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一）

重视社会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1949年以前学者们就程度不同地有过相当不错的理念和著作。吕思勉、顾颉刚等人曾在自己的研究中涉及社会史的内容。1948年，吴晗、费孝通等人组织过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的讨论班，历时半年，中心内容是在中国传统结构中皇权与绅权怎样合作和冲突，它们的性质如何，又如何演变，旨在运用功能学派的方法，通过分析权力结构来认识传统社会。据冯尔康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1），1911年至1949年，国内学者共出中国社会史书籍114种，1949年至1956年共出版58种。不过，这些著作绝大多数属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的范围。

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影响最人的观点是“康熙甲寅说”（1674年）和“乾隆二十六年说”（1761年）。

1964年，蔡少卿在《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文中认为，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漳浦和尚万提喜创立。蔡的根据是清朝档案和汪志伊上奏的《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1979年至1986年间，秦宝琦连续发表文章支持“乾隆二十六年说”，他的主要依据是新发现的档案资料。1983年以后，郝治清连续发表了《天地会起源“乾隆说”质疑》、《论天地会的起源》、《天地会盟书誓词辨证》、《略论天地会的创立宗旨》等文，多方面地论证了“康熙甲寅说”，他的主要依据是“西鲁传说”和“严烟供词”。

在天地会的性质问题上，影响最大的是“反清复明说”与“团结互助说”。对反清复明说作出学术解释大约要从罗尔纲开始。三四十年代，罗尔纲、萧一山、周贻白分别写了《〈水浒传〉》与天地会》、《天地会起源考》、《洪门起源考》等文，都认为天地会是明朝遗民或郑成功创立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团体。罗尔纲的“反清复明说”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因此，得到厂许多学者的支持。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进行过关于天地会性质问题的讨论。有人拥护大地会创于康熙十三年的说法．认为反清复明是它的政治纲领。也有人把它的出现和福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指出天地会较多地反映了城市平民阶层的要求。这个看法对于证明会党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也许更加便当一些，但似乎过分看重了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似乎过分提高了天地会的规格，从而遭到不少人的反对。魏建猷指出天地会的参加者大多为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即农民中的游民阶层，不能把这类人的江湖“义气”和近代民主主义挂起钩来。邵循正指出大地会的阶级成分仍然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和流氓无产者为主。因此，把它和资本主义中产关系联系起来是不妥当的。他还指出，不应把天地会看作一贯地具有明确革命目标的组织，破产劳动者有要求互助的一面，又有反抗压迫的一面，而前者是它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陈守实从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的关系方面论述了秘密结社的性质，指出，如果民族矛盾产生秘密结社，必须民族矛盾占有全部社会生活的关键部分才有可能，换句话说，就是民族矛盾迫使群众无法生活下去、才会起而组织这种团体。一些不甘屈服的明朝知识分子可能会有强烈的民族情绪，但广大分散的农民不一定有这种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