写一部小说，并确定以车夫祥子为中心，老舍说：“我的眼一时一亥0也离不开祥子，写别的人正可以烘托他”。人以祥子为中心，而祥子又是以拉车为唯一生活途径，所以必须把人与事都拴在“车”上，这样才能把祥子的故事讲的有条不紊，达到“真值得说”的艺术效果。

既然确定了以祥子为中心的单线结构方式，那就要把故事的时间与空间关系处理好。老舍紧紧把握住“说”与“写”的时空连线，精心做到了时间纵向衍进的清晰性、空间横向拓展的流动性以及时空结合的整体性，从而适应了民间接受者的艺术需要。

在时间纵向的衍进中，时间的起点是从祥子进城开始。祥子“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先是干些苦力活，“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做过了”，十九岁干上拉车的行当。他通过艰苦奋斗、省吃俭用，“整整的三年，他凑足了一百块钱”，花了九十六块买上一辆洋车。有了自己的车，“他忽然想起，今年是二十二岁”。二十二岁的秋初买上新车，到“祥子的新车刚交半岁的时候，正是麦子需要春雨的时节”，他拉车出西直门前去清华，在高亮桥附近被抓，祥子被抓的时间是二十三岁的春季。祥子从兵营逃出，拉了三匹脱了毛的骆驼，骆驼脱毛是在夏天，故祥子逃出的时间是他二十三岁这一年的夏天。

祥子进城后，拉散座、拉包月，他住在哪里，前三章均未交代，到第四章写祥子从兵营逃出后，他到哪里去呢?自然要到人和厂，“他的铺盖还在西安门大街人和厂呢”，“因为没有家小，他一向是住在车厂里”，由这里顺带一笔的交代，可以确认祥子这次是二进人和厂，二进人和厂的时间是祥子从兵营逃出后的时间，即是他二十三岁这一年的夏天。也就是这次二进人和厂，作者特意补叙了祥子在一进人和厂期间和刘家父女之间的交情，叙说了刘四“土混混出身”的身份、经历、字号，“他自居老虎，可惜没有儿子，只有个三十七八岁的虎女。”祥子二进人和厂，虎妞见了又是让他吃饭，又是劝他“好好的歇三天!”不能那么不顾身体拼命硬干，显示出对祥子“一百一的客气，爱护”。但祥子仍然是拼命苦干，为了多挣钱，他二出人和厂，到杨先生家拉包月，仅干了4天，因不满杨家对佣人的吝啬、刻薄，他离开杨家，三进人和厂。就是这次三进人和厂，受虎妞引诱，他和虎妞偷了情。为躲避虎妞的性纠缠，祥子三出人和厂，到曹先生家拉包月，小说“写”了祥子在曹宅的心事：“他自己那辆车是去年秋初买的。一年多了，他现在什么也没有，只有要不出来的三十多块钱，和一些缠绕!他越想越不高兴。”由“去年秋初”到如今“一年多了”的中秋节后，这正好是祥子二十三岁的中秋节后。当祥子所有的积攒被孙侦探敲诈去后，“一切的路都封上了”，只好四进人和厂。按照虎妞安排，腊月二十七刘四生日庆九(69岁)那天，以讨得老爷子的欢心，办成他们的婚姻大事，结果父女彻底闹翻。虎妞离家搬到四合院两间小北房，大年初六和祥子结了婚。延续原先的时间：腊月二十七刘四庆九，祥子二十三岁，过了年到大年初六，他正好是二十四岁，而虎妞则是三十八九岁。你看，老舍就这样沿着祥子四进四出人和厂的时间连线，写了祥子“买车，车丢了;省钱，钱丢了”，到无路可走，只好向虎妞投降，不断向前推进祥子的悲剧。

祥子二十四岁春和虎妞结婚，老舍叙事的两眼依然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祥子”，围绕拉车与不让拉车展开祥子与虎妞之间的激烈冲突，直到虎妞同意买一辆车让祥子拉，他才不和虎妞争辩，“觉得有些高兴”。同年夏，祥子大病;秋，病愈后继续拉车。也就在这一年“一入冬，她(虎妞)的怀已显了形，而且爱故意的往外腆着，好显出自己的重要。”小说特意点明“虎妞的‘月子’是转过年二月初的”。正好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底，虎妞难产，接生婆守了她三天三夜，“一切的神佛都喊到了，并且许下多少誓愿，都没有用”，最终死去。此时应是祥子二十五岁这一年的春季，他卖掉了车，以安葬虎妞。他还想挣扎，找了车厂，老舍又特意点明在“菊花下市的时候”，祥子到夏家拉包月，受夏太太的引诱，得了性病，祥子逐渐走向堕落。“冬天又来到”，得知小福子上吊身亡，遂对生活绝望。祥子过了冬天，“又到了朝顶进香的时节”，他二十六岁，从春到秋，他吃、喝、骗钱、出卖人命，走向彻底堕落。

祥子从十八岁进城，到二十六岁时彻底堕落，时间的线性进展共计八年，老舍不是面面俱到、平铺直叙这八年时间里每一年所发生的祥子的故事，而是沿着祥子四进四出人和厂，且以四进四出人和厂中的“出”为重点，尤其是第四次“出”人和厂和虎妞结合后，小说的叙事即以祥子的家庭生活的时间线索向前推进，从祥子二十四岁的年初六结婚到二十五岁的二月初虎妞死去，一年多的时间，用了近五章的篇幅，进入小说叙事情节的高潮。后面再用一定的时间安排祥子走向堕落的叙事，直至故事的结束。时间的纵向进展，线条清晰，准确分明，有效地适应了民间接受者的审美需要。

为了使小说更进一步深入民间，老舍还在时间的纵向衍进中生发出动态的空间，创造故事的波澜，以吸引大众读者。小说中的流动空间大都是在祥子“出”人和厂拉车时发生的，比如祥子一出人和厂，人和车被乱兵抢走，时间是在傍晚，空间流动到西山兵营。作者“写”了祥子在兵营里思索自身所在的方位，由看到几匹骆驼，晓得京西一带“像八里庄，黄村，北辛安，磨石口，五里屯，三家店，都有养骆驼的”，从而确定他“绕来绕去”，“绕到了磨石口”。确定这个方位后，又思考逃跑的路线，这样就出现了祥子脑海中逃跑的线路图：磨石口→金顶山→礼王坟→八大处→四平台→杏子口→南辛庄→北辛庄→魏家村→南河滩→红山头→杰王府→静宜园→海淀→西直门。祥子就沿着这个线路牵骆驼逃出兵营，时间已是第二天清晨。舒乙曾沿着祥子走过的这条线路作了实地考察，认为这条线路“方位对，地形对，顺序对，村名对”，“是绝对经得起核对的”。可见，这里的时间进展与空间流动是清晰准确的。当然，作者对空间的移动也不仅仅是以准确清晰取胜，更以时间沿线上的空间流动创造戏剧化场面而形成情节波澜见长，这些生动的戏剧化场面如：祥子二出人和厂到杨先生家拉包月，与杨家二位太太的冲突;祥子三出人和厂到曹先生家拉包月，虎妞打上门来，两人的对峙，虎妞的咄咄逼人，祥子的怒而无奈;祥子遭孙侦探敲诈欲反抗而迫于对手的威势不得不强忍怒火的动作、心理;尤其是祥子和虎妞结婚后两人冲突步步加深的生活矛盾和精神危机;大杂院中二强子一家特别是小福子的卖身悲剧;祥子与小福子的暗恋、虎妞的忌妒而形成的三角情感;刘四庆九，父女吵架的讽刺性场景;小茶馆中车夫们的诉苦、祥子对老马小马爷孙俩的救助;祥子在烈日暴雨下拉车，人与自然的搏斗;祥子堕落的一个个生动的精神片断等等。老舍用祥子生命的时间流程巧妙地联贯起众多的戏剧化的空间画面，从而演出了一幕幕时空组合的整体性的祥子的悲剧。

“说”与“写”的民间艺术技巧

老舍小说的民间叙事艺术，在“说”与“写”的艺术技巧上表现尤为突出。《骆驼祥子》更注重“说”与“写”的艺术技巧的锻造。小说一开始就以民间说书人的口吻进行讲述：“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用“我们”、“介绍”、“先说”、随手儿“说”，轻松自如地进入车夫话题，于是用大量篇幅讲述北京人力车夫的专业行当。由对车夫的派别的“简单分析，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以“再说”的口吻又进入对祥子地位的概述，并从“说”中画出祥子的形象：“铁扇面的胸”，“直硬的背”，宽肩，“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最出色的车夫形象凸现在读者眼前。“说”中蕴“写”，描绘了祥子“最出色的车夫”后，作者又进一步描写祥子精神面貌：“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突出颧骨与右耳之间的疤，而且这块疤又特别“亮”，以此彰显样子的坚壮、虎虎而有生气。“写”过了祥子“脸上的精神”，接着又作解“说”：“他确乎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尤其在讲述祥子苦干三年买上洋车后，他把车拉到僻静地方，“细细端详自己的车”，还在漆板上照照自己的脸，又“坐在了水簸箕的新脚垫儿上，看着车把上的发亮的黄铜喇叭”，“越看越可爱”，索性就把买车的当天作为自己的生日加以庆贺。这一段富有表情、动作、心理的描写，似乎又是以祥子为视点的述说，而这里的“说”又是祥子此时的心里所想，“说”与“写”结合得非常巧妙。像这样以说书人的口吻进行讲述，“说”与“写”结合的叙事特点，一直贯穿下来，笼罩全篇。

《骆驼祥子》“说”与“写”的结合，有时是先“说”后“写”，“说”中带出“写”。比如第八章讲述高妈劝祥子放高利贷，先介绍高妈放高利贷的经历、做法、好处，接着用言语“写”高妈对祥子的劝：“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然后又用视点人物祥子的“说”，他很佩服高妈的话，但一盘算，“觉得钱在自己手里比什么也稳当”。第十七章叙述二强子家的遭遇，连带起小福子。先述说小福子被卖后又遭遗弃，“只穿着件花洋布大衫，戴着一对银耳环，回到家中来”。“说”过了再写她的长相：“圆脸，眉眼长得很匀调”，“上唇很短，无论是要生气，还是要笑，就先张了唇，露出些很白而齐整的牙来”。写了她的长相后又“说”像她这样“有点娇憨”神气的姑娘，容易“被人挑到市上卖掉”。小说写人物的出场，既有先“说”后“写”的叙事形式，又有先“写”后“说”，“说”中有“写”，“写”中有“说”，“说”“写”揉和得相当精致精彩。请看第九章虎妞打上门来要挟祥子的一场戏：作者先描写虎妞脸上擦了粉，“被灯光照得显出点灰绿色”，嘴张着露出点儿笑，眉横棱着，“显出妖媚而霸道”。接着用言语写虎妞大声地撒野，说粗话脏话：“怨不得你躲着我呢，敢情这儿有个小妖精似的小老妈儿。”然后她左手插在腰间，肚子努出些来，告诉祥子“我有啦!''‘‘你打主意吧!”用言语、动作、表情写了虎妞步步紧逼要挟，然后以祥子“啊”了一声，便描述他“忽然全明白了”，没想到事情来得这样快，他“心里成了块空白”。“说”了这段后紧接着就写祥子六神无主的心理。当虎妞引着祥子到了御河、禁城后，作者马上亮出了他写景的特长，用绘画般的笔，写了一大段御河、景山、白塔的景色，以寂静的御河、灰冷的城墙、空寂的石桥、凄凉的灯光，衬托祥子痛苦凄凉的心情。写了景也写了祥子的心情，作者还嫌不够味，又利用祥子所思所想来一个具有小结似的“概说”：“御河，景山，白塔，大桥，虎妞，肚子……都是梦。”像这样在叙事中夹杂概述与判断的形式，在《骆驼祥子》中大量出现，而且有些概述与判断又颇富哲理陛。比如：作者写过一场暴雨��打了祥子，同时也给大杂院里的穷人带来极大灾难后，便有这样的概括语：“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不公道的世界上。”当虎妞行将断气，下神的陈二奶奶早已溜走，祥子万般无奈，“只好等着该死的就死吧!”这时叙述者又来了一个富有哲理性的概说与评断：“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让人领会到愚弄者的残忍，被愚弄者的愚蠢与悲哀。当虎妞死后，祥子把车卖了，讲述的话语又出现了对祥子人生遭遇的“概说”和评断：车是他的饭碗，“买，丢了;再买，卖出去;三起三落，像个鬼影，永远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一直到最后祥子彻底堕落，老舍仍然用概说和评断的话语：“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带着同情与诅咒，结束全篇。可见，老舍善于用“概说”、“评说”的讲述形式，对已经“说”与“写”过的事实、情节进行艺术概括，以加深读者印象。这种讲述形式颇适应民间接受者的需要。

为适应民间接受者的需要，老舍还利用概述和评判的讲述方式来创造故事的连贯，以达到叙事严谨缜密，“一落笔便准确，不蔓不枝，没有什么敷衍的地方”的艺术效果。小说每一章的开头均有对前一章故事的概述，章末在关键时刻打住，留下“且听下回分解”的说话悬念。第一章描写祥子买了洋车后，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希望越来越大，还想开车厂当车主。“可是，希望多半落空，祥子的也非例外”。讲述到关键时刻，话语这么一转，引起你对下一章的关注，于是第二章即写了祥子“希望的落空”，“买车，车丢了”，车被乱兵抢去。祥子在兵营里想好了逃跑的路线，第二章的结尾：“逃吧!不管是吉是凶，逃!”这又连带起第三章的开头：“祥子已经跑出二三十步去，可又不肯跑了，他舍不得那几匹骆驼。”第三章写了祥子拉三匹骆驼逃出后，卖骆驼得了钱“要一步迈到城里去”，又连带起第四章的开头：由祥子与三匹骆驼的关系，“他已经是‘骆驼祥子’了”。第四章的开头不仅与第三章联系紧密，而且又照应了小说第一章的开篇话术：“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你看，老舍的讲述是多么轻巧自如，故事连故事，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这种叙事方式，又是民间接受者所喜爱的。

老舍还善于用辩解和议论的口吻讲述故事，既留有民间说书人的说话色调，又融入西洋小说心理剖析手法，民间传统说话与现代心理艺术结合起来，叙事者似进入视点人物内心去说话，让你感觉不到那是在辩解、那是在议论。老舍笔下的车夫有着车夫行业的道德规范，那就是车夫们都把“抢座儿”看成是不道德的事。祥子为了多挣钱能早日买上自己的车，有时也干了“抢座儿”的丑事。当他真正这样做时，也不是幸灾乐祸、洋洋自得，而是有痛苦、懊恼与苦闷。有几次，他抢上买卖就跑，背后跟着一片骂声，他不回口，低头飞跑，心里说：“我要不是为买车，决不能这么不要脸!”他的自辩自责，的确说出了自己不想为而为之的苦衷。孙侦探敲诈祥子蛮横地对祥子说，你也没招谁，你也没惹谁，你是碰到“点儿”上了，于是作家便用精辟的议论进入祥子内心去说话：

对了，祥子是遇到了“点儿”上，活该。谁都必须有办法，哪里都有缝子，只有祥子跑不了，因为他是个拉车的。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

把一支烟燃完，祥子还是想不出道理来，他像被厨子提在手中的鸡，只知道缓一口气就好，没有别的主意。他很愿意和老程谈谈，可是没话可说……买车，车丢了;省钱，钱丢了;自己一切的努力只为别人来欺侮!谁也不敢招惹，连条野狗都得躲着，临完还是被人欺侮得出不来气。

这里的议论紧紧结合着祥子的心理活动，议论中富有哲理，让人思考人生问题，想来想去又没有别的主意，更增添了祥子内心的矛盾痛苦。这段议论又有对祥子先前遭遇的概括，这个概括恰恰是祥子此时此地内心翻滚着的问题—一“买车，车丢了;省钱，钱丢了;自己一切的努力只为别人来欺侮!”议论的文字也即是心理刻画的文字。像这样以说话的形式进入祥子内心作心理剖析，也能为民间接受者所欣赏。

“说”与“写”的民间情怀表达

如果说老舍小说在“说”与“写”叙事艺术形式上适应了民间接受者的审美需求，那么。他在“说”与“写”中所蕴涵的民间情怀，更能让他的小说走向民间，突破“五四”以来新小说在接受者的情感心理上与民间的疏离。《骆驼祥子》不仅在时空连结和讲述艺术技巧上是民间的，而且在叙事的情感表现上也是民间的，具有深厚的民间情怀。

《骆驼祥子》“说”与“写”的民间情怀，含有农民式的成分，农民的情感，农民的性格特质。为突出祥子的农民情感及其性格特质，小说一共有十二次交代了祥子来自乡间，是乡下人。每一次的交代、描述都可以看到叙事者与其视点人物的情感沟通，充分彰显作者是站在农民立场，带着农民情感去述说农民进城故事的。小说一开始就交代了祥子“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这不仅突出他的农民身分，而且彰显了他“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紧接着作者便以赞赏的情感描述了祥子的外貌特征，随之第二次出现“祥子是乡下人”，而乡下人“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将乡下人与城里人作对比，以显示祥子坚壮诚实、沉默寡言性格的可爱。当战争的谣言在城内外到处传布之时，祥子不信谣言，“他究竟是乡下人，不像城里人那样听见风便是雨”。这第三次提及祥子是乡下人，又将乡下人与城里人作比较，作者还是站在乡下人的立场上，连祥子对现实反映迟钝、存在侥幸心理，也都作为农民的特质肯定下来。当祥子从兵营里逃出，发现骆驼并拉了三匹骆驼时，小说第四次提及祥子“来自乡间”，因为他来自乡间，所以“敢挨近牲口们”，带有农民与牲口的亲近感。再加上祥子一路上的艰辛，具有骆驼一般的坚忍不拔的性格，你看，作者仍然在赞赏祥子身上的农民特质，并没有把他拉骆驼视为不端行为。当祥子在杨先生家拉包月，杨家二位太太争着使唤祥子，二太太甚至将刚满一周岁的小孩交给祥子抱，祥子忍受不了抱孩子的无奈，刚想把小孩交给张妈，便迎来张妈的一顿大骂，这时，叙述者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说话了，于是第五次出现了“乡间”、乡下人的话术：“祥子生在北方的乡间，最忌讳随便骂街。”他不愿还口，只瞪了张妈一眼。这里的描写又形成乡下人与城里人(农民与市民)的行为方式的对比，既让人感到杨家两位太太及张妈随便骂人的蛮悍可恶，又让人充满对乡下人被骂的同情，还含有对乡下人“最忌讳随便骂街”的精神特质的温爱。小说第六次出现“乡下人”的话术，是祥子和虎妞愉情后，他“疑惑，羞愧，难过，并且觉着有点危险”，总想不明白虎妞为啥“已早不是处女”，“想起虎妞”，他就觉得“这么可恨可厌!她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他现在成了个偷娘们的人!”他恨虎妞的性引诱，毁尽了他由乡间带来的清凉劲儿，破坏了一向规规矩矩做人的农村小伙子的童贞。正因为他一向规规矩矩，而如今成了个“偷娘们的人”，他悔恨自己，这又是作为农民式的祥子所具有的要强诚实的特质。祥子的农民特质在婚姻观上也表现出来：“他来自乡间，虽然一向没有想到娶亲的事，可是心中并非没有个算计;假若他有了自己的车，生活舒服了一些，而且愿意娶亲的话，他必定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作的姑娘。”祥子“一旦要娶，就必娶个一清二白的姑娘”。这是来自乡下人的纯朴务实的婚姻理念，祥子所理想的“能洗能作”、能吃苦、“一清二白”的农村姑娘，正好又与引诱他“已早不是处女”且好逸恶劳的城里娘们的虎妞，形成鲜明对比，这又隐藏了作者对乡间纯朴务实的婚姻观的赏识，对祥子“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感到惋惜与同情。

老舍的“说”与“写”时时出现“乡下人”、“乡间”关键词，每次在“乡下人”、“乡间”的叙说中，总出现带有农民意识农民情感的祥子受到市民人物市民意识的轻视甚或侮辱的情景。像高妈已人市民的道，当她苦劝祥子放债无效后，曾想奚落祥子，对祥子的死脑筋感到不满，并轻视祥子将夜壶当礼送的“不顺眼”的行为。像杨家两位太太对乡下人祥子的侮辱、虐待;陈二奶奶对祥子的欺骗、愚弄;刘四怨恨女儿嫁给“乡下脑袋”“臭拉车的”祥子;虎妞常骂祥子“窝窝头脑袋”、“受苦的命”，甚至在说话的声音里，也都“表示出自傲与轻视祥子的意思来”。当然，虎妞尽管自傲与轻视祥子，对他不会算计、没有一点市民意识不满，但她还认为祥子是“理想的人：老实，勤俭，壮实”。所以在城与乡，市民与农民的对比中，老舍的情感倾向比较明显地偏向乡下、农民。同时，作者在“乡下人”、“乡间”的叙说中，又时常蕴涵着对乡村的温情，对农民特质的关爱。祥子进城后，为实现做个“自由车夫”的理想，苦干、硬拼，风里雨里咬牙，饭里茶里刻苦，即便处处碰壁遭难，也不愿放弃在城里的拉车生活。但他又时时眷念着过去的乡村生活，一想到在家里，“处处又是那么清洁，永远是那么安静，使他觉得舒服安定。当在乡间的时候，他常看到老人们在冬日或秋月下，叼着竹管烟袋一声不响的坐着，他虽年岁还小，不能学这些老人，可是他爱看他们这样静静的坐着”，“想起乡间来，他真愿抽上个烟袋，咂摸着一点什么滋味”。清洁安静、舒服安定的乡村生活，是祥子眷念的，也是老舍所欣赏认可的。早在20年代写《二马》时，老舍就对伦敦城外的乡间格外热爱，他说“英国的乡间真是好看：第一样处处是绿的，第二样处处是自然的，第三样处处是平安的。”40年代他在《乡村杂记》中自述：“身所至，心即安之，乡居渐惯，微怯城中繁闹矣。”《蜀村小景》(1942)诗曰：“蕉叶清新卷月明，田边苔井晚波生。村姑汲水自来去，坐听青蛙断续鸣”。呈现的是乡村幽闲清静，老舍身所至、心安之的境界。

由以上论述可见，《骆驼祥子》的叙事情感是民间的，具有深厚的民间情怀、农民情感，那么作家的民间情怀、农民情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概言之，老舍的农民情感来自北平的贫民窟、北平的乡间以及母亲的精神教养。首先，老舍出身贫寒，“因为从小儿就穷，生活在穷苦人群之中，北京的大杂院、洋车夫、赶驴脚的、拉骆驼的，全是他的朋友，他都有深刻的了解。天桥的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耍狗熊的，耍把式的，卖狗皮膏药的，他均极熟悉。”这样的生长生活环境，自然培育了他的贫民意识、贫民情感。而北京大杂院里的洋车夫、赶驴脚的、拉骆驼的贫民情感与乡间的农民情感也有着相融相通的地方，何况洋车夫样子进城后还固守着农民意识、农民情感呢。这样看来，老舍的贫民情感中自然也融通了农民情感的成分。其次，民间文化的熏陶和浸染，也滋润了他的民间情怀和贫民情感。老舍从小就喜爱民间文艺，像民间艺人献艺的戏团、茶馆、地摊、庙会等场所，也是早年老舍常去光顾的地方。据老舍好友罗常培的回忆，他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常与老舍一起到一小茶馆里听《小五义》和《施公案》，到能读书的时候，老舍就入迷地读《三侠剑》《绿牡丹》之类的小说，有时还沉浸在作品人物的情感世界里。再次，老舍接受了母亲农民精神特质的教育影响。老舍的母亲来自乡间，母亲娘家住在北京德胜门外土城黄亭子村，以务农为主。老舍曾述：“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人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下地作活。”“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劳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老舍说：“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她培育了老舍好客、守秩序、正直、温厚的性格，尤其是母亲的勤劳坚忍精神，更成为老舍崇尚歌颂的对象。母亲的生命教育、农民精神特质的影响，也是老舍民间情怀、农民情感的源地。老舍由幼年的生活环境、文化教养、母亲的生命教育所影响培育的民间情怀、农民情感，到他创作时，很自然地渗入到他所描绘的“乡下人”身上，形成了叙事情感上的民间特色。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老舍与中外文化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0YJA751090)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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