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之一）

【 正 文】

20世纪就要过去了，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为宗族定位、定性是探求现代化之路必不可少的一环。事实上，本世纪初国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自强的探索中，已经把宗族问题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内。宗族事关对中国社会整体的认识，中国人对此已经探讨了百年，至今兴趣未减。它已超出学术和历史的范畴，与政治和现实密切关联。把本世纪对宗族的探讨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加以客观地评述，有助于人们更科学、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宗族及社会，思考中国的历史和未来（注：本文主要综述中国大陆的宗族研究成果，大陆学者在海外发表的论著以及海外学者在大陆发表的论著，也酌情介绍。）。

一般来说，宗族是由共同祖先界定出来的父系群体。这样的概念基本为学界所认同。与宗族概念相关的另一重要概念为家族，而人们对家族的界定则莫衷一是。有的以家族为家庭；有的认为家族是小家庭的扩大或组合，是家庭与宗族之间的组织；还有的把家族作为包括低层次家庭和高层次宗族的概念。本文将有关宗族的家族研究也一并加以综述，至于以探讨家庭为主的家族研究，因主旨非宗族问题，就不在介绍的范围之内了。

一、20世纪上半叶宗族研究的起步

（一）宗族的历史定位和现实定性

严译《社会通诠》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反响，影响了新文化运动。沟口雄三指出，在五四运动中领导了文化革命的《新青年》受到《社会通诠》的深刻影响，《新青年》曾热衷于掀起打倒宗法社会的运动。主编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东洋民族虽从游牧社会进入宗法，但情形至今仍未改变。虽从酋长政治步入封建政治，至今亦无变化。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核心，个人无权。……尊家长、重阶级，故提倡孝。在宗法社会的政治里，……尊元首、重阶级，故提倡忠。忠孝是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道德，也是半开化东洋民族的一贯之精神。”他又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二——四）中说孔子所提倡的道德在“数千年前的宗法时代、封建时代也仅仅通行于公、卿、大夫、士的人伦日用之处，在庶人阶层则全无市场。在数千年后之今天，在此共和、国家时代，如何还怎能得以通行呢？”陈独秀照搬了《社会通诠》的理论及严复的案语，视儒家思想为落后的宗法社会的产物。

上述两种观点在本世纪上半期均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在理论界前者较为流行，在政治实践上，二者成为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主张，并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以上种种对宗族的看法，表达了进化、革命或改良的思想，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变革社会的政治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受当时新兴的功能主义影响，人类学者林耀华从纯学术的兴趣对福建的义序黄姓宗族进行了田野调查，撰写了15万言的学位论文，开辟了认识中国宗族的新视野。1936年他发表《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社会学界》第九卷，1937年），提出研究宗族的新方法，他指出：“宗族乡村乃是乡村的一种。宗族是家族的伸展，同一祖宗繁衍而来的子孙称为宗族，村为自然结合的地缘团体，乡乃集村而成的政治团体；今宗族乡村四字连用，乃采取血缘与地缘兼有的团体的意义，即社区的观念。”这是一个适合单姓族村的概念，表达的是一种从学理上透过宗族对社会结构的认识。林耀华把宗族作为一个功能团体，从祠堂入手探讨了多方面的作用，“特别注意于功能的结构，由此窥见各方面的关系”。林耀华探讨宗族的基本单位家族，从探讨家族到宗族的结构把握宗族，并探讨家族背景下的个人生活，以认识个人地位和家族结构甚至和宗族结构的关系。林耀华的研究有助于客观地认识现代社会中的宗族形态。

（二）宗族史的研究

稍晚于为宗族定位、定性的理论思考，一些历史学者也开始了对宗族史的研究。

研究秦汉宗族制的专著有1947年出版的吕思勉《秦汉史》，该书论述社会组织的部分专设“族制”一节。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11卷4期，1936年）一文，是论述豪族的重要论文。 陈啸江《魏晋时代之“族”》（《史学专刊》1卷1期，中山大学，1935年）系统研究了魏晋时期的宗族，论述了“族”的来源及魏晋时代重视宗族的原因、势族和寒门、宗族内部生活状态、魏晋人重视宗族的一般情况及入族与出族问题。专门研究魏晋宗族的论文至今仍然少见。曾謇《三国时代的社会》（《食货》5卷10期，1937 年）考察了当时豪宗大族的活动，认为三国政权的建立，都基于大族的势力。孟晖《东晋的豪族》（《南风》1卷4、5期，1945年）也论述了豪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