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道教研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

中国中古社会佛教和道教盛行，对上至国家政治，下至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要全面了解中国的中古社会，就不能忽视对中古宗教问题的研究。目前的中古史研究已经走出了过去政治、经济、民族等几个固定的框框，研究者的兴趣和选题日趋多样化，也有相当多的中古史学者意识到宗教研究的重要性，并在这一领域做出有益的尝试。但相对于佛教领域研究成绩巨大，成果也比较容易被中古史学者借鉴和采纳的情况，中古道教研究还处在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中，表面上看成果虽多，但良莠不齐，有价值的成果比较分散。本文将就中古史研究领域中一些传统课题（如政教关系、佛道关系）和近年兴起的一些新课题（如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新史料等方面）择要介绍一批国内外道教研究成果。由于1990年以前的西方道教研究概况已经有索安（Anna Seidel）的《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91年初刊，吕鹏志等中译本，中华书局，2002年）介绍在先，而1998年以前的中国道教研究状况也有陈敏的《20世纪中国道教学研究》（载《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7-1998年》，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和朱越利、陈敏著《道教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进行全面的介绍。所以本文的侧重点以1990年以后的英文和日文研究成果为主，但又不局限于此。因外文材料获取和研读不易，且任何人来做这样的有选择性的介绍，都难免会渗入个人选择倾向和评判标准的干扰，这是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此外，因所介绍的内容要考虑到对中古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故凡有关纯粹的道教经典、教义、思想、人物、仪式、文献，以及道教音乐、文学等研究的介绍都只有被暂时割爱。

一、道教与中古的政治、社会

1、道教的“终末论”及其对中古历史的影响：

“终末论”是东西方宗教神学中共有的一个终极问题。“终末论”是在汉代宇宙论基础上，以图谶为表现形式，受到佛教劫灾说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对中古道教影响深远的观念；它虽然借鉴了佛教教义，但却有自己道教的特色。研究表明，东晋中期的道教上清派认为宇宙循环往复，具有周期性。面对两晋南北朝动乱的时局，人们认为一个旧的宇宙周期即将结束，新的周期循环就要开始。具体说即“甲申大水”会导致天地崩坏，只有信道的“种民”才能在“壬辰之年”降世救度世人的道教真君引领下，进入下一个全新的循环劫期的开端，亦即进入新的太平盛世。

在道教“终末论”和佛教“劫灾说”的共同影响下，一方面，社会上的人们，尤其是一般民众心怀恐惧，希求自己能够脱离现世的苦海而进入新的宇宙周期之中，因而大批地、虔诚地皈依佛教和道教。这是佛、道二教在六朝时期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从196-578年间，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537次大大小小的起义和叛乱。其中，大江南北都有许多人打着李弘或弥勒的旗号造反，这也是有道教“终末论”和佛教“劫灾说”教义为理论依据的。以往，国内学者从研究农民战争角度出发，大都说这些起义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所致，只有少数学者如陈寅恪、汤用彤、王明、唐长孺等先生，他们指出这些起义都是利用佛教、道教做掩护，但也还没有从当时整个社会弥漫的宗教气息和宗教的教义角度来分析。这些叛乱中，最著名的是孙恩、卢循的叛乱。对此曾有陈寅恪、宫川尚志等人的研究，指出叛乱与天师道密切相关。近有黎志添对此重新分析，认为应该区分道教与民间起义和叛乱之间的关系。从东晋道教的教义来看，根本没有暴力推翻朝廷的教义或动机。孙恩叛乱的确是受到道教“终末论”的影响，但更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南方土著士族不满意北来士族对他们的压制，因而这场斗争中地主阶级的内部斗争色彩要大于宗教的色彩。见黎志添（Lai Chi-tim）, “Daoism and Political Rebellion during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道教与东晋的政治性叛乱）,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终末论”的观念不仅影响到民间此起彼伏的起义和造反，而且几乎在中古时代每次王朝交替过程中，都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理论依据，这可能是以往中古史学者尚未给予充分重视的问题。

2、魏晋隋唐间王朝更替中的道教影响

在这方面，索安有两篇经典文章值得一读，一是“The Image of the Perfect Ruler in Early Taoist Messianism: Lao-tzu and Li Hung.” （早期道教救世主义中的真君形象）History of Religions, 9, 1969-70；二是“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Taoist Roots in the Apocrypha” （国之重宝和道教秘物——谶纬中的道教渊源）, 1983年初刊，刘屹中译文载《法国汉学》4辑，中华书局，1999年。尤以后者最为重要。在前一篇，她指出：成汉的李雄、刘宋的刘裕、北魏的拓跋焘和唐朝的李渊，很可能都曾根据道教的理论把自己作为救世真君的化身，以此象征天命在己。道教终末论和救世真君的思想，不仅对民间叛乱者有影响，就是真正掌握权柄的上层统治者对此也心有所动。说明道教在中古社会绝不只是目不识丁的下层民众粗俗的迷信。道教的理念其实在中古时代很多场合下，甚至成为建构一个理想王朝统治秩序的重要理论依据。后一篇文章中，她不仅从中国上古思想源头中寻找奠定后世道教与王朝政治关系的基础观念，而且还具体分析了道教在曹魏、南朝的宋、齐、梁，北朝的北魏、北周这六个王朝政治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这样的分析在国内的魏晋南北朝史乃至道教史研究中都似尚未见过。不过她当时所依据的还是以正史文献为主，现在有条件从道教本身的材料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她之后的西方学者，又将这方面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其一：曹魏的建立与降曹的五斗米道高层的关系。220年曹丕篡汉的仪式结束不久，曾经是张鲁部下的李伏上贺表，大意说早在曹操被献帝封为魏公的那一年，汉中就有一块号称是孔子玉版的图谶，说应当得天下的是“魏公子桓”而不是曹操，这是早有定数的。此奏表见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刘艾的《献帝传》。龙显昭曾在《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1期）中提及李伏和他的表奏，但没有从道教图谶的角度详加分析。近有Howard Goodman, “Celestial-Master Taoism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Ts’ao-Wei Dynasty: The Li Fu Document.” (天师道与曹魏的建立：李伏奏表) Asia Major, 3rd ,7-1,1994.（已收入氏著Ts’ao P’i Transcendent: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Dynasty-Founding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Han, Washington: Scripta Serica, 1998.）认为这反映了张鲁在汉中降曹后，五斗米道高层人物借着曹丕篡汉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也对五斗米道在当时的发展传播有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汉末张天师世家在曹魏时期显赫一时后，很快就在历史上变得悄无声息了。直到唐玄宗时代，才又正式建立起张天师的家世谱系及其对全国道教的象征性领导地位。这一对道教史来说很重要的历史现象，已有T. H. Barrett, “The Emergence of the Taoist Papacy in the T’ang Dynasty” （唐代道教天师教权的出现）, Asia Major, 3rd , 7.1,1994.做了研究。

其三：道教在刘宋代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1990年代初曾有人写过道教与刘宋皇帝、道教与南齐皇帝，但价值不大，没能真正切入。道经中有以《三天内解经》、《洞渊神咒经》为代表的几部道经，都很明确地是为刘裕代晋张目。目前对《三天内解经》较近和较权威的研究是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Early Daoist Scriptures（早期道教经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一书中的译注。此外，还有前揭菊地章太的两篇文章，即对甲申大水和对《天地运度自然妙经》的研究。道教的材料不会提供像正史那样明确的人物和事件，但在歌颂和拥戴刘裕这一点上，晋末宋初南方一批道经显示了共同的特点，这是值得注意的。

此外，道教在前蜀王国建立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见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 “Liturgy and Sovereignty: The Role of Taoist Ritual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Shu Kingdom(907-925)” （科仪和君权：道教仪式在蜀王国建国中的作用）Asia Major,3rd 2-1: 1989.

可见，道教对中古王朝更替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道教的组织系统对某个地域性政权的支持，如成汉；第二是对于自诩正统的中央王朝来讲，象征天命、制造舆论的图谶传统通过道教之手以更新的形式和内容加以展现。李伏奏表、刘裕代晋、李渊建唐都体现出明显的图谶传统，而北魏太武帝和崔浩最感兴趣的是寇谦之带来的录图真经，而不是《老君音诵戒经》。中古道教的天师在朝廷上的政治角色要远比其宗教角色更加重要。

3、人神两界：官与神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