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经济”模式对贵州开发的影响(1)论文

[摘 要]贵州在“三线建设”时期取得重大发展。本文就“三线经济”模式对贵州开发取得的成就、所带来的历史影响及其对今天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启示进行了初步阐述。

【论文关键词】贵州 三线经济 模式 在贵州的开发史上，有几种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对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经济”、宋元时期的“军马经济”、明代的“屯堡经济”、抗战时期的“战时经济”以及三线建设时期的“三线经济”等。其中，无疑“三线经济”模式对今天贵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影响巨大。

国内史学界特别是贵州学者对三线建设期间贵州经济社会建设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本文拟从“三线经济”这一建设模式的角度来探讨其对贵州开发的影响以及对今天的启示，望指正。

一、贵州“三线经济”建设模式取得的成就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是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而制定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力布局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也是新中国西部开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里，毛泽东将全国划分为三类：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分别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

贵州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贵州三线建设既包括国防科技、能源、冶金、机械电子、化学、建材工业和交通运输（铁路）等项目的建设，也包括一部分非生产部门的项目建设，任务艰巨。

首先，从时间跨度来看，历时15年。1964年9月，中共贵州省委决定，由省计委、省经委及省级各有关厅局负责人组成迁建领导工作小组，在进行初步规划和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贵州三线建设的序幕已经拉开；1965年4月，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征拨土地1.42万亩；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全省各地组织好民工3.5万人；1964年年10月，冶金工业部决定将大连钢铁厂的两座50吨电炉和本溪钢铁厂的两台锻锤搬迁到贵阳钢铁厂，迈开了企业搬迁的第一步；1966年，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从全国各地、各部门选调来黔的建设人员达18万人；从1967年起，“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越来越大，贵州三线建设受到严重影响，一些建设项目所急需的材料和设备，需要靠“军运”的办法来保证，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75年整顿之后；1977年和1978年，全省仍有部分三线建设项目完成了扫尾、配套建设。

其次，纵观“三线建设”期间贵州的基本建设投资费用巨大（见表1）， “三线建设”中贵州基本建设项目投资费用表1 （注：笔者根据《贵州统计年鉴》以及参考《贵州通史》所载，收集、整理数据列表。） 其中，仅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贵州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就达46.26亿元，占全国三线地区同期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总额的12.9%。

这一时期，贵州除要重点建设一批国防科技工业项目外，列入计划的民用重点建设项目有92项。其中，搬迁项目32项，改建、扩建和续建项目20项，新建项目40项。

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步阶段，对贵州这种经济基础甚为薄弱的省份来说，逐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无疑像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奠定了贵州经济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基础。 最后，就具体工业发展而言，国防科技工业是贵州三线建设的重点，主要内容是建设航空、航天、国防电子三大科技工业基地。

此外，还有兵器工业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空军后勤安排的部分建设项目。1972年，贵州国防科技工业三大基地的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基本建成，开始投产的生产企业达74个，到1975开工建设的27个单位已有19个建成投入使用。

铁路建设方面，黔桂铁路已于1958年全线通车，川黔、贵昆、湘黔铁路曾先后动工兴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先后停工。川黔铁路于1965年10月1日、贵昆铁路于1966年10月1日、湘黔铁路于1975年1月1日正式交付营运。

此外又修筑了贵定大土复线。1964年，根据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国家确定大规模开发六盘水地区的煤炭资源，主要任务是建设与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配套的大型煤炭基地。

从1965年到1978年的14年中，六盘水煤炭基地开工建设矿井23对，设计能力1210吨；交付生产矿井21对，设计能力1000吨；建成洗煤厂4座，人洗原煤能力470万吨。同时，贵州迅速上马了一批电力工业建设项目。

1966年、1974年和1975年，猫跳河二级百花电站（装机2.2万千瓦）、六级红岩电站（装机3万千瓦）、四级窄巷口电站（装机4.5万千瓦）先后建成投产，形成梯级开发的格局。冶金工业建设方面，新建项目有水城钢铁厂、贵州钢绳厂，扩建项目有贵阳钢厂、遵义铁合金厂、贵阳耐火材料厂等。

除大规模建设了国防科技工业三大基地外，民用机械工业也新建、扩建了一批项目，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八机械工业部（原农业机械工业部）系统的部分企业也按照国家计划安排内迁贵州，到1978年底，属于一机部和八机部系统的建设项目共有45万个。建成的主要项目有东方机床厂、贵阳农机工具厂、贵州柴油机厂、贵州汽车制造厂、贵阳电线厂等。

1965年还组成了贵州橡胶总厂，并先后扩建和新建了贵州轮胎厂、贵州胶鞋厂、贵州橡胶配件厂、贵州橡胶制品厂等。同时涉及建筑材料工业建设，一方面对原有生产厂进行改建扩建，另一方面抓紧新厂建设。

主要建设项目有扩建贵州水泥厂，新建水城水泥厂、贵州建材机械厂等。 总的来说，“三线经济”模式使贵州这种较为落后的省份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贵州的建设取得重大成果。

二、“三线经济”模式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建国初期，贵州经济迅速恢复并有所发展，但直到60年代三线建设的契机才给予了贵州规模空前的大发展。三线建设的规模之大、投入之多、动员之广，在贵州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的一页，对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极大改善了贵州的交通运输条件。贵州所谓“苗蛮聚居”之区，山深地僻，自然地理环境十分复杂，少数民族众多，大部分都居住在山水阻隔的山区。

三线建设开始后，加快了贵州的铁路建设。在1959年初黔桂铁路全线通车的基础上，川黔、贵昆、湘黔铁路三条干线和开阳、水大等铁路支线以及厂矿专用线相继建成通车，全省已形成一个以贵阳为枢纽的铁路运输网。

到1976年，省境内铁路干线、支线通车里程已达1365公里，每万平方公里通车里程达到77.5公里，路网密度达到全国平均水平。铁路建设的重大成就，使贵阳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编组站，加强了贵州与他省的经济社会联系，极大地改变了贵州交通闭塞的面貌。

（二）促进了贵州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规模基础建设任务的基本完成，固定资产的大量增加，使产业结构有了很大变化。

1978年与1965年相比，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由24.42亿元增加到46.62亿元，增长94.9%，其中，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965年的62.4%下降为1978年的41.7%，下降2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由23.1%上升到40.4%，上升17.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由14.5%上升到17.9%，上升3.4个百分点。而在1975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达到52.3%。

（三）改变了全省的工业布局和工业的内部结构，奠定了贵州现代工业化的基础。解放后，贵州现代化生产技术的基础非常薄弱，三线建设使贵州增加了一批工业企业，建设项目是以贵阳为中心、沿铁路干线两侧展开的，因而工业布局有了很大的变化，贵阳、遵义、六盘水、安顺、都匀、凯里等已成为重要的新兴工业中心。

根据三线建设的总体安排，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前身）确定在贵州安顺地区兴建一套歼机工厂，建成一个航空工业基地。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工业部前身）确定在贵州遵义地区新建研究、设计、生产导弹、火箭的航天工业基地。

第四机械工业部确定在贵州凯里、都匀两地建设一个以生产工业产品为主的电子工业基地。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国防科技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冶金工业、民用机械电子等已成为优势部门，建成航天、航空、电子三大国防科技工业基地，形成了煤电结合、水电互济的能源工业体系和以有色金属、冶金、化工和建筑材料为主的原材料工业基地，使贵州的工业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四）促进了贵州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三线建设中，由于一部分科研单位、教学单位和一大批工业企业的内迁，为贵州带来了大批教学、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和大量较为先进的科研、生产设备，增强了全省科学技术研究的实力。

如创建于1947年的大连医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本科医学院校，1969年为支援“三线”建设，经国务院决定，举院南迁至遵义，更名为遵义医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坚持扎根革命老区没有回迁的本科院校。遵义医学院在贵州文化、卫生、教育事业发展乃至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直至今天。

（五）广大建设者热爱、献身贵州的高贵品德，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三线建设中，大多数的建设者来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江南地区，为建设好祖国的战略大后方，继承了革命的光荣传统，“舍生取义”，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高贵品德。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勇于献身的精神，已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铸造了一座丰碑。对于千千万万子孙后代的思想教育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宝贵精神食粮，同时也为今天参加西部大开发中的自愿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六）不可否认，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三线建设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要准备打仗”、立足“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的背景下进行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和“左”的思想的影响；为争时间、抢速度，许多项目仓促上马，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生产的损失。

进一步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许多基础设施建设开工的同时破坏了许多贵州原生态环境，森林植被面积缩减，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今天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客观来说，贵州“三线建设”的积极作用远远超过其消极影响，这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

总之，虽然19641978年的三线建设在贵州开展最直接的目的是出于战备的需要，这种“经济模式”是依靠外在的力量促使其发挥作用，但是我认为，客观上它初步改变了贵州工业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发挥了开发西部、开发贵州的巨大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实际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比军事上的成就还要更为显著。就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它对贵州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贵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余论 “驿站之险远最苦者，莫甚于黔省。”贵州自古“蛮荒”之地，开发较晚，历秦汉唐宋元尚未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开发。

但自明代开始，贵州也曾有多次的历史发展机遇，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始建省，贵州的发展迎来了历史的重大转折，抗日战争时期贵州战时经济的繁荣，但昙花一现之后并未带来贵州经济社会的持久昌盛。新中国成立后，贵州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60年代阵阵袭来的战争阴云，使祖国广袤的西部地区，通过三线建设的特殊方式，第一次在国家计划中占有空前的重要位置，贵州的发展又面临一次历史的契机。

试想如果没有当年的大规模建设改善了贵州的工业、交通和科技基础状况，今天贵州与其他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差别将更加悬殊，贵州发展现代化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和困难。从宏观上看，三线建设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是新中国西部开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60-70年代三线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凝聚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当时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的战略思考和筹划；20世纪80-90年代以“军转民”为中心的三线调整改造，体现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陈云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江泽民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与时俱进的开拓与探索。十几年的三线建设中，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培养出一大批久经磨练的建设人才，他们中不少已经成为走进新世纪的共和国领导人。

可以说，贵州在“三线经济”模式中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共和国伟大历史的一个剪影。 历史是理解现实的基础，现实存在于变化之中。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要服、荒服之地贵州人民的安居乐业必须建立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成为历届政府重中之重的任务。

在贵州地方区域经济范围内，虽然有生态植被良好、自然资源（特别是煤炭有一定储量、水力资源较丰富）等优势，但是，我认为除了依靠自身不懈努力外，贵州的发展仍然离不开外在“经济模式”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力一定程度上对贵州的开发会影响巨大。宋神宗语：“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既然历史上有多次机遇下的“经济模式”大大促进了贵州落后山区的开发，那么今天信息化时代，时空距离已大大缩短，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下，我们仍应该有信心抓住这种机遇把贵州的发展再一次大大向前推进。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虽然外因不能取代内因成为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但我们可以把外因的作用力尽量放大。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当前，贵州继续加大力度吸引外资、增加与外界（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的更多交流，依托自力更生发展的基础上，走“联合拉动型”的发展道路，不失为可行之法。

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预见：在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季，只要抓住机遇，可再一次谱写贵州历史新篇章，利用“后发优势”，使贵州经济“跳跃式”发展，实现再一次的历史转折。 注释 “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

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引至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P1200 转引自《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 《黔南识略》[M] 《尚书·禹贡》[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