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生命的狂歌与失重

近些年来，“民间”，一直是当代文学写作注视和表现的重要视域，也是理论探讨的焦点和热点。从早些时候陈思和提出的“民间的沉浮”、莫言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到近年被大力倡导的“底层写作”，“民间”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各自独特的品性在当代持续走向一个更为宽广的文化空间。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民间显然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资源和叙事选择、叙事方式。“民间”使当代作家的写作呈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这也体现了文学写作传统自我更新的生命力和历史再生性。

尤其值得我们欣慰地是，对“民间”的注视与挖掘正在成为更年轻一代有潜质作家的写作生长点和支撑点，他们正在以充满激情的写作，表达着浓郁而强烈的本土体验，表现、阐释着坚实的乡土中国内涵和形态，使当代汉语写作在民间这一文化流脉得以承传和延续。我觉得，在当下这个世情喧嚣、人心浮躁的“转型”时期，一个作家将自己的审美目光、想象和笔触深入到乡土世界，以一种民间的情怀去看待、发现历史的朴素、丰富和复杂，显示出生命的自然状貌，努力地寻找另一种真实，这不仅是一种有责任感的写作立场和姿态，更是一种具有文化感的宽广胸怀，以此成为写作不竭的叙述动力，这些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而萨娜的中篇小说《黑水民谣》（载《钟山》2008年第3期），就是这样一篇表现民间生命活力和存在形态的优秀之作。我感到，这是一篇极富个性的小说，它的出现，原本就不是为了提供某种历史或现实的某种见证，猜测或否定，它完全是作家与民间的一次平等的对话，是对民间的一次深情的发现。

小说在试图呈现民间意义的同时，毫不掩饰地剥离掉我们以往的观念形态中的民间世界，而且，其对历史进行“原生态”的还原，竭力地展示出了民间的宽厚，粗糙、人性困扰和生命欲望。

与许多小说不同，《黑水民谣》在近六万字的篇幅里虽然尽情地铺排、演绎生命的悲与喜，情感的痛与伤，人性的扭变和乖张，世态的炎凉和惨烈，但是，透过小说戏剧性的表象世界，小说叙述的本质性目标却直指民间生命的生死歌哭和俗世生活的不同凡响。我感到，小说的叙述异常的自由和洒脱，我们所读到的这些，已然不仅仅是兰妮、马翠翠、洪发、胡龙青、大臭、二臭、周福旺、天秋这些鲜活、具体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的命运场景，传神的故事，在看似柔韧的叙述背后，蕴涵的却是一个丰盈饱满、寓意纷呈、感性而荒诞、既抒情又富于哲理内蕴的“民间形象”。

这个“民间形象”，显然没有任何理念的支配和控制，也没有对形式或技术的刻意谋划，更无追寻历史和生命“本质”的负担。因此，对这篇小说的主题性分析和任何概括性描述就显得徒劳或牵强。

小说似乎有意地模糊故事发生的确切年代，在所营构的具体的生活场景中，作者以一种非历史化的叙述观念，使小说把艺术表现发挥到某种极致，从而将人的存在困境和悖论推向极端，也将人物的心理引向极端，难以言说的神秘力量，与神奇、传奇与荒诞一起构成了民间价值的复杂性。

小说的叙事选择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叙述主要围绕马翠翠和兰妮、大臭、二臭一家的命运沉浮展开。

从故事的形态上看，《黑水民谣》的叙事时间跨度虽然短，但仍算是一部家族小说，整部作品演绎一个家族的生离死别，爱恨情仇、刀光火影。一个家族的兴旺、破败和毁损，充溢着黑水人毫无顾忌的原始生命力，人心和人性被刻画、书写得淋漓尽致。

小说尽管没有十分明确的贯穿性的叙事视点，看上去松散随意，善于变化腾挪，大起大落，不拘章法。叙述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焦点，但恰恰是这种没有“主视角”的叙事，给这种“荒野”般的民间声音、民间话语和民间生命提供了自由呈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