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性质的两次转型与中国历史的三个阶段
或者说，划分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并作为两次社会性质转型的决定性事件是：“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立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
一、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立是社会完成第一次转型的依据和标志
在中国大地上，今天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超过7000处，早先相对分散的人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间，最后都逐步选择了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接受了后来被人们称为中华文化那个思想格局，并在小区域逐步实现政治整合的基础上，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时代，最终完成了整个民族的政治整合，建立起中央集权制政府。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转型的三大要点是：经济上是以农业生产技术普及为主导的“第一次全球化”过程，政治上的关键和标志事件是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的建立和强化，思想与文化上成长了统一的汉字和中华文化。加速实现转型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完成了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建设，最后是在汉武帝手上得到巩固和完善的。
与欧洲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相区别，近代西方国家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建设，是与资本力量的兴起和对外扩张过程和工业革命同时发生的，因此马克思才有可能在这样的典型的欧洲经验基础上，把资本作为主导一切的积极因素来对待，把政治权力建设和技术革命成就都化约为资本主导的结果，没有这个共时性，马克思这样的叙述就不会产生。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一个核心认识是资本具有主导一切的力量，没有资本就没有现代社会的一切。这与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和经验，是明显不一致的，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建设与资本主导力量上升没有任何关系，与工业革命也不是共时性事件，认真对照欧洲和中国的历史过程，足以否定资本至上的伪历史观。欧洲政治经济诸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和技术）的重大变迁，实际上是集中在近代一次完成的，而中华民族是两次转型的结果，这是中国与欧洲历史重大区别的第一个特点。
秦汉以降，中国历史有2/3以上的时间，是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管治之下，早先占据主导地位的部落自治和邦国林立局面已经结束。早先人们是生活在部落或者小邦国内部，基本上是高凝聚度的生产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按照儒家的历史观，这些共同体是“大同时代”的遗迹，而且还具有回归大同的可能），而现在人们是生活在“天高皇帝远”的中央集权制政治下、由名义上是皇帝委派的地方官进行指导的各种社区自治结构里。传统社会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剩余有限而且流动少，特别是远距离运输成本高昂，对多数人的日常生活而言贸易和商业在人们生活中间不占据重要地位，弗兰克和彭慕兰关于中国的研究，仍然是以工商业社会形成的研究视野回溯从前，这是社会性质决定的。
二、实现政治整合之后的人力物力优势是中华文明传承不断的原因
中国历史与欧洲重大不同，还在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化的接受过程，不是在排他性的利益趋势人群扩张中间完成的。是一次农业技术普及的全球化过程。先是中心地区农业发达，人口增加对外播迁，在广大森林－草原环境中间去寻找新的农业地带，结果带动了游牧渔猎民族选择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了农业主导下的全球化过程。由于没有对落后部落利益的排斥和掠夺，落后民族在选择农业的同时也认同了农业民族，文化认同和种族融合都在农业扩张期间自然完成了，这是中国能够最终统一的重要基础。农业民族的扩张过程与游牧渔猎部落的关系相对缓和，是因为农业部落和游牧渔猎部落的生存资料，基本上不是相互竞争和互为消长关系，同时中国黄淮海大平原面积巨大，降雨量在400－800毫米之间，这个降雨量在自然状态下就是森林－草原环境，有许多林间的草原适合农业部落的拓展和播迁。
中国的农业全球化过程，不排斥游牧渔猎部落的生存利益，也不实施奴隶制，因此就没有不可消弭的敌意，这是文化认同和种族融合的基础。因为没有奴隶制那样的排斥别人利益制造敌意的制度，中华民族最终实现了全部国土面积上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
中国与欧洲相比，由于长城一线特殊的半干旱环境，单位面积的牧草产量极低，使得游牧民族的越冬生存困难很大，结果就转化为对农业地带的安全压力，全球历史上最强大的游牧民族部落军事同盟都是出现在中国北方。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要比欧洲大得多，由于中华民族在先秦游牧民族壮大之前，就先行完成了民族融合和中央集权制政权的建设，从而具有很大的人口优势，并在中央集权制政府的主导力量下，最终能够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建设长城这样的“别马腿”工程，削减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并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对游牧民族进行反击，这样强大的自我保护力量，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的没有失陷于游牧民族的迁徙浪潮的民族，成为唯一的传承不断的文明。
欧洲的封建制，实际上是古希腊罗马实行奴隶制的报酬。中国没有实行奴隶制，所以就最终使得自己有了足够的力量去抵御游牧民族的侵袭，避免了欧洲那种失陷于游牧民族的封建化过程。这是中国与欧洲历史具有重大不同的第二大特点。
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相比，政治权力由集权制政府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分离，中国地主没有欧洲封建主那样的政治权力，无法以此去限制农民的身份自由，建立起人身依附关系，实际上欧洲的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关系特征，是游牧民族在农业社会按照游牧部落人身关系特点建立起来的。与欧洲的情况相反，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间超经济强制的作用不强烈，国家政权与个人的关系很弱（“天高皇帝远”），政治关系和超经济强制关系不同于欧洲社会的特点，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中间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相对突出；换言之，中国民间社会的所谓“儒家特点”是法家建设了中央集权制的结果，所以毛泽东说“祖龙虽死秦尤在，孔学名高实枇糠。”
另外与欧洲社会的中世纪很不同，中国民间舆论是自主的，没有宗教这样的职业意识形态机构；而社会思想的主流要接受政府扶持和指导，国家通过科举取士的方式划定士大夫的读经范围，中国没有欧洲那种超越国家政权之上的宗教话语权作用，这也是中国传统时期话语权和思想格局的特点，与欧洲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