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社会发展与个人自由

[80] C. F. Delaney (ed), Liberalism－Communitarianism Debate, Lanham, Maru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4. See A. Ezioni (ed), The Spirit of Community, New York: Grown Publishing, 1991. [81] 〔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第578－579页。 [82]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第1版，第257－258页。

[83] Tyler Cowen, the Theory of Market Failur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Geog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75. [84] See K. D. Goidin, “Equal Access vs Selective Access: a critique of public goods theory”, in Public Choice, Vol.29(Spring), 1977. [85] 〔美〕安东尼·B·阿特金森、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公共经济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2月第1版，第619－620页。 [86] See W. F. Brubaker, “Free Ride, Free Revelation, or Golden Rule?”, i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18(April) ,1975, pp.147－161. 这里，布鲁贝克尔忽略了企业家的不完全信息状态，实际上并未解决偏好显示问题。

[87] See K. D. Goldin, “Equal Access vs Selective Access: a critique of public goods theory”, in Public Choice, 29(Spring), 1977, pp.53－71. [88] See R. H. Coase, “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i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17, 1974, pp.357－376. [89] See H. Demsetz, “The Private Production of Public Goods”, i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13(October), 1970, pp.293－306. 这其实只是反映了具有非竞争性的公品的市场生产，所以他的证明过程并不完全；因而这种理论也并不被人作为解决公品私人生产的有效途径。 [90] 〔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胡企林、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9月第1版，第570页。

[91] 参见〔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胡企林、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9月第1版，第371页。 [92] 关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及其应用问题，请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16版），萧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9年9月第1版，第6－10页。

[93] 笔者认为，这里强调市场逻辑下的间接干预，并不排斥政府对产业技术研究开发的直接资助。不过，这种资助应该建立在以下原则之下：

（1）公品原则；

（2）外部性原则；以及

（3）收入再分配原则。这实际上是一种“可供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各种用户使用的资源储备”。

参见吕薇、李克军、马名杰：《政府对产业技术研究开发的资助与管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页。 [94] 樊纲：《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职能》，载刘军宁、王焱、贺卫方（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11月第1版，第13页。

[95] 有的学者认为，东方社会的产业政策主导模式是政府主导、辅以社会配套，西方社会是市场主导的自发模式。于此之下，东方社会网络有助于节约交易费用和降低社会成本，政府只需要考虑加大研发投入即可，而西方社会网络不健全，个人创新利于开发，但营销成本较高。

参见苏东水（主编）：《产业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第6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