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中国农村血缘与姻缘博弈现象探析
二 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思路与来源：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继续坚持了社会学的家族研究传统，采用孙立平教授提出的“事件——过程”研究法，将研究对象界定在农村社会单个的社会成员身上，分析其在处理农村社会事件的过程中对血缘、姻缘的倚重和认同程度，从中探寻血缘、姻缘博弈的过程和现状。
2003年寒假期间，作者深入山东省莱芜市的一家乡镇企业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深入访问，从中获得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现介绍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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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A(过世) 李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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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C 李D 李E 李F 李H 李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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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G
个案背景：
（1）上图为简化的家族谱系图，本个案涉及的家族成员主要有李B、李C、李D、李E、李F和李G，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日常生活中李G和李F的关系要明显好于李G与李C的关系，尽管他们血缘上相对较远。
（2）九羊公司为山东省优秀乡镇企业，员工2000多人，95年乡镇企业改制，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将下属车间承包给个人，由个人负责招工，并按规定每年上缴企业一定利润。
个案内容：李G，28岁，高中文化，曾参过军，退伍后回乡待业。李G由于在外历练多年见过世面，95年乡镇企业改制期间，便组织家族成员集资承包了九羊企业公司的一个铸造车间，参加集资的有李G和其父李D，以及三个叔叔书C、李E、李F，集资者同时也是车间工人，后来因人手不够，李G又将好友韩二招进车间，车间的经营权记在李G名下。在利润分红上，李G及其父亲李D占50%，剩余四人占50%，在头半年里，企业发展比较顺利，企业效益非常好，为了扩大企业规模，李G和其他成员商量着增加企业人手，而这时恰巧李G的小舅子贾三高中毕业正急于寻找工作，会驾驶拖拉机的二姨夫王四正农闲在家，李G便想将他们招进企业，但不巧的是本家李H和李L主动找上门来，让给安排活干，迫于情面以及考虑到企业的合伙性质，李G只好先将两个本家安排了，但这件事使李G产生了将企业变成自己的打算。又过了半年，企业内部矛盾逐渐显现，先是作为长辈的李C和李E经常上班迟到或以各种借口旷工，而作为晚辈，李G虽看不惯，碍于情面，也不好说什么。后来，随着李G企业主地位的逐步稳固，便开始以作假账的方式偷偷将利润划归自己名下，开始时，其他成员并没察觉，但时间一长，他人突然发现，货物销量在不断增加，而他们分得的利润却没有增加，于是便开始怀疑和私下议论李G.。特别是李C和李E唆使李B运用族长的权利，在家族仪式特别是逢年过节的聚会中影射李G，劝戒他做事不能太黑，要照顾家族利益，这样李G和李C、李E的矛盾不断深化。后来，李G多次暗示李C和李E要他们主动离开企业，但由于企业利益颇丰，李C和李E仍坚持留在企业中。97年乡镇企业效益普遍不好，李G以九羊公司裁员为名将李C、李E解雇，其实当时李G的车间并未受到影响。过了一个月，李G便将小舅子贾三和二姨夫王四召进企业。现在企业运行良好，但李G和李C、李E除见面寒暄外，已基本不相来往。当问及其他村民对李G的行为的评价时，村民们好像并未有多大的反应。
（一）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介入已经改变了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和农民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利益原则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一个重要砝码[5]。案例中，李G之所以选择了贾三、王四，因为他们或是有知识、年富有为，或是拥有专项技术，能给自己带来切实的利益，而对血缘宗族成员的解聘，也出于同样的利益考虑。在这里明显的透露出一个信息，经济上的互利可以使亲属关系更加紧密，同样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也可以使亲属关系更加疏远[6]。“人情”作为传统“差序格局”中判别亲疏远近的基本标准，正受到“利益”标准的巨大挑战，在“人情”和“利益”的博弈冲突中，“利益”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上风，“人情”+“利益”的双重人际关系调节标准已经建立。另一方面，自我中心主义的关系格局正在形成，家族中心主义正在被自我中心主义所取代，农村基层社会关系网络正在由家族关系网络向家庭关系网络过渡。家族中心主义以家族为本位，个人不过是家族网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节点，它强调家族的整体性，鼓励个人对家族的责任，甚至是牺牲小我来成就大我；而自我中心主义以自我为本位，个人处于家庭网络的中心位置，家族不过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家族之外还有姻亲、朋友、熟人甚至陌生人等组成部分。在个案中，企业建立、演化、发展的整个过程，都显示出了自我中心主义对家族中心主义的强大优势。
正是利益认同的加剧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强化两者互动共同导致了血缘认同的下降、姻亲关系地位的提升，而利益认同的加剧、自我中心主义的强化体现出的是人们由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衍化。
（二）从案例中我们还应看出，姻缘关系对血缘关系网络的侵入，必须首先满足两个先决条件。一是“社区记忆的弱化”，所谓“社区记忆”是指“村庄过去的传统对当前农村社会的影响程度和影响途径”[7]。如果“社区记忆”较强，传统的伦理道德对村民仍具有普遍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李G的举动肯定被认为是“胳膊肘子往外拐”的行径，唾沫星子淹死人，李G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和自己密切相关的人及村民们的好评，这是一般人所无法忍受的，在这种情况下，李G往往不得不向强大的社会舆论低头[8]．但事实是49年后国家通过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对农村社会实行直接控制，消除了家族组织的权威体系，宗法解体，使传统伦理道德失去了依托和支柱，“社区记忆”完全消失;79年后随着国家权力退出基层，“社区记忆”有所恢复，但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传统宗法又受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社区记忆”再次走向弱化。[9]。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G才敢于做出清退宗族成员，转而雇用姻亲成员的举动，个案中村民的反映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个条件是农村社会特殊的信任机制。现阶段，我国城乡信任机制具有巨大的差异，城市信任现在基本上是一种“契约信任”，人们通过一系列的契约签订，从而对对方产生了稳定的预期，继而产生了信任；而农村的信任是一种建立在互动基础上的“互动信任”，互动越频繁，对对方越可能产生稳定的预期，信任度也就越大。这就使在由血亲、姻亲、朋友、熟人、陌生人组成的人际关系圈中，从内向外，随着互动频率的依次降低，信任度也依次降低。因此，在个案中当血缘关系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后，姻亲关系便成为了首选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