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社会的“和”元素交融
关键词:“和”元素;东方管理;和谐社会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不仅作为一种艺术的、外在形式的审美追求,而且已提升至政治理想、伦理、生理、心理乃至宇宙观等层面。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适应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充分吸收和运用东方传统文化精髓,将“和”的元素融入到社会发展进程中,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
一、传统“和”文化
从《尚书》到《周礼》,再到《说文解字》,“和谐”一词都是指音乐的合拍与禾苗的成长,“和”即“谐”,“谐”即“和”,引申为各种事物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和相互协调。《中庸》提到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及《周礼》所说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个中道理均源于此。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关系上。
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阴阳互补的宇宙观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在这里所讲的“际”,就是关系。自古以来,天人之学、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三大学问,其中的天人之学,即指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易经》讲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席物,万国咸宁。”意即依据天道的变化,人获得自己的命运和本质,变化会有差异和冲突,但是冲突又有融合,即走向太和,而和的价值指向是万国安宁与繁荣,这是符合天地变化之道的。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呼吁人们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归依。儒家对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许多阐发。孔子主张以“仁”待人,以“仁”待物,即所谓“推己及人”,“成物成己”。《中庸》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所追求的是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途径,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史书上记载的“网开三面”、“里革断罟”等典故,无不体现古人善待自然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
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宽和仁厚、和衷共济的处世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许多关于“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的思想,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有序的社会秩序、和谐的社会关系,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有“志同道合”、“同心同德”、“和衷共济”,才能做到“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从而“天下同归而殊途”。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和”与“同”始终是中国古代管理文化所关注的一对含义不同的范畴。孔子提出理想人格是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从而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意即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团体。在这里,孔子区别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和”指多样性的统一,“同”指一味附和乃至结党营私。孔子明确主张,君子应取前者而弃后者。宋代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讲:“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表明宇宙世界、人间社会充满矛盾,但在矛盾的解决上主张“仇必和而解”,而不是“仇必仇到底”,这种对待矛盾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大有裨益。
三是在心与身的关系上,主张执用两中、平和恬淡的人生理念。在处理人的心与身和谐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允中”、“执中”。“中”历来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原则。所谓“中”,是指凡事皆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就是“过”;没有达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处理事情,要合乎这个“度”,就是“执中”。《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这段话,不但说明“中”的思想源远流长,而且强调指出它的重要性。儒家肯定人的正当欲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但他又强调“欲而不贪”(《论语·尧曰》),反对放纵欲念。如“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论语·季而》就是在说,人们追求情欲,表达喜怒哀乐,都要注意掌握中和原则,时刻保持平衡谦和心态。也正因为如此,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有道德的人作为学问的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道家也主张以谦下不争、清静无为的方式来达到人的身心和谐。“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老子》第56章),即有了和谐的人格,就能消除自我的锢蔽,以开豁的心胸与平和的心境看待一切。
四是在民族、国家之间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尚书·尧典》说:“百姓昭苏,协和万邦”。《周易·乾卦》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孟子提出“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主张“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王道与霸道相反,霸道以武力做后盾,处理国内和国际关系;王道则是利用和平的手段,通过在国际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而扩大其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各家各派都有其和谐社会模式。道家以“小国寡民”为梦想,主张无欲、无为、无争;墨家以“爱无差等”为梦想,倡导兼爱非攻、尚同尚贤;法家以“富国强兵”为梦想,倡法治,图实效;佛教以“善地净土”为梦想,强调同体共生、乐善好施。但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描述的“大同社会”。《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东汉郑玄解释说:“同,犹和也,平也。”所以,“大同”就是指和谐社会与太平盛世。
二、“和”文化嬗变
漫长的中国文化发展史,充盈着“和”元素。其发端、成形、应用和嬗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天人调谐”思想的形成。在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人类经历了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和协调自然三个阶段。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群在生产中软弱乏力,对自然存在一种恐惧和依赖的状况,完全处于崇拜自然的阶段。16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进入大规模征服自然阶段。人类依靠科技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促使社会发生深刻而迅速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和人口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善待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成为人类达成“天人调谐”思想共识的必然。因此,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过于张扬,要善待自然,以求得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永续发展。严酷的事实,迫使人类自己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作一次全面反省。这时候,人类在认识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不断升华境界,提高自身素质,逐渐达成“天人调谐”的思想共识,进入协调自然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