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称与中国对抗投入不设上限 将展示美意志

6月25日，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与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出席首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首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当日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与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共同主持首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

中美首次亚太事务磋商于今年6月25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这是落实年初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共识的一种创新举措，对充实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2010年以来，中美安全关系呈现出愈来愈复杂的变化和许多新特点，这次磋商更是恰逢其时。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中国国家利益已超越国境，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与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和利益的冲突增多。而另一方面，由于两国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加，中美两国共同安全利益的交汇点特别是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方面，两国合作的内容和范围也在扩大。

因此，中美安全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格局，在地缘安全关系方面已超越东亚范围，虽然东亚仍然是两国地缘安全关系中最主要的地区;在安全空间方面，也不再局限在陆地与海上，已经扩展到空间;在安全领域方面，也不再局限在传统的军事领域，而是已扩展到经济、能源、资源和网络等多个领域。

领土主权与军事安全

再就是美公开插手南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

中美双方的关注重点从传统军事安全扩展到太空、海洋、信息领域的相互防范。美国国防部2011年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宣称：“我们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程度，及其在空间、网络空间、黄海与南中国海等领域的自我宣示保持关切。”报告威胁说：“我们将准备着展示我们的意志，并投入任何需要的资源，以对抗任何阻止我们进入和使用全球公共空间和网络空间的破坏行为，或者威胁我们盟国安全的行为。”为此，美国已经和正在继续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

美国军用飞机大幅度增加对中国海南岛和南海海域的海上和空中侦察活动。中方多次交涉，要求停止此类侵犯中国主权的侦察行动，但美方坚持认为国际协议允许其进行此类活动，因而此类非法侦察活动迄今有增无减。

大肆渲染“中国正在迈向太空军事化”，并把中国发展空间技术，包括发射北斗导航卫星、载人航天飞机和无人探月工程一概视为“对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行动构成威胁”。众所周知，真正在大搞太空军事化的恰恰是美国自己。美国是第一个建立太空司令部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建立航天部队的国家，并正在加速研发太空武器，如天基拦截器、杀手卫星、太空激光器等，以及X-37B空天飞机和飞行速度高达音速20倍的HTV-2高超音速飞行器等新型航天飞行器。美国密集地进行空天飞机的飞行，目的是检验“快速全球打击”的能力，掌控制天权，正在对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的军事安全构成实际威胁，并挑起了太空军备竞赛。

网络战和网络安全

网络战和网络安全包括军事、经济和政治与意识形态三个领域。

近年来，美国一再无端指责中国黑客对美国军事和商业部门的攻击。美国国防部2010年8月向国会递交了所谓《中国网络战争执行能力》的报告，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政府和军队“指使”民间黑客集团向美国政府和产业界发动网络攻击，其目的是抹黑中国的国家形象，并为其对中国进行网络战制造借口。对此，中国政府已予以坚决驳斥。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把网络作为外交和传播美国价值观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2009年和2010年，美国通过一些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利用“优兔”、“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站和谷歌网站，插手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

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

中美建交30多年来，两国在经贸和金融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并且发展迅速，使两国人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美国的担忧也在增加，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也随之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扩展到了经济和金融领域。

应对地区安全和全球合作

总体上说，中美在应对地区安全和热点问题挑战方面的合作是好的。但是，2010年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例如，在朝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不仅无理指责中国在韩国“天安舰”沉没和朝韩在延坪岛炮击事件上的立场，一再压中国“明确表态”，而且对中国呼吁尽快恢复六方会谈采取当面敷衍、实际拒绝的态度，目的不仅是要保持对朝鲜的压力，也是要保持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面。

进入21世纪后，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以及环境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日趋增多，合作也不断加强。

在双边关系上，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问题方面的合作有了较大加强和发展，突出地体现在胡锦涛主席年初访美期间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以及其他一系列合作协议中。但是，双方仍有分歧，主要是美方担心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发展“损害”美国的利益，企图进行遏制。

从上述分析中可清楚看出：第一，中美安全关系愈来愈复杂，主要是由两大因素形成的。首先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增加，中美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愈来愈突出。第二大因素是中美两国战略目标不同形成的战略性矛盾。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条件下，两国不仅经济上相互依存，而且安全关系也不仅限于矛盾、冲突和对抗的一面，相互需要合作的一面也在不同程度上扩大。若双方善于利用共同安全利益的交汇点开展合作，有助于使两国关系继续得到加强和发展，避免对抗。这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共同的愿望，也是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