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绍兴地方文献的丰硕成果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功底深厚、治学严谨、成就卓著的学者。从青年时期起,鲁迅就十分注重绍兴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直至逝世前几年,还在继续校勘会稽先贤的遗著。其中《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是他研究绍兴地方史志的代表性作品。
一、鲁迅研究绍兴地方文献的目的与概况
鲁迅辑录绍兴地方文献的目的,其一,继承和发扬古越文化的优良传统,唤起人们爱国、爱乡的良知。在该书总序中,鲁迅赞颂故乡:“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鲁迅全集》第十卷)在青少年时期,鲁迅常抽暇游览、瞻仰古越的名胜古迹,凭吊先贤活动的遗踪,“十年已后,归于会稽。禹勾践之遗迹故在。”而“士女遨嬉,睥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曾何夸饰之云,而土风不加美,”这使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重。数典忘祖,世风日下,也使鲁迅倍感焦急。于是,他就想用先辈的奋斗业绩教育青年:“是故叙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从中可以看出鲁迅辑录会稽古籍,是社会责任感的驱使。其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鲁迅的愿望是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即所谓“归魂故书”。绍兴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几乎各朝每代都有著述传世,“载笔之士,相继有述”,然而由于长期的社会动乱,“五代云扰,典籍湮灭。旧闻故事,殆鲜孑遗。后之作者,遂不能更理其绪。”有鉴于此,鲁迅不辞辛劳,在极其枯燥乏味的故纸堆中,日以继夜,爬梳整理,“其所造述虽多散亡,而逸文可考见一二。存而录之,或差胜于泯绝尔。”研究历史,必须以文献和实物资料为依据,治史者最感困难的是资料的匮乏。不是史家的鲁迅,做了史家不曾做、或“不屑”做的工作。鲁迅此举,可谓功德无量,对于越文化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鲁迅研究绍兴地方文献的学术价值
鲁迅所校辑的绍兴地方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一,为后人研究绍兴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绍兴人杰地灵,历代学者曾写有大量有关家乡的地志著作,但在唐宋以后散佚甚多。如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锺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象赞》、朱育《会稽土地记》五书,隋志和新、旧唐志均有著录,宋后散佚;再如贺循《会稽记》,隋志尚著录一卷,而新、旧唐志已不载;又如孔灵符《会稽记》和夏侯曾先《会稽地志》两书,无论是《隋书·经籍志》或是新、旧唐志,均无著录。由此证明流失情况的严重,它给后世研究者带来许多困难。鲁迅稽古钩沉,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搜索以上各书的片言只语,汇辑成册,虽然耗时劳神,但其意义十分重大。正如鲁迅所说:“吉光片羽,皆可宝也。”
其二,鲁迅在其辑佚的八种方志的各篇短序中,考证了作者的身世及流传概况,有助于读者对史料真实性的认识。谢承、朱育是三国时吴人,虞预、贺循是晋人,孔灵符是南朝宋人,夏侯曾先的事迹虽“无可考见。唐时撰述已引其书,而语涉梁武,当是陈、隋间人。”这些考证说明,八书的作者皆隋或唐以前的学者,写有多种著作,治学严谨,又是越人,其所记史事,比较可靠,后世作者可以放心引用。
其三,鲁迅在各书序言中,充分肯定了它们在绍兴方志中的地位。例如在为朱育《会稽土地记》一书所写的序中,鲁迅指出:“以其为会稽地记最古之书,聊复写出,以存其目。”又如晋人虞预的《会稽典录》,史料价值很高,《史记·正义》屡引此书。鲁迅指出:“《典录》,《宋史·艺文志》已不载,而宋人撰述,时见称引,又非出自转录。疑民间尚有其书,后遂湮昧。今搜缉佚文,尚得七十二人,略依时代次第,析为二卷。有虑非本书者,别为存疑一篇,附于末。”该书以记越地人物为主要内容,鲁迅在正篇中,辑录了范蠡、计倪、宋昌、郑吉、陈嚣、严光、谢夷吾、王充、赵晔、魏朗、阚泽、曹娥、孟淑等72人的传记史料,《会稽典录存疑》又收录陈嚣、沈丰、贺纯、沈震等4人史迹,合计76人。可以说,晋以前的越地重要人物,已网罗无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子计然》一书,它对越史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越国复兴的基础是经济的发展,而制定越国经济振兴政策的核心人物是范蠡和计然。史界对于计然其人,历来争议不一。晋代蔡谟说计然是《范子》篇名;近人钱穆亦袭此说;又有人(如赵捷民)则以为“文种即计然”。鲁迅在《范子计然·序》中说:“计然者,徐广《史记正义》云范蠡师也,名研。颜师古《汉书》注云:一号计研。———又《吴越春秋》及《越绝》并作计倪。此则倪、研及然声皆相近,实一人耳。”鲁迅对颜氏的说法提出异议:“案本书言计然以越王鸟喙,不可同利,未尝仕越。而《越绝》记计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后,《吴越春秋》又在八大夫之列,出处画然不同。意计然,计倪自为两人,未可以音近合之。”从上述各种观点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鲁迅的看法是正确的:一、他以为计然确有其人,不能轻率断言其无;二、计然与计倪是两人,不能因音近而误会为一人;三、造成两人混而为一的原因,乃是计倪的经济思想与计然有许多相似之处。鲁迅上述见解,给越史研究者以很大的启发。
对于绍籍学者的非方志类著作,由于其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鲁迅也着意搜集、整理。如谢承《后汉书》,隋志、新旧唐志均有著录,后失传。鲁迅以为:“案《隋志》录《后汉书》八家,谢书最先,草创之功,足以称纪。”充分肯定了谢承荜路蓝缕、开撰写《后汉书》先河的首创之功。再如谢沈,鲁迅赞其才华超群:“沈先著《后汉书》百卷及《毛诗》《汉书外传》,所著述及诗赋文论皆行于世,其才学在虞预之右。”仰慕其才,所以也为之辑录佚文。至于祖籍会稽的嵇康,为编辑其诗文集,鲁迅更倾注了大量心血,前后历时数十年,为学界之罕例。
三、鲁迅研究绍兴地方文献的方法和治学态度
鲁迅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其研究古籍的方法,是继承和吸取前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蔡元培说:“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贴、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象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又有其他方面的发展。”(《蔡元培全集》第八卷)蔡氏之论,颇为允当。所谓清儒家法,是指清代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又称朴学。除了其繁琐考证的弊病之外,清儒求真笃实的学风还是应该肯定的。鲁迅扬长避短,用科学方法整理古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 是辑校古籍,切忌“帅意妄改”。在《准风月谈·四库全书珍本》一文中,鲁迅讥讽明人乱改古籍的恶习:“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手乱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所以使后来的考据家为之摇头叹气,说是‘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鲁迅在校订《嵇康集》及绍兴地志时,极为谨慎仔细:“惟此所阙失,得由彼书补正,兼具二长,乃成较胜。———今此校定,则排摈旧校力存原文。”(《嵇康集·序》)正因为如此,所以鲁迅的校本被公认为最好的传世集子。
三 是缜密细致的考证。研究学问要考证,辑录和校勘古籍同样需要考证。考证的目的是辨伪,要经得起推敲、检验、辨驳。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总序和各书短序中,无论是确定作者身世、原著流失情况,或是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都是经过反复考索,才下结论。
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是鲁迅在研究和整理古籍中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原因。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自民二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这是因为辑校古籍,是一件十分繁琐艰难的工作,需要踏实的态度,极大耐心,坚强毅力,清醒头脑,高超鉴别能力,广博的知识和滴水穿石的精神。就以《嵇康集》为例,据记载,此书前后共校了十遍,时间从1913年10月到1931年11月,断断续续,单是抄本就写了三遍,一律用墨笔小楷,工整秀丽,约十余万字。其认真和耐心令人钦佩。鲁迅在辑佚古籍时往往会碰到难以预料的困难,然而由于其坚毅执著的精神,使辑校任务得以完成。例如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中,鲁迅回忆当时辑佚的情景:“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是鲁迅任绍兴府中学堂生物教员和学监时,在繁忙的教育之余,见缝插针,硬挤时间辑校而成。书之刻印,得由自己筹集资金。其他古籍,如张的《云谷杂记》、虞喜的《志林》、《广林》及《范子计然》、任奕的《任子》、魏朗的《魏子》等,均未印行,这是令人遗憾的事。《鲁迅全集》虽出过许多版本,然而,真正的全集,至今尚未看到。
鲁迅只活了56岁,而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竟如此丰厚——包括他对绍兴地方文献的研究成果,这是因为他“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先生的学术成就使人钦佩,先生的治学精神更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出处〕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