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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专业硕士书刊纠错能力的培养

2019-12-02

所谓出版专业硕士书刊纠错能力的培养,是指引导学生从平时的阅读人手,发现并纠正书刊中存在的明显差错,逐步总结书刊出现错谬的规律,从而提高自身的编校水平,为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目前书刊编辑出版中存在“无错不成书”的现象,有些错误令人匪夷所思。书刊编校质量不高,固然与出版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出版周期过短有着直接的关系,但编辑人员素养不高、责任心不强、把关不严也是重要的原因。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如果我们的出版物内容陈旧、低俗,编校质量太差,必然会被读者抛弃。因此,提高学生的纠错能力、展开相应的专业训练是出版专业硕士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笔者以为可以从三个意识入手培养专业硕士的书刊纠错能力。

一、尊重作者而不迷信作者的意识

作为未来的编辑,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短板,特别是在从事精神产品的生产方面,每个人都存在着局限性。许多作者在某个领域可能是专家,但在其他领域可能是外行。有些知名作者也不一定能做到处处严谨。比如,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所著《话说周氏兄弟――北大讲演录》(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书中有这样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避祸危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为了逃避文字狱,他们只能选择与现实距离最远的考据学。(该书第269页)

钱教授在书中引用的是龚自珍《咏史》中的句子,而“避祸危闻文字狱”的原文是“避席畏闻文字狱”。在提到“三家村”事件时本书写道:

名为“三家村”,是因为他们(指吴晗、邓拓、廖沫沙)曾在《前线》杂志上三人联名用“三家村”的笔名写杂文。(该书第272页)

事实与此有所出入。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并没有用“三家村”的笔名写文章,而是以“吴南星”(“吴”即吴晗,“南”代指邓拓笔名“马南”,“星”代指廖沫沙笔名“繁星”)为笔名,在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杂志上开辟了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三家村”由此而得名。

再比如,由程光炜、孔庆东、郜元宝等教授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是一本影响较大的本科生教材和考研参考书,一些港台和国外的大学也把它列为教学参考书目。但这本教材也存在不少差错,如书中在介绍鲁迅早期的小说创作时,说“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路》等短篇作品以及中篇小说《阿Q正传》。”(见该书第51页)鲁迅的小说创作中,未见《路》这一篇,倒是在1928年4月10日写过一篇名为《路》的杂文,发表在同年4月23日的《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但这已经不能称为鲁迅早期的创作了。再如:该书在谈到新文学初期的戏剧创作略显贫弱时写道:“虽然也产生了胡适的《终身大事》、郭沫若的诗剧《棠棣之花》等创作,但在现代戏剧传统中的意义并非十分重大,真正对中国现代戏剧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是在1922年以后才出现的。”(见该书第52页)胡适的《终身大事》的确创作于1919年,但是,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却是创作于抗战期间,且《棠棣之花》是话剧而非诗剧。另外,大概为了增加阅读的兴趣,本书中有不少插图,但插图的说明是成问题的,如第54页的图注明“仙台医学院”,实际上,鲁迅当时学医的学校是“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第226页在介绍老舍时,插入了.一件老舍的手稿,注明“《四世同堂》第二部手稿”,但手稿上的字迹,却写着“骆驼祥子”。

出现这些问题,原因首先是作者不够严谨,其次是编辑不负责、不尽职,对于作者过于信任甚至是崇拜,因此没有进行严格把关,以致一错再错。这就说明,在一个急功近利的出版环境中,能够以平常心对待作者特别是名家是何等重要。

二、“杂学”积累意识

“杂学”是针对专门的学问而言,通常含有贬义,就如同许多人轻视编辑工作,将编辑称为“杂家”一样。实际上,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杂家”,比成为一个专家难度大得多。照笔者的理解,真正能够称为“杂家”的,必然是“大家”。说得再明确一点,真正的“杂家”就是“博学家”。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大家”不是“杂家”的。远的不说,近一点的,我们所熟悉的鲁迅、郭沫若、钱锺书、吕叔湘、叶圣陶、周振甫、启功、季羡林、王世襄等成就斐然的大学者,又有哪一个不是“杂家”呢?

笔者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鲁迅那个时代的出版物质量大都比较高,很少有明显的差错,而现在的出版物却常常错误百出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那个时代编辑的素养比较高,尤其是在“杂学”方面,与作者不相上下,因此才能为作者把关。而现在的编辑主要缺陷在于“杂学”的储备不够。一个编辑平时所面对的,是知识背景不同、文字水准各异的作者。这些作者的劳动成果都要汇集到编辑手中,如果没有充足的知识储备,是不可能做好编辑工作的。用沈昌文先生的话说,就是“编辑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但一定要做知道分子”。因此,笔者平时对学生的要求是,要尽量做到无书不读,无学不窥,要力争做到在专业之外能够成为一个“通才”,成为“博雅之士”,否则,是无法纠正书稿中的差错的。下面举例说明。

鲁迅1912年7月23日日记中有“作均言三章”一句话,有的编辑认为“均”是“韵”之误,是鲁迅写了错字,径直改为“作韵言三章”。实际上,“均”是“韵”的通假字,鲁迅对文字学极为熟悉,并没有写错,因此不能擅改。

编辑不一定是文字学家,也不一定是书法家,但应该具备辨别书体(篆、隶、楷、行、草)的能力和了解简化字和历史传承字(如与松,後与后等)的关系,同时,也应该能够借助有关工具书辨认篆书、异体字,不然就会出笑话。比如,有一本《鲁迅藏画欣赏》的书,其中附录了一张鲁迅友人刘笠青画的《天风海涛》,前三个字一眼就可以认出来,“涛”字的写法则有些特别,是用汉魏时期印章用字(称为“缪篆”)书写的,该书作者将其误认作“泻”字,并在书中做了如此的解释:“《天风海泻》为水墨写意之作,笔墨浓淡有致,海水与树木动感分明。不过,题为‘海泻’,似有不确,因画面并未见海水汪洋,且写一小舟,上立一人,更示人以放舟江河之感。”这样一来,就让人不知所云。其实,画家并没有写错,篆书的“涛”字通过查阅清人桂馥的《缪篆分韵》就可以解决,但作者和编辑对此都不熟悉,因此出现失误。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家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雀巢人物画稿》,这个书名让人觉得有些怪异,因为在古代诗文中,“雀”是令人生厌的飞禽,大多将之比喻为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的人,人们很少在斋号中使用这个字。翻开内文,才发现出了大错。原来,这本书是《鹤巢人物画稿》,郑孝胥题写书名时,写了一个“鹤”的古体字“?”,编辑误认为“雀”,因此就把“鹤巢”改为了“雀巢”。

因此,作为未来的编辑,要有意识地学习更多学科的知识。比如,文字学、版本学、目录学、避讳学、音韵学、书法、篆刻、绘画、诗词、楹联、音乐、舞蹈,等等。那么,如何在“杂学”方面下功夫呢?能否找一两本书来奠定自己的“杂学”基础呢?不能。就如同上面提到的“杂学”实际上就是“博学”一样,要做到“博学”,除了博览群书、勤学好问之外,没有更好的途径。

三、为书刊纠错的意识

纠错能力的养成,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进行有意识的长期训练。途径有两个,一是教师将自己平时阅读书刊发现的差错列举出来,当作学生平时的作业,先由学生尝试着去发现差错,然后在课堂上讲解书刊差错存在的原因,从而逐渐找到书刊出错的规律。近两年来,笔者在课堂上所列举的图书包括罗孚编著的《北京十年》《文苑缤纷》,俞晓群著的《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吴祖光编的《解忧集》,王蒙著的《一辈子的活法――王蒙的人生历练》,孙晓玲著的《布衣:我的父亲孙犁》,朱介英编的《绚丽的卷上彩虹一张大千花鸟册》,王宗光著的《木板水印》,金梅著的《寂寞中的愉悦――嗜书一生的孙犁》,李经国编的《奇人王世襄――名家笔下的俪松居主人》,何启治、李晋西编撰的《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赵仁著的《启功研究丛稿》,吴海勇著的《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刘再复著的《师友纪事》,方宇编著的《风雅颂――百年来百位老学人珍闻录》,海客甲著的《闲适中的挣扎》,王伯祥著的《庋k偶识》,陈四益著的《忽然想到》,孙郁著的《鲁迅藏画录》,沈鹏年著的《行云流水记往》,刘世敏著的《艺海逆舟――林风眠传》,文洁若著的《风雨忆故人》,汪朗、汪明、汪朝著的《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刘宗武、段华、自牧编的《回忆孙犁先生》,钟少华、王得后编的《想念启功》,朱浩熙著的《蒋天枢传》,周良沛著的《神鬼之间》,文物出版社编的《以观沧海_启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等,这些图书,均为正式出版物,有不少还是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荣宝斋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等名社出版的,但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明显的差错。

二是引导学生养成在阅读书刊时随时纠错的习惯。图书是一种文化产品,凝结着作者、编辑、校对、印刷、装订等众多环节人们的劳动。由于生产过程的复杂,图书中的差错在所难免。但有些差错则是不能原谅的,那就是由于作者、编辑、校对人员的不认真、不负责所导致的知识性、史实性差错,即通常所说的“硬伤”。图书的质量如何,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硬伤”。比如,有一本《齐白石书法》,文字量很少,大部分内容是图版,却错误百出,如把“楷书”标注为“隶书”,把“隶书”又标注为“篆书”。再比如,有一本《黄宾虹画语录图释》,将“米元章”错排成“朱元章”。还有一家出版社,将钱穆《新亚遗铎》中《兄宽传赞》的“兄”误认为“儿”的繁体字,径直改为“儿宽”。其实,“兄”通“倪”,均是姓氏,万万不能简化为“儿”。还有的编辑在一本《云乡丛稿》中,将中国明末清初套印艺术中的“版”和“拱花”改为“逗版”和“烘花”,使人不知何意。

一些期刊在编校方面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一般幼儿园,是根本无缘‘染指’财政公帛的,更遑论民办幼儿园。”(2010年2月4日《老年文摘》)“公帛”应为“公帑”。

“难怪古代一些诙谐之士和绯优人物多得帝王恩宠。”(《当代》2010年第1期)“绯优”当为“俳优”。

“1930年9月22日,谭延]病逝南京#蒋介石本人亲自从汉口赶来,执拂送葬。”(《书屋》2009年第10期)“执拂”当为“执绋”。

“如果把崇祯放到历代帝王中去排队,他的品性和资质至少可以算中_上水平,甚至,按照大众对于贤君的惯常定义,崇祯也完全可以忝列其中。”(《散文》2009年第9期)“忝列”应为“位列”或是“名列”。

所有这些,都说明编辑是否具备纠错能力是书刊质量的关键。

总之,传统的纸质出版也好,新兴的数字出版也好,无论书刊内容的呈现方式和传播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读者对于出版物的高质量编校水平的要求是不变的。出版不仅关乎知识、文化、文明的传播,而且关乎中国语言文字的传承,它理应具有示范、规范和引导作用,培养高素质的出版人才’离不开最基础的纠错能力的训练,也离不开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的培养,在一定意义上说,两者的目标又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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