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和战后重建的人文因素
一般来讲，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绝大多数都是逊尼派，只有波斯人的伊朗才是什叶派的天下。但由于同伊朗接壤必然产生的长期交往，除占人口比例约4%的非穆斯林之外，伊拉克这个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国民占了人口总数的58%，逊尼派只占38%，其中还包含了将近22%的库尔德人。也就是说，伊拉克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只占人口总数的16%或者稍多一些。
此后的伊拉克政权尽管多次更迭，费萨尔王朝所有王室成员也被斩尽杀绝，但逊尼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1968年复兴党接管政权之后，情况更是如此，因为当时的复兴党员90%以上属于逊尼派，什叶派党员只占党员总数的6%。没过几年，当来自提克里特同一逊尼派部落的总统哈桑·贝克尔和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地位得以巩固后，提克里特的逊尼派又成了复兴党领导核心，而提克里特地区的人口连全国人口的1%都不到。
事情很明显，尽管复兴党是一个跨宗教和民族的世俗政党，里面也有基督徒(比如外交家阿齐兹)、什叶派穆斯林(比如宣传家萨哈夫)和一些库尔德人，但由于萨达姆任人唯亲，只是把复兴党作为家族统治的工具，因此这个政权的代表性是靠不住的，社会基础是非常脆弱的。
2.萨达姆统治下的什叶派
在伊拉克2400万人口中，什叶派穆斯林占了1400万。历史上，什叶派为了争取更多的权益，曾多次向逊尼派的权威发出挑战。但在1958年前的费萨尔王朝时期，教派冲突并不严重，一个原因是费萨尔的教派平衡政策做得比较好，另一个原因是什叶派信众要么受南方落后的大地主阶层控制，要么是沦落为城市中的贫民，而且宗教观念较强，总之在现代化过程中难以成为社会中坚。意识上的落后必然导致政治地位的低下，即便在复兴党内也是如此。伊拉克复兴党组织原本是什叶派无产者创建的，但当大量逊尼派知识分子入党后，什叶派领导人就只有被逼退党的份了。复兴党对什叶派领导人的排挤，将占人口大多数的什叶派群众推向了对立面。
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当上世纪60年代初期，什叶派宗教领袖开始组建宗教政党、向世俗政权发起挑战之后，特别是在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1965—1975年流亡伊拉克宣传宗教革命期间，什叶派群众的宗教意识得到了加强，在他们同逊尼派政府的对立的基础上，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对立的色彩也越来越浓厚。
伊拉克的什叶派公民对萨达姆政权的仇恨和恐惧是不言而喻的。难怪萨达姆连共和国卫队都信不过，因为除了“特别卫队”之类的贴身内卫部队之外，伊拉克军队都以什叶派士兵为主体。
3.伊拉克库尔德人并不追求独立
开战前后，库尔德人的动向一直是媒体上的大话题。这其中有切实的关注，也有不明真相的炒作。问题的关键归结为库尔德人是否会趁机独立。实际上，这次战争的确给解决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机会，但库尔德人是绝对独立不了的，不仅所有相关国家不会允许他们独立，就是库尔德人自己也没有独立的打算。
1958年伊拉克革命后，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力量分别在1961年、1965年和1975年同政府军发生激烈交战，原因都是政府不答应自治条件，或答应后又反悔，其根本原因是库尔德人的自治条件太高。
1975年兵败之后，库尔德民主党发生分裂，派生出库尔德爱国联盟，双方对立严重，甚至相互残杀。萨达姆执政后，伊拉克国际环境恶化，库尔德人又在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期间大举兴兵反叛，但遭到萨达姆的铁血镇压，甚至动用了化学武器，国际上也无人声援库尔德人的反叛，只是谴责萨达姆的过度镇压。
经过80年前赴后继的流血斗争，库尔德人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民族自治区是能够争取到的，但独立是万万不可能的。这个道理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明白，土耳其和伊朗的库尔德人也明白。因此，对库尔德人独立的担忧是不必要的。
倒是土耳其政府受到了真正的压力。如果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在战后得到永久性解决，土耳其自身的库尔德问题势必也要进入更为理性的解决程序，土耳其不承认库尔德民族属性的国策势必彻底崩溃。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战争期间看到的只是土耳其政府的过度敏感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有惊无险。
二、“全国保卫萨达姆”——神话还是笑话
开战前，伊拉克的宣传机器叫得山响：“誓死保卫萨达姆!全国保卫萨达姆!”传递给各国电视台的画面，也尽是些雄赳赳接受检阅的各色武装人员，上至大腹便便的将军，下至神情肃穆的街道妇女，更不用说大大小小慷慨激昂的表态场面了。此外，据说还有300万民兵和100万“耶路撒冷解放军”严阵以待，全民皆兵的伊拉克总共有800万支自动**。
不能怪各国的媒体不公道，实在是他们拍不到真实反映伊拉克人民心态的镜头，因为外国记者在伊拉克是没有自由采访权的，所有的采访都有特务监视，伊拉克人更没有私下接受记者采访的胆量。仅仅在海湾战争之后的10年里，被萨达姆杀害的伊拉克记者和编辑就有500人之多，和他们同时消失的还有百倍于此的仅仅是说了几句实话的人。
1.萨达姆的权威是怎样建立的
1968年复兴党政变上台后，作为三个主要领导成员之一，萨达姆非常聪明地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安全而有实权的位置上。在复兴党夺权两周后，萨达姆亲自持枪，独自一人完成了逼走二号人物纳伊夫总理的宫廷政变，将所有权力交给了复兴党总书记哈桑·贝克尔，自己只当个“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不显山不露水地开始了长达11年的韬光养晦。
在“两个人共同执政”的11年间，萨达姆和贝克尔确实把一个贫穷动荡的伊拉克建设成了阿拉伯世界最富强的国家。靠着丰厚的石油收入和一系列强国政策，伊拉克的人均GDP从不足300美元猛增到3000多美元，石油年收入从5亿美元猛增到165亿美元，外汇储备从4亿美元猛增到370亿美元。这个“10年增10倍”的速度足可以让所有的“小龙”闭嘴。此外，伊拉克还曾在1973—1977年集中进口了70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西亚地区最强大的阿拉伯军队。
1979年是中东—伊斯兰历史的转折年。在这一年里，以色列和埃及实现了和平，阿拉伯世界陷入了分裂；亲美的伊朗巴列维王朝覆灭，霍梅尼建立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向全世界发出了挑战；苏联入侵了阿富汗，在全世界穆斯林眼里从朋友变成了敌人；萨达姆当上了伊拉克的总统，将伊拉克从一个受他国期负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期负他国的国家。
萨达姆从登台的第一天起就建立了绝对权威。在“患了严重心脏病”的老总统哈桑·贝克尔辞职后，萨达姆马上开始了党内清洗，一天之内处决了22名副总理级和部长级的“阴谋家、叛徒、伊朗间谍、叙利亚间谍、美国间谍和以色列间谍”。处决方式是空前绝后的：各地党组织选派了几百名代表，一人一支枪，同时扣动扳机，集体执行“党的判决”。宣布判决的方式也是空前绝后的：处决场面被拍成影片广为下发，全国的党员必须观看。
其它的就不用多说了。仅此一举，萨达姆就建立起了绝对权威，仅此一举，99.6%或100%的支持率就一直保持到倒萨联军开进巴格达。
2.绝对权威导致绝对错误
公平地说，萨达姆在当副总统期间的所作所为是无可指摘的，甚至是值得称道的。但从他当总统的第一天起，他就从国家的功臣变成了国家的罪人，尽管他给老百姓涨了工资，尽管他走村串户，体恤民情，确实博得了喝彩。但是，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决策上，他一错再错，把伊拉克人民引入了苦难的深渊。
上台第二年，他趁伊朗内乱发动了对伊朗的全面进攻。本来预计两三周内将伊朗打服，但被宗教狂热煽动起来的民族是难以战胜的。战争一打就是8年，结果是：40多万伊拉克青壮年战死沙场，数十个城镇化为废墟，370亿美元外汇储备变成了1000亿美元外债，被激怒了的将军们开始谋划反叛，新生的政治反对派恳请哈桑·贝克尔重新出山。
萨达姆的应对方式软硬兼施：他关闭了所有“军官俱乐部”，处决了百余名不安分的军官。老总统突然“病逝”不久，国防部长也死于“直升机失事”。消除了危险之后，他开始雷厉风行地实行“改革开放”，内容有扩大私有化、吸引外资和实行民主。他亲自培训第三届国会选举工作人员，800万伊拉克选民倒也真正实践了一回1∶4的差额选举。
但萨达姆的改革只坚持了两年就走不下去了，原因是入不敷出。独出心裁的萨达姆打起了科威特的算盘，任凭阿拉伯世界头面人物全体出动，百般调解，300亿美元现款的要价决不松口。于是，仅仅休养了两年的伊拉克人民又被拖入了另一场战争，沙漠里又多出了几万冤魂。接下来是萨达姆不屈不挠地同国际社会玩了12年的“老鼠戏猫”的游戏，游戏结果是联合国决不放松的制裁，而伊拉克第纳尔对美元的比价已跌至两伊战争前的1/6000，教授的工资也从1000多美元降到10多个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