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动物法律人格之否定（上）
——兼论动物之法律“物格”
摘 要：随着《德国民法典》第90a条的修正，“动物不是物”的规定对整个法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另有环境伦理学有关动物成为权利主体主张的提出，似乎动物的传统法律地位面临着危机，动物取得人格权，成为权利主体的现实就在面前。真的能够这样吗？其实，环境伦理学的主张并不能等同于法律学的主张，法律人格的扩张无法扩张至动物，奥地利、德国、瑞士等国民法典的修正主旨也不是赋予动物以法律人格。当然，在当前形势下，对动物的法律保护必须加强，在民法中应当将其作为一类特殊的物来对待，在法律规则的适用上应当有别于普通物。这就是本文的主旨。
关键词：动物、法律人格、权利主体、法律物格、动物保护
随着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有关动物成为权利主体的主张渐次增多，而且有些已不再止于言论，而是已付诸于所谓的“动物解放运动”，更要求在法律层面实现动物的权利。对此，法律人做出了不同的取向，有的也加入了为动物的权利鼓与呼的行列，仿佛法学界面临着一次颠覆式变革。对于动物权利的种种主张，归根还在于动物是否具有法律人格的问题，若动物在法律中只是处于物格地位，动物取得权利尤其是人格权的种种主张就必然不会实现。
一、动物法律人格之肇始
法律人格问题是私法中的一个最基本问题，“法律人格的有无，决定了人在民法上的资格的有无；法律人格的完善程度，反映了人在民法中的地位的高低；法律人格的内涵的发展也扩展了人在民法中的权利。可以说，法律人格的不同状态，显现了人在民法中的存在方式，从而也决定了民法对人的关注程度。”
据考证，法律人格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ersona，原指戏剧中的假面具，进而意味着扮演剧中角色的演员。根据罗马法，persona广义上指所有具有血肉之躯的人；在狭义上仅指自由人，即最起码拥有自由权的人。正是由于近现代私法意义上的“法律人格”（平等人格）仅对应于罗马法中含有市民权的自由人地位，persona才经过演化，转变为personality——法律人格。但在罗马法上，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称为“homo”，具有主体资格的人称为“caput”（“caput”原指“头颅”或书籍的一章），只有当“homo”具有“caput”时，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persona）。这种人在法律上的地位称为“personalita”（人格）。根据罗马法的规定，并非一切人均为权利主体。在罗马时代，作为权利主体的人除了是人以外，还需具备其他条件：首先，其须为“自由民”（status libertatis），即享有在法定限度内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其人身和行动的自由权；其次，就民法关系而言，其还应当是“市民”（status civitas）。 后世的发展，法律人格的范畴不断扩张，不仅全部自然人具有法律人格，而且一些团体也取得了法律人格，形成了抽象的平等法律人格。私法上的法律人格的概念，就是民事权利能力的同义语，具有等值性，即人作为权利、义务承受者的属性，在一定意义上，“法律人格”描述了一个拥有法律权利的实体。对此，在民法学界并无太大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persona一语也有其哲学上的意义，来源于斯多噶哲学的“具备理性的独立实体”。这种建立在人的伦理性之上的人的法律人格的出现，是法律人格正式确立的哲学基点。它决定了法律人格在其后的发展中，将意思存在和意思自治作为法律人格独立、平等的表现。也正是基于此点，不具有意识能力的动物在普通法――事实上在整个西方法律中――一直作为客体，这已经成为范例。考虑到与“法律人格”概念的对称问题，我们拟将动物在法律中的客体地位称为“法律物格”。“法律物格”描述了一个不拥有法律权利资格的实体，该实体被作为法律上的人对其建立权利义务关系的财产来对待。动物的法律物格起源于已知的最早的法律制度，历经希腊、罗马、中世纪教会的法律制度，直至近现代的无论普通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诸国，莫不将动物放在法律物格的地位。
时至今天，受制于公众保护环境与动物意识的觉醒、权利意识的增强等因素，动物权利的呼声日渐高涨，并且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次第及于法学界，考察现时法学界有关动物法律人格的主张，归结起来不外乎三种，一为动物完全法律人格论，二为动物限制法律人格论，三为动物无法律人格论。
动物完全法律人格论，即主张动物在法律上具有完全的权利主体资格，享有同人一样的权利。有的主张“扩大法律主体人格范畴，动物和自然物也有生命权、健康权，也有生存和存在的权利，这是动物的具体人格权。在一般人格权中，动物和自然物也应有人格自由、人格平等、人格尊严的权利。” 更有甚者，有的提出生态法学“将一切生命体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而自然人在生态法律关系中是作为被约束和被限制的对象而存在的”，以及“人不仅是权利的主体，还是自然界的权利的客体”。 就目前情形而言，主张动物具有完全法律人格的观点，在我国主要表现在环境法学界，他们主张环境资源法不仅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还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对于法律是否调整人与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的关系，进而主张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物的权利的主张，我们认为值得商榷，这实际上是“见物不见人”的观念在作祟。确实，环境资源法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但在本质上，所谓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种种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映射，动物、植物、岩石等只能是被法律规范的客体，在法律上处于物格地位。
动物完全法律人格的观点似乎不那么容易令人接受，因而认为“若为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一下子给予他们完全的法律人格，那也无益于束手自杀。这意味着，虽然赋予生态、环境、自然以法律人格，也只能是准主体资格或限制的法律人格。” 对诸如此类的主张，我们称之为“动物限制法律人格论”，即动物是权利主体，具有法律人格，但享有权利的动物主体范围存在有限性，只有野生动物与宠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其他的动物依然处于法律物格地位，如具有法律人格的“动物将不包括农场里的动物或专为人类提供肉、蛋、乳的动物。他们不同于家养的宠物和野生动物。” 而且在主体权利的范围上也存在有限性，动物只享有某些种类的权利，如生存权、生命权等，而选举权、被选举权则专属于人类。不过，持有这种动物限制法律人格论主张的也未形成统一，也只是处于探索阶段，“在主张动物权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动物的权利必须有限度吗？正如任何权利都必须有限度一样。不同主体之间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平衡，是我们下一步应思考的问题。”
针对“动物法律人格论”的标新立异，有的学者保持了清醒与警惕，坚决反对将动物作为权利主体对待，我们将这种主张概括为“动物无法律人格论”。动物无法律人格论，简而言之就是反对赋予动物法律人格，认为动物不可能是人类道德和法律的主体，应当注重代际利益的兼顾和平衡，将动物作为特殊的物对待，实现对动物的更全面保护。 这可能是我国民法学界对动物法律人格问题讨论中为数不多的声音之一，但民法学界对动物法律人格的沉默并不代表着对其认可，我们认为这或许是民法学界认为环境法领域对动物法律人格的积极呼吁不值一驳，说明了大多数民法学者坚持动物的法律物格立场。
我们坚持最后一种主张，即坚决反对动物法律人格化，反对动物享有人格和人格权。为使得动物法律人格问题得以明晰，我们拟从动物法律人格论者所持的理论基础、权利主体的扩张及对大陆法系民法典中动物法律地位的规定的正确解读等方面进行分析，这些方面是否如动物法律人格论者所论述的那样充分、严谨，相信受众自有判断。当然，我们反对动物法律人格并非漠视对动物的保护，基于当前我国的现状，我们将提出民法对动物保护的因应浅见。
二、环境伦理与动物法律人格
动物法律人格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或生态伦理学（Ecoethics）。环境伦理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兴的伦理学，它与既往伦理学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它既要求人际平等、代际公平，又试图扩展伦理的范畴，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学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主张有异的各种不同学派，主要的分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个基本流派。
（一）环境伦理学主张动物法律人格的主要学说
1.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
人类中心主义又有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与开明人类中心主义之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看成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认为人类可以无限制地改造和开发大自然，人只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环境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义务的外在表现。 而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地球环境是所有人（包括现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任何国家、地区或任何一代人都不可为了局部的小团体利益而置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于不顾，人类需要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实现资源的公平分配，建立与环境保护相适应的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也要给后代留下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当代人不能为了满足其所有需要而透支后代的环境资源。
2.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
在对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反思的基础上，兴起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也被称作生态中心主义，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
（1）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
（2）生物平等主义
生物平等主义主张将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充至所有的生命，代表性的思想有泰勒（P·Taylor）的“尊重大自然”观点和施韦泽（A.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观点。
泰勒把生态系统描绘成一个“由植物和动物组成的、联系密切相互合作的联邦。”所谓尊重大自然，就是把所有的生命都视为拥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和相同道德地位的实体，它们都有权获得同等关心和照顾。
而敬畏生命的基本要求是：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那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满怀同情地对待生存于自己之外的所有生命意志。一个人，只有当他把所有的生命都视为神圣的，把植物和动物视为他的同胞，并尽其所能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生命的时候，他才是道德的。认为在生活的过程中，一个人确实要偶尔地杀死其他生命，但是，这样做必须是为了促进另一个生命，并且要对“被牺牲的生命怀着一种责任感和怜悯心”。
（3）生态整体主义
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一种恰当的环境伦理学必须从道德上关心无生命的生态系统、自然过程以及其他自然存在物。环境伦理学必须是整体主义的，即它不仅要承认存在于自然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把物种和生态系统这类生态“整体”视为拥有直接的道德地位的道德顾客。属于这种思想的主要有利奥波德（A.Leopold）的“大地伦理学”、纳斯（A.Naess）的“深层生态学”及罗尔斯顿（H.Rolston）的“自然价值论”。
大地伦理学宗旨是要“扩展「道德」共同体的界线，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由它们组成的整体：大地。”并把“人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改变成大地共同体的普遍成员与普通公民。这意味着，人不仅要尊重共同体中的其他伙伴，而且要尊重共同体本身。”
而深层生态学则主张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若无充足理由，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毁灭其他生命。随着人们的成熟，他们将能够与其他生命同甘共苦。
自然价值论则把人们对大自然所负有的道德义务建立在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观价值的基础之上。由于生态系统本身也具有价值――一种超越了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系统价值，因而，我们既对生态系统中的个体、也对生态系统本身负有道德义务。
（二）以环境伦理作为赋予动物法律人格理论基础的谬误
通过上述对环境伦理学关于动物权利主张的简略梳理可知，环境伦理学者对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界提出了许多异于传统的“创见”，这既是对社会发展的因应，又是对环保运动的指导。然而，令人迷惑的是，即使是在环境伦理学界也尚未形成通说且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的一些观点，法律界许多学者却“如获至宝”，认为“环境伦理学与法律的关系，不仅在于直接作为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保护法及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在于对民法基本原理和基本制度的影响。” 其中影响表现之一即为根据环境伦理一些赋予动物权利主体资格的主张，进而推进到法律领域，赋予动物法律人格，使动物成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对此，我们认为以环境伦理作为赋予动物法律人格理论基础的主张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首先，环境伦理学与法律中的“权利”具有不同的意蕴。权利有法定权利与道德权利之分，我们通常所讲的权利大多是法定权利，也称为法律权利，指的是法律所允许的权利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由其他人的法律义务所保证的法律手段。因此，法定权利是与义务相对应的特定概念，是基于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而产生的权利。而“‘道德权利’一词可以用来表达所有这样的权利：它们是先于或独立于任何法规或规章而存在的权利。这种意义下的道德权利形成一大类，并且进而可分成各种不同的权利类型，它们之间除了不（必然）是法定的或规定的这一点以外很少有共同之处。”而且还可初步区分为习惯的权利、理想的权利、凭良心的权利及履行的权利这四种具有特定意义的“道德权利”。 环境伦理学者主张的“权利”更多的是从道德角度所作的论述，仅具有道德的意义。如环境伦理学者纳什在其《大自然的权利》一书中开宗明义的指明：“对‘权利’一词的使用带来了大量的混乱。现在，我们只需知道，有些人是在哲学或法律的特定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有的人则用它意指大自然或其中的一部分所具有的人类应予尊重的内在价值。” 显然基于法定权利与道德权利的不同，我们不能将环境伦理学主张的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画等号。细究起来，有些法律学者根据环境伦理学赋予动物权利的主张即认为动物法律人格的存在，其实是从根本上未对法律的“权利”概念予以准确把握。
其次，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虽然紧密，但两者存在根本不同。“任何人类共同体都会形成特定规范和价值观，以调整人们对他人或对自己的行为。它们可能建立在文化经验、宗教信念、哲学命题的基础上，或者建立在伪宗教对历史进行的超验论解释的基础上。人们习惯上将这种调整体系称为‘道德’或者常常与其含义相同的‘伦理’，而其内容则变动不居。在现代研究中，人们将风俗规范及其价值评价体系统通称为‘道德’，对道德的研究则称之为‘伦理’。” 虽然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都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之上，但法和道德在其规范的约束力和强制性上有所区别，法律规范通过或能够通过国家强制来保障，而道德规范旨在洞察行为者的内心自由。对法律与道德两者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指出“法的实质合法性既不得与道德效力混为一谈，亦不应将法律与道德决然割裂。法律最好被理解为对于弱势之后传统道德的一种有效补充与配合（Complement）。” 现阶段“西方伦理学尤其是非人类中心的伦理学在目前仍应将其视为环境道德的高级伦理，它所追求的高超理想，实际上很难转化为现实，只能表现为一种软弱无力的善良愿望。虽然它对于提高人们的环境道德水平，减少环保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毕竟法律与道德在产生的社会条件、表现形式、体系和结构、作用范围、义务特点、制裁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环境伦理学的主张不能等同于法律主张。因此，环境伦理学所涉层面主要为道德，不能根据环境伦理中关于动物权利主体的主张，就认同在法律中确定动物的法律人格。
再次，在动物法律人格的进路中存在不现实性。从法学史来看，实在法的产生通常要经历两个阶段，一个是道德化的过程，另一个则是合法化的过程。道德化是对原初的利益关系进行基于道德的调整而形成的一种应然的权利和义务，而合法化则是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再次调整，从而将应然权利和义务转换为法定的权利和义务。 动物的法律人格问题的法律化，从范式考察亦应当经过由道德化而法律化的进路。但即使在道德上，动物的主体性虽有环境伦理的支撑，但其合理性与实现的可能性尚存疑问，且环境伦理学者对此问题也莫衷一是；在法律维度，即使有少数人拾人牙慧的学者主张动物法律人格，但他们自己也对动物法律人格缺乏充分的论证，对其具体实现也缺乏可行的措施，更不用说他们在法的价值基础层面的冲突、法律形式表达的制约、传统法律思维的局限等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可见，动物法律人格的进路是一个大问题，主张动物法律人格论的环境伦理学者与法律学者都未能对此问题予以解决。
可见，动物法律人格在法律上并未获得认可，而且也无法获得法律的认可，依然是一种道德论述。“反之，有关动物权的主张，则似乎有点不同。其要求人与动物的（物种上）平等，并且透过等同于人权的动物权的设定，而使得动物与人都能够以主体的形态参与秩序的形成和运转。这应该是尚未得到共识的道德论述而已，而不是道德规范，当然更不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强制力的法律规范。” 而且“也就是说，即使是道德上得到充分论证的规范，他们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可期待具有效力：用这些规范来指导其实践的那些人，也可以期待所有其他人也合乎规范的行动。因为只有在实际上普遍遵守规则的条件下，可以导致对这些规范的辩护的那些理由才是算数的。既然从道德洞见中无法一般地期望一种有实践效果的约束力，从责任伦理的角度来说，对相应规范之遵守，只有当它获得法律约束性的时候，才是可合理期待的。” 在时下，动物具有权利主体资格即使在环境伦理学中也并非那么令人信服，以此作为理论基础遑论动物法律人格，就缺乏坚实的理论根基，更无法形成合理期待性，无法作为一种规范运作。
三、法律人格不能扩充到动物
持动物完全法律人格论或动物限制法律人格论的言论中，莫不以权利主体的扩张作为其主要论据之一，而且无论在环境伦理学界，还是在法学界，都将此视为必然进行的历史进程，认为动物法律人格是权利主体扩张的下一个阶段。我们认为这样的主张是不正确的，法律人格不能扩充到动物。
（一）法律人格的扩充不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针对这一权利主体的扩张过程，有的学者质疑“奴隶成为主体，子女成了主体，妇女成了主体，一切的人都成为生而平等的主体，现在还有什么需要成为主体的呢？”他的回答就是：下一步动物需要成为权利主体。 甚至有的还主张，法律人格从自然人、法人拓展至非人类的生命体。 针对这类持动物法律人格论者的主张，我们不禁要问：法律人格真的存在一个永恒的无限扩充过程吗？对此，应当从法律人格的基本理论上予以分析。
在康德创立的伦理人格主义哲学中，伦理学上的人的概念的内涵是：人依其本质属性，有能力在给定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自主地和负责地决定他的存在和关系、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这一概念在《德国民法典》制定之时被加以移植，极大的影响了《德国民法典》的权利主体等基本概念。康德曾说道：“没有理性的东西只具有一种相对的价值，只能作为手段，因此叫做物；而有理性的生灵才叫做‘人’，因为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仅作为手段来使用。” 这种“人”与“物”两分的思想体现到《德国民法典》中，就是将“人”作为权利主体，具有法律人格，而“物”只能作为权利的客体。在《德国民法典》中使用的“人”，是一个形式上人的概念，只要具有权利能力即可，这样就使得“人”的概念不仅包括自然人，而且将法人这类形式物包括在其中。但是，这并不影响在法律人格的判断中，将意志能力被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其实这也是受康德“理性”思想的影响）。自然人的意志能力容易被人理解，法人的意志能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归结到由自然人构成的法人机关的意志，实际上根源还在于自然人。因此，具备法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