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达木采访印记

可爱可亲的柴达木，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在新华社青海分社当记者时的采访根据地，整整20年的情缘与投入，既有生活的辛酸，更多的是拼搏成功的欢乐，收获了人生一笔宝贵的阅历和财富，至今魂牵梦萦，割舍不断。

盆地圆梦

我富有梦想，更追求成真。

打上小学时，“少时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古训，就灌满了耳，我不仅听进去了，还牢牢扎根在心里，深信不疑。

我出生在大文豪蒲松龄的故乡山东淄博，自言是听着鬼的故事长大的。从小酷爱文学与写作，立志要当记者与作家，成为人生的一大梦想。

尽管当年连“一道杠”都没有混上的我，斗胆加执着，从写好作文学步，向媒体多投稿问路。高中语文老师刘学敏曾选择我的《博山公园游记》等作文，在课堂上作为范文解读，这对一个正在朝着理想迈进的学生来说何其重要。处女作《从弟弟的课文中想到的》，在我上高二时发表在《淄博日报》，曾在学校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从此在写作的道路上一直笔耕不辍。前些年被母校首批授予“功勋校友”，曾回访母校，应邀给学生做报告，同学们说受益匪浅，这是后话了。

当年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心中的梦想和追求却没有半途而废，1964年9月到1965年9月上旬，在老家博山区城东村居委会和博城公社（当时为全国第一个城市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博城街道办事处）工作的一年中，我为博山广播站撰写了大量稿件，还有的作品发表在《淄博日报》上，在博山这个山城也算崭露头角。

1965年9月参加青海军垦后，更加激发了写作的热情，我用写作追逐梦想，展示前景，很快调到团部宣传股当了新闻干事，并被选派到《青海日报》学习半年，不久又调到师部宣传科当了新闻干事，28时被提拔为副团职宣传科科长。其间，到新华社青海分社学习数月。在新华社和《青海日报》都发表了一些文章和稿件。

机遇的大门永远向着有准备并努力着的人敞开着，最终我一跃“龙门”，调入新华社青海分社，成了一名新华社记者。

在青藏高原干新华社记者的岁月里，我以吃苦耐劳和在重大工程以及柴达木开发建设新闻报道中善于独立作战而见长。我每年深入边远地区采访长达七八个月，四进西藏、五上唐古拉、十六次到柴达木，常年活跃在青藏公路、格拉油路、青藏铁路、青海地质勘探、青海盐湖、柴达木盆地、冷湖油田等最艰苦的采访第一线，都留下了我采访的足迹。那些用满腔热情写出的颂扬高原建设和高原人的新闻作品，至今仍回荡在我的心中，常常被人提起，这是我留给青藏高原和柴达木的赞歌。

青藏高原是地球神奇的第三极，柴达木是祖国的聚宝盆，这里也是新闻采访的富矿。

我相当的精力投入了三条“天路”即青藏公路、格拉油路、青藏铁路的采访，与人合写的独家长篇通讯《征服“世界屋脊”的又一曲壮丽凯歌──记纵贯青藏高原的格拉输油管线建设》，深受好评；《青藏铁路铺轨到格尔木》和《荒野中的新城格尔木》被称为红花配绿叶的报道，被评为1979年新A社对外报道十大好新闻之一。记述铁道兵英雄事迹的《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记青藏铁路的建设者》、《察尔汗盐湖架彩虹》等，都曾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而长达3万多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将军之路》和1万余字的《将军与孤儿》，颂扬的是当年领导修建青藏公路的慕生忠将军可歌可泣的事迹，至今读来仍有一种震撼力。

我虽然离开青藏高原到青岛30年了，但是近三年，写高原、写柴达木A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这是不同寻常的阅历鼓动我向写作的新目标冲击，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充满活力的采访现场。我除了发表过许多回忆文章外，还编撰了多部著作，2014年7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火车开进柴达木》一书，是青海省海西州政协编撰的24册《柴达木文史丛书》之一。2015年12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天路天路天路》一书，是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2015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新近又编撰了二十六七万字的《柴达木人》一书，将择期出版。

柴达木是我人生的一块福地，圆了我当记者当作家的梦想，我会为唱响柴达木，尽自已所能。

采访风险

记者工作是个苦差事，但苦中能享受有成就感A新闻快乐，这是我爱上新闻这一行并几十年如一日为之倾心倾力的原动力。

尽管我报道过的许许多多的人，出大名了；我报道过的许许多多的单位，大发展了；我报道过的许许多多的地区，大变样了……我依然是我，一名痴心不改的新华社记者，长年累月在一线捕捉新闻，夜以继日地赶写新闻，直至退休前的最后一天仍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

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祖国的聚宝盆柴达木，自然条件比较差，海拔高、缺氧、寒冷、干旱、风沙大。我每年总要去柴达木两三次，每次一转就是一两个月。这里气候变化大，茫茫戈壁绵延千里，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窟。每去采访一次，自然要经受一次艰苦生活的磨炼。

在这样艰苦的地方当记者，没有一点吃苦精神，没有一点献身精神，是很难干好工作的。我始终坚持一个信念：“在青藏高原当记者也苦中有乐，一个记者，特别是年轻记者，要是能够在艰苦的高原地区脚踏实地干上几年，会大有益处。”

记得有一年冬天到青藏铁路采访，坐长途汽车晚上九点多才来到香日德，又累又饿，巴不得吃顿可口的热饭热菜驱寒逐乏，但到饭店一看大失所望，只剩下凉馒头和不热的羊肉汤。端上桌的羊肉汤没多会儿就漂了一层白花花的羊油，饭厅里气温少说在零下。为了喝热汤，不住地加热水，饭吃得没滋没味。在那个年代，没有特殊照顾这一说，这样的采访遭遇在高原和盆地经常发生。

1976年11月，我和几位同事第二次进藏采访格拉输油管线建设。一天我们在海拔4700米的二道沟兵站住宿，由于砖砌的土炉子和火墙已失修，炉子怎么也点不着，满屋子是烟，我们只好作罢。室内零下十五六度，就“全副武装”，穿着棉衣、棉裤、皮大衣，戴着皮帽子，钻进冰冷的被窝里，一夜冻得透心凉。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精神抖擞地开始了新一天的采访活动。 还有一次，我从大柴旦转战格尔木采访，搭了一辆解放牌货车。恰逢酷署盛夏，戈壁滩上的气温少说也有摄氏40多度，坐在驾驶室里像蒸笼一般烤人。一进入南北宽三四十公里的察尔汗盐湖，就如在烤炉上烘烤一样难受。火红的太阳晒得驾驶室顶发烫，头都烤得晕晕哄哄。盐湖上带有盐分的热风吹到脸上生疼。一个多小时下来，脸晒成了关公脸，最后脱了一层皮，其苦无比。

在高原和柴达木采访，有时甚至会冒生死的危险，这话绝非骇人听闻。

1982年8月，我与同事马集琦到柴达木可鲁克湖涉水采访养鱼专家应百才，就遭遇了一次极大的风险。

这位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的研究生，原在中国牧业科学院工作，1970年被“下放”到柴达木，去了州畜牧局。后来他决心去可鲁克湖养鲤鱼，在高原7万多亩水面上大获成功，让柴达木人吃上了肥美的新r鲤鱼。

由于农场的渠道水深无法驱车前行，我们就步行十里路去采访，可是意想不到的情景发生了，约莫走了六七里路，朝前眺望，我们傻眼了：四处一片汪洋，道路被淹没了。我们顿时没了主意。原来是雨水季节河水猛涨，溢出河堤淹没了农场的大片庄稼地，这给我们此次采访增加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人迹罕至的高原不同于内地，遇到这种情况就相当危险。

在水天之间，我们已遥遥望见了似乎漂浮在水上的鲤鱼养殖场。先试探了一下，水不算太深，就干脆拄着一根树棍从农田涉水朝养殖场走去。

淹没农田的河水是冰山溶化的雪水，仍冰冷刺骨。开始趟了几百米，水还比较浅，由脚脖子漫到腿肚子，可是越往里走越深，有的地方坑坑洼洼，深浅莫测。到了中间有的地方水深漫到腰部，最深处到了胸部，真让人胆颤心惊。幸亏有木棍试探深浅，否则掉到深坑里就没命了。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这只脚刚刚从稀泥里拔出来，那只脚又深深地陷进泥水中，有时挪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我们两人从头到脚全是泥水，在水中大约艰难跋涉了两个多小时，又饿又累，身上不住地直冒虚汗。

眼看要挪不动的时候，渔场的人发现了我们，并有两人趟水把我们从深水中救了出来。

事后我们撰写了《养鱼专家应百才》的稿件，我还特意撰写发表了一篇《可鲁克湖涉水采访》文章，这次冒险一辈子难忘。

还有一次，茫崖镇风雪脱险，简直就是死里逃生。

1982年2月26日，我们一路采访已故功勋向导穆迈努斯・依沙・阿吉老人的事迹，他为柴达木探宝和开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到茫崖拜访老人的女儿柴达木罕，当晚返回花土沟住处时，却闯进了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中。

当汽车驶出县城三四公里远时，我们丝毫没有思想准备，只见从左侧的山谷间，几乎擦地刮来暴风雪，似洪水翻滚，如飞瀑倾泻，眼前漆黑一片，气温少说也在摄氏零下20度，我们穿着皮大衣还冷得打颤。如果汽车出了故障，或者跑出公路陷进沙坑，那是非常危险的。

天无绝人之路。老向导阿吉老人的儿子买买提是陪我们一路采访的，他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就像父亲一样熟悉，他果断地向司机唐召明发出指令：“千万不要下公路，直着往前开！”“向左打！”“往右靠！”“加快速度！”司机唐召明紧抓方向盘，我和张万象两眼紧盯买买提心绷到嗓子眼。

同舟共济，我们与暴风雪艰难地搏斗了一个多小时，果然像买买提说的那样，汽车冲出5公里路程后，我们终于从暴风雪中突围出来，旷野又恢复了宁静。刚才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真是不堪回首。

我和张万象、唐召明事后多年重逢在北京时，还心有余悸地谈起茫崖风雪脱险那段奇特的经历，可以说我们三人是新闻界的患难之交。

记载历史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记者是今天新闻的采访传播者，又是明天历史的记录者。

在柴达木的开发建设史上，有不少功臣名垂千秋，慕生忠将军就是一位杰出代表。他是青藏公路建设的倡导者、组织者、指挥者和参加者，又是青藏铁路建设的先驱，他病逝后又按其遗嘱将骨灰安葬到昆仑山口，永远陪伴他倾尽心血的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

1957年12月9日深夜，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慕生忠，详细询问了青藏公路和敦格公路的修建情况。主席高兴地称赞慕生忠说：“你用辩证法解决了实际问题，你把哲学运用到工程上了。”午夜之后，毛主席还请慕生忠吃了顿味道鲜美的鸡丝面。

我与将军有一段比较深入的交往，早在1982年，曾与张万象到慕生忠在甘肃省兰州市木塔巷的家中采访，五六天后又到新疆乌鲁木齐采访了他的哈萨克族儿子沙特尔，还到格尔木、西安等地采访慕生忠的老部下，先后执笔写出了33000字的《将军之路》和上万字的《将军与孤儿》《青藏铁路建设的先驱慕生忠》三篇报告文学。

鼎鼎大名的乌孜别克族阿吉老人，在柴达木早期开发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是盆地远征探宝最出色的向导。

1954年6月底，葛泰生带领一支8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开始第一次远征，从阿拉尔出发经过红沟子到茫崖去，阿吉老人担任向导。

在第六天清晨继续上路时，一峰骆驼突然倒地，是渴坏了。为了保证不多的水留给人喝，人们放弃了这峰骆驼。看到主人走了，那骆驼拼着命从地上跳起来，追赶，倒下，再挣扎起来，又倒下去……

第七天一大早，小分队又趁着月光赶路了。骆驼凭着特有的嗅觉闻到远处的水草味，拼命奔跑起来，把人带到了目的地。

柴达木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远征探宝，发现了10多处油砂、地腊和储油构造，阿吉老人和年轻的地质队员为开发建设柴达木立了首功。

我撰写过《神奇的向导阿吉老人》，纪念他对柴达木探宝开发做出的丰功伟绩。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柴达木的开发建设，历史忘不了他们。

1976年1月8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悲痛的日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积劳成疾，不幸逝世，震惊了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

当时，记者正在青藏高原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建设工地采访，这一悲痛的消息迅速传到千里施工线上，近两万名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无不失声痛哭。人们不仅仅为失去了一位深深崇敬的伟人而悲痛，还因为他们正在夜以继日建设的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是敬爱的周总理在患重病期间亲自批准建设的项目，就在工程施工进入关键和高潮的时候，周总理却永远离开了我们，指战员们怎能不悲上加悲呢？ 记者饱含热泪写出了《管线指战员怀念周总理》的稿件，但是遇到了如何快速传稿到北京新华总社的难题，当时格尔木有文字传真设备的单位极少，也都是单位的内部专线传真，没有办法直接将稿件传到北京新华总社。如果发电报，长达1400字的稿件非常麻烦，再说电报也要两天左右才能收到，时效就耽误了。

我急中生智，干脆到邮电局要长途，用电话直接向总社传稿，但也顾虑1400字长的稿件，编辑能一字一字地记录吗？结果，记者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当记者要通了总社编辑部的长途电话后，向编辑陈秀珍同志简略说明这篇稿件的内容，她非常痛快地说，这篇稿件很重要、很及时，现在正需要这种稿件，那就你念我记吧。

于是，相隔数千里之遥的记者与编辑通过长途电话“热线”，传递着格拉输油管线近两万名指战员对敬爱的周总理无比深沉的缅怀。我可以感觉出来，我念稿子，老陈记录，都是满含热泪，双方的抽泣声随着稿子的起伏而起伏。读到感人之处，两人都失声痛哭起来，难以继续传送记录稿子，我面前摆着的张张稿纸，洒落了点点泪水，有些字都浸得模糊不清了。

就这样，稿件传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当放下电话后，我又泪如泉涌。我这个人不太轻易掉泪，但这一次可真是动了感情，至今一想起这件事，眼睛还酸酸的。

1977年10月，千里格拉输油管线建成，广大指战员为周总理树立了一座丰碑。

敢于担当

新闻记者不是决策者，但他可以通过稿件向决策层和决策者提供重要决策参考信息。

新闻稿件虽然不能直接创作财富，但有些稿件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这就要求记者，心中怀大局，干事有担当。

当年我为红柳写内参，就是敢于担当的一个重要事例。

红柳是大漠的卫士，柴达木盆地的戈壁和沙漠面积有近2亿亩，其中覆盖红柳和戈壁草的固定和半固定沙漠面积3000万亩，天然沙生植被集中分布在3处。第一处是格尔木地带，从塔尔丁到大格勒，全长300公里，平均宽25公里；第二处是都兰地带，从大格勒到铁奎，全长260公里，平均宽20公里；第三处是乌兰地带，从茶卡到怀头他拉，全长220公里，平均宽20公里。在这总长720公里、平均宽20多公里的沙区植被区，生长着红柳、白刺、沙枣、梭梭、麻黄、红虱、优若藜和罗布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月牙形沙区植被带，从盆地东南缘延伸到东部边缘直至东北部，构成一道天然的巨大屏障。

可是，1979年之前我到柴达木采访时，却目睹了沙区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的情景，一些单位和个人，只顾局部和暂时利益，不顾全局和长远利益，乱砍滥挖红柳木。每当冬季到来之前，人们赶着马车，开着汽车，到沙柳包集中的地带挖红柳。有的用炸药炸，有的用钢丝绳拖，被洗劫的沙柳包一片狼藉。在柴达木的机关、厂矿和事业单位，无论食堂和住户家，都以红柳木为主要燃料。许多人家的院墙都是用红柳木高高堆起的，十年八年烧不完。大片大片的红柳区遭到洗劫。从1954年盆地开始开发到1979年，柴达木的3000多万亩沙区植被覆盖区，有一半的面积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了人们的破坏行为。在柴达木盆地，风沙之大是罕见的。8级以上的大风一年要刮70天，小风几乎天天都有，有人形容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乱砍滥挖红柳木加剧了这种恶劣气候。

不能再对这种无休止地破坏柴达木戈壁红柳林的行为麻木不仁、孰视无睹了。1979年10月，我将柴达木沙区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通过内部报道反映到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许多领导作了重要批示，中央立即发出了关于制止在柴达木盆地乱砍滥挖红柳木的紧急通知，并将记者的稿件作为附件下发到青海、新疆、甘肃、宁夏等省区。青海省人民政府也颁发布告，禁止非法进入林区打柴，公安、林业等部门组织人力立即赶赴林区现场，很快刹住了乱砍滥挖红柳木之风，海西州的各县都加强了对红柳林区的管理。

之后，我又曾几次去柴达木采访，调到青岛工作后也曾回访过柴达木，看到珍贵的红柳林区已得到了可靠较好的保护和恢复，从心底里感到欣慰。

我为红柳写内参的这段不了情，真正体验到记者工作的重要性，一个有良知的记者，当他发现了事P全局的大问题，他能敢写，敢向上反映，最终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从而避免了用金钱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心里能不自豪吗？

当年我通过内部稿件反映缓建青藏铁路第二期工程，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三四十年前记者所采写的几十篇有关青藏铁路建设的报道，均属独家新闻，无形中成了记录这支英雄部队最后辉煌历程的光彩一页。我为能够奉献给英雄的铁道兵一曲永恒的赞歌而自豪。

就在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快要修到终点站格尔木之前的半年时间里，铁路要不要继续向西藏拉萨方向修，这个问题又尖锐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实际上这个问题从铁路动工的那一天起就时紧时松地进行着探索与研究。从西藏来说，要求继续修建青藏铁路的呼声大，他们急切地盼望改变全国唯独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

而一些承担铁路建设的决策者和专家，也是有主张修的，有主张缓建的，他们的意见对中央决策至关重要。记者当时广泛地进行了采访，逐渐感到主张缓建的理由比较充分，比较切合实际。

他们认为，缓建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的二期工程，不是永远不建，如果不是单纯从政治意义上去考虑问题，建与缓的关键还是取决于当时条件成熟不成熟的问题，有三个缓建理由值得参考定夺。

一是进藏的运输状况大为改善，铁路缓一步建设更有利。因为，经过中央批准，长达1080公里的纵贯青藏高原的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已于1977年10月建成通油拉萨，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向西藏运送燃料油依赖汽车长途运输而汽车自身大量耗油的被动局面，满足了西藏的用油需求。再一个是中央决定将2000公里的青藏公路沙土路面改建为黑色路面正在加紧施工，全路改建好了，就会大大提高公路行车质量，扩大运输能力。一“油”一“路”的问题解决了，修建铁路就不十分迫切了。

主张铁路缓建的第二个理由是，从格尔木到拉萨的1100多公里铁路线，要通过600公里的冻土层。铁路如何安全通过漫长的长年冻土的永冻层并保持铁路的永久安全的技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采取边施工、边设计、边科研，必定后患无穷。因此攻克永冻层上铺路技术难关就成为工程最关键的问题，万不可草草上马。

第三个缓建铁路的理由是资金投入问题，当时国家经济实力并不强，青藏铁路工程造价高、投资大，不宜搞成胡子工程，采取集中财力、物力、人力打歼灭战为上策。

基于以上种种缘由，记者实事求是地采写了内部稿件，向中央反映了许多单位和领导要求缓建青藏铁路第二期工程的意见，中央不少领导在这份内参上签了字。

当2001年青藏铁路第二期工程决定开建时，国务院召开总理办公会审议青藏铁路建设方案时，朱F基总理指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具有修建青藏铁路的经济实力。过去缓建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是必要的，现在青藏铁路全线贯通也是必须的。

看到了这些报道，我心中释然。

写于2016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