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很大,汪曾祺不小

一

歌手离去了，人们却仍在怀想他的歌声。

今年5月16日是当代文学大家汪曾祺先生去世十周年的日子。2007年江西省高考语文试卷现代散文阅读的命题人，让40万考生于6月7日在考场上同时阅读他的《泰山很大》，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一位值得纪念的作家，真可谓用心良苦。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经得住时间打磨的很多。命题人情有独钟，选择主题系列散文《泰山片石》中的第一篇《泰山很大》作为高考命题阅读材料，又可谓慧眼识美玉。

如果有人发问，汪曾祺何许人也？汪曾祺内心世界如何？汪曾祺人格如何？答案就藏在《泰山很大》中。

二

不妨先看看当代作家是怎么评说汪曾祺先生的吧。

叶兆言不无伤感地论汪曾祺：“汪曾祺是中国的最后一位旧文人。”

贾平凹幽默地说汪曾祺：“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何立伟敬佩地评汪曾祺：“文字虽白得不能再白，却字里行间释放着一泓古人性情文章里才有的文气、雅气、书香才子气。”

邵燕祥深情地怀念汪曾祺说：“汪曾祺同志去世了。在我们周围失去了一个有魅力的人。他的魅力在于淡泊宁静，温厚蕴藉的文化气质。在他面前，我常常觉得，自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这样的作家，是文化传统和时代潮流适逢其会地推出来的，不是随随便便‘培养’和‘造就’得出来的。”

汪曾祺先生是如何评判自己的呢？

汪先生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

汪先生又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我的家乡》）

汪先生还说：“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同样，我对一切伟大的人物也只能以常人视之。”“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微小，我们平常，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泰山很大》）

好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好一个水性的汪曾祺！

好一个“安于微小、安于平常”的汪曾祺！

三

叶兆言称汪曾祺是一位“旧文人”，我想叶兆言是将汪曾祺与他的祖父叶圣陶及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文人进行对比而评说的。

“旧文人”之“旧”，蕴含多重含义。

汪曾祺出生于旧家庭――江苏高邮城的一个乡绅家庭，家有千亩良田。祖父、父亲皆会吟诗作画，吹箫弄笛，养鸟种花。汪先生也工书法、善国画，其实是有着他的家学渊源的。殷实的家境又保证了汪曾祺得以就读江阴南菁高中、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就读，汪曾祺又得以师从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名师。尤其是沈从文先生，让汪曾祺顶礼膜拜，一生执弟子礼。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先生的短篇小说《受戒》轰动文坛，汪先生作《关于〈受戒〉》一文，坦言“我觉得，我的《受戒》有点像《边城》”，足见沈从文先生对汪曾祺的影响之大。

汪曾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与同样深深地被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沈从文等前辈有着薪火相传的关系。言其“旧文人”，此言不虚。

四

汪曾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哪些文化对他影响最大呢？

汪先生在其《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中有这样的独白：

我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必须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

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论语》里的孔夫子是一个活人。他可以骂人，可以生气着急，赌咒发誓。

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我很熟悉这样的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

我喜欢这样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是蔼然仁者之言。这样的诗人总是想到别人。

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人性、人情、仁爱、淡泊而又不失人间的烟火气，这就是汪曾祺先生所推崇的儒家传统文化。正因为如此，汪曾祺笔下《受戒》中小英子与佛门小和尚明海的那段爱情故事才会写得那么纯美而又那么富有生活气息。正因为如此，汪曾祺才会这样解说《受戒》：“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正因为如此，汪曾祺才会激动地说，我要写《受戒》，“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也正因为如此，中学课本中选用的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中才会有那些出神入化的文字。

写到这里，《胡同文化》那京腔京韵味十足的文字又跳出来了：

这二位同声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这就是汪先生所说的“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的作品啊！

五

提起儒家的人生观，人们总爱说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汪曾祺先生既然服膺儒家思想，那么自然也会有他自己的“兼济天下”之志。

汪先生生于1920年。当年在西南联大就读期间，由沈从文先生推荐，即有小说发表，汪先生的创作才华已得到了初步的显示。按理说，既然一个人有着不羁的文学才华，社会就该让他那支笔成为生花之笔，写出既独具个性且又让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来。想必这也是汪先生所希望的人生轨迹。

历史有时却会显得那样的滑稽与荒唐。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搞“反右派”运动，1958年汪曾祺就被打成了右派，被勒令至河北张家口劳动改造。几年后右派帽子得以摘除，汪曾祺于1964年初调入北京京剧团当专职编剧。1964年，江青批示北京京剧团尽快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现代京剧，汪曾祺和他的创作组一鸣惊人，《芦荡火种》的改编获得了巨大成功。1964年3月，北京市市长彭真首先观看了演出，大为赞赏。1964年4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观看了这出《芦荡火种》，称赞这是一出好戏。

接下来的故事更富戏剧性。《芦荡火种》被改名为《沙家浜》，剧中《智斗》中的阿庆嫂的唱段传遍全国大街小巷，1964年冬天汪曾祺第一次进入中南海颐年堂，受到江青接见，并得以见到毛泽东主席。1965年江青亲自赠送一套《毛泽东选集》给汪曾祺，并于扉页亲笔题字：“赠汪曾祺同志，江青。”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虽然有改编革命现代京剧的功绩，汪曾祺仍在劫难逃，一是因为他有右派的“前科”，二是又被造反派莫须有地定罪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汪曾祺被罚跪、批斗、被剪成阴阳头在院内游街，挨打。数月之后的1967年4月27日，又是江青解放了他。在表态会上，汪曾祺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又说：“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四人帮”垮台后，为了这几句话，汪曾祺曾写了无数篇说明与检查。

就这样，汪曾祺被“控制使用”了十多年，他参与了《沙家浜》《杜鹃山》等“样板戏”的创作。他因文获祸，又因文而受到“青睐”与“重用”。但我以为，那些日子里的最大的悲剧，是汪先生完全成了“御用工具”，他完全失去了自己。

六

荒唐的、人妖颠倒的“反右”“文革”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人们常说“往事不堪回首”，但越是不堪回首，又常常勾起人们的反思。

对于自己被迫参与江青“样板戏”写作班子的事，汪曾祺先生在《随遇而安》（刊载于1991年《收获》第2期）一文中有过深刻的反思。现摘录数个片段，借此，读者或许可以加深对汪先生的了解。

“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报，到医务所量了量血压，低压110，高压170。平常我的血压是相当平稳正常的，90―130。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式的政治运动。

…………

我想起金圣叹。金圣叹在临刑前给人写信，说：“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有人说这不可靠。金圣叹给儿子的信中说：“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说这更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临刑之前，怎能开这种玩笑？现在，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鲁迅说金圣叹“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鲁迅没有被杀过头，也没有当过右派，他没有这种体验。

另一方面，我又是真心真意地认为我是犯了错误，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我下放劳动的地点是张家口沙岭子。离家前我爱人单位正在搞军事化，受军事训练，她不能请假回来送我。我留了一个条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车。

…………

我搞了一些“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于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当然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

有人问我：“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我回答：“随遇而安。”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

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情，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71岁的汪曾祺先生的反思怎样？恐怕只能用这样一些词来形容：苦涩、无奈、真诚。读了这些文字，我们再去重读《胡同文化》中那句京腔京韵“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就不会再认为汪先生仅仅是在写北京的平民了，汪先生借这句话，又何曾不是在诉说他自己的心声呢？

七　

有了上述对汪曾祺先生的了解，再读《泰山很大》，我们就能读出一个平民立场的汪曾祺，拥有了心灵自由的汪曾祺，世事洞达心地澄彻的汪曾祺。《泰山很大》中的泰山，无疑被汪曾祺赋予了象征意义。象征什么呢？象征秦皇汉武之类的伟大人物，象征足可祭告天地的不朽功业。但在《泰山很大》一文中，汪曾祺先生却并没有极力肯定秦皇汉武的文治武功，倒是不失讥讽地分别写出了封禅时秦始皇所表现出的怯懦与汉武帝的残忍。“伟大”就这样被汪曾祺消解了，消解伟大的过程也是汪曾祺内心求得平静的过程。在与人性卑鄙的“伟人”的对比中，“微小”“平常”的普通人汪曾祺发现了身为平民的生存意义与价值。就这样，汪曾祺终于在《泰山很大》中大胆地吐露出了“我对一切伟大的人物也只能以常人视之”的心声。

晚年的汪曾祺，经常在赠人的国画上题写朱自清先生的诗句“解得夕阳无限好，不须怅惆近黄昏”。

晚年的汪曾祺，给自己治了一方印，印章有这样五个字：“只可自娱悦”。

晚年的汪曾祺，写《品五味》，写《手把羊肉》，写《寻常茶话》，写《葡萄月令》，从容、淡泊，如话家常，自得其乐。

晚年的汪曾祺，是一个寻找到了自己的汪曾祺！

晚年的汪曾祺，是一个大劫大难大彻大悟之后能“安于微小安于平常”的汪曾祺！

人活一辈子，一生若能如此洞察人生，虽不曾立下如泰山般显赫的功业，他又何尝会“微小”“平常”呢？

泰山很大，真的！

汪曾祺不小，这也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