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农业文明的脉络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自古就是农业大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历史延绵不断的国家。中华文明源于农耕根脉系于农耕，农业文明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相传我们的祖先神农尝百草，后稷教民稼穑，伏羲开创畜养、嫘祖发明养蚕、大禹治理水患，使人类结束茹毛饮血、捕鱼狩猎的漂泊生活，过上了刀耕火种、纺织作衣的定居生活，成就了“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局面。与历史传说相印证，迄今发掘的上万处新石器遗址表明，在距今约一万年的时候，地球上的气候由冷变暖，植物生长较为茂盛，为农作物的栽培提供了环境条件。同时由于人口增长和野生动物资源枯竭，我们祖先在采集果实和捕鱼狩猎的同时，有意识地饲养易于驯化的动物和栽培原本是野生的植物，于是发明了原始农业。到了8000年前，出现了一整套农业工具，包括用于砍伐的石斧、石锛，用于垦荒和耕种的耒耜，用于收割的石刀、石镰和用于脱壳加工的石磨盘棒等，原始农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距今5000年前后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发达时期，粟、黍、稻、麦、豆等“五谷”已成为主要粮食作物，马、牛、羊、猪、狗、鸡等“六畜”均已饲养，并已形成了三大经济类型，即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粟作农业，以黄淮地区为中心的粟、稻混作农业，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稻作农业，基本奠定了南稻北粟的农业区域格局。新石器时期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耕作方式以刀耕火种为主，即找一块地，先砍伐树木晒干，然后放火焚烧，再把草木灰做肥料，就地挖坑下种，等待秋实收获。一般一年后易地再种。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食物出现了一定剩余，这成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前提。公元前21世纪开始，地处黄河中上游的中原地区首先跨入文明门槛，此后，相继建立夏、商、周奴隶制国家政权。夏以农业立国，当时已用粮食酿酒，说明谷物的数量较为丰裕。商代黄河流域河流经常泛滥，在平原地区想要发展农业就必须先开沟排水，于是产生了沟洫农业。甲骨文的“田”字，是整齐的一块田被划成数量不等的方块形状，田间沟洫主要用于排水排涝，形状像“井”字，因此称作“井田”，并形成了与这种生产形式相适应的土地制度――井田制。修沟洫是大工程，需要组织众多劳动力进行协作。当时主要的生产工具还是木耜，需要多人合作才可翻起土块，通常三人一组，这种协作方式被称为“协田”。周代由于金属农具使用日渐增多，完成翻土工作只需要两个人，于是协田就变成了“耦耕”。这个时期，在生产工具、耕作栽培、田间管理、储藏加工方面都有了很多发明和创造。最重要的是夏代发明了青铜冶炼技术，但夏代青铜器还主要用于制造兵器和礼器，到了商代才开始用于制造铲、锄、犁等农具，周代应用更加广泛。

春秋战国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掌握和铁质农具的发明，大大改变了长期以来以木、石、骨、蚌来制作工具的局面，并开始用牛拉犁耕地，使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粮食产量大幅提高。汉武帝时期，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收粟都尉（相当于现在的农业部部长）举办了我国最早的全国农业技术培训班，下令全国郡守派遣所属县令的、三老（乡官）、力田（乡官）以及乡里有经验的老农到京城学习当时新式农具的制作和使用方法。正因为农业科技进步和大力推广应用，西汉出现了“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的繁荣景象。意思是当时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城市和乡村的粮库都满了，政府也有财政盈余。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当时黄河流域春天多风少雨，以抗旱保墒为中心的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已经相当完善，人们称之为耕、耙、磨。直到今天，我国北方基本上还沿用这一耕作技术。

唐代开始推广“稻麦两熟制”，推行“均田制”“租庸调”等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使当时的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此后，连年战乱使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也带来了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南方农业生产开始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中心也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特别是更适合于在小块水田耕作的曲辕犁的发明，推动了南方水田“耕、耙、耖”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明清以后，人们又开始移民垦荒，致力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倡多熟种植，不但在耕作栽培技术的精细化上下功夫，还创造了农―桑―鱼―畜紧密结合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态系统。当时引进了甘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作物，解决了粮食缺乏问题。此外，还引进甘蔗、烟草、棉花等经济作物，改变了种植结构，缓解了人多地少的压力，土地利用率达到了传统农业的最高水平。

第一次鸦片战争，来自西方的文明又以入侵者的身份进入中国，宣布东方农耕文明优势地位的历史性终结。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进入中国，近代农学思想开始传播，各地兴办了不少近代农学教育，试验农学和农机具也得到了推广，促进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变化，传统农业开始向近代农业转化。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发展。进入新世纪后，国家不仅取消了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实施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战略，实行了农业补贴政策，极大促进了农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