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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价值研究的语言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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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价值研究不囿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语言价值既要关注价值论的语言转向,又要关注语言的价值问题。目前学术界关于价值论的研究对语言关注不够,价值论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赶上哲学的语言转向的便车,从而给价值论研究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言语“纠缠”。价值论研究的语言转向,从深层次揭示了价值本真的呈现。语言既作为价值的呈现方式,也是价值建构的重要路径。语言价值研究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要重视话语权在建构语言价值论的基础性作用,这对于推动核心价值观培育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价值论;语言哲学;语言转向;语言价值

目前国内研究价值论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世界”和“为我而存在”的理论;二是基于西方价值哲学的理论。前者作为价值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面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还鲜明地指出,哲学要关注的是“改造世界”。哲学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在一定意义上凸显了哲学的价值论转向,从认识论范式转向价值论范式。此外,马克思还从客观事物对人的需要和满足的层面上来谈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为我关系”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1]从而为价值论研究奠定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

建立在“为我而存在”的理论基础上的价值论研究日益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同和重视。尤其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价值观念深刻变化提供解释模型和路径分析。而后者则更多的立足于西方哲学家思想基础上,通过用西方价值论思想体系来探索中国价值论发展的方向。不管是哪种路径,都无法忽视语言,难以绕道而行。相反,价值论研究对语言的关注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议题,越来越成为推进价值论研究的重要路径。

19-20世纪之交的语言转向给哲学发展带来新的思路,从而使得许多哲学家甚至认为,哲学问题其实质就是语言问题,哲学研究在于对语言的研究。这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可以得到佐证,他推动哲学语言转向以来,语言越来越受到哲学家的重视。“一切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一切所谓的哲学问题,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些语言问题,或称为使用概念、范畴和命题的语言游戏。哲学的混乱和谬误,皆出自于哲学家们对语言用法的曲解和误用。一旦我们正确地使用语言,消除使用中的错误,我们也就真正解决了哲学问题。这就意味着,哲学并不是人类追求智慧和知识的结果,相反,它是由于人们错误地使用语言而产生的。”[2]尽管这一论断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哲学研究转向对语言的分析这一思路在哲学界引起高度关注。不可回避的是,许多的哲学领域越来越重视语言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对语言的不解、误解往往给哲学研究带来很大的难题和困惑,对价值论研究来说也是如此。

国内对价值论的研究大多数沿袭“主客体价值关系”这一思路,立足客体满足主体需要之价值关系来研究。即是说,立足于马克思提出的“为我而存在的关系”理论。有学者认为,“在‘为我而存在的关系’中,主体根据其需要来占有客体,客体依据其属性来满足主体需要。一般说来,价值就是客体属性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就是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现实效应。客体因其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就成为价值客体,主体因其具有得到客体属性满足的需要就成为价值主体。”[3]75从而揭示出价值论研究的内核。

价值论研究的核心在于建构客体满足主体需要和满足的价值关系。诚然,这不是简单的供需关系。王玉梁教授认为,“以满足主体的需要界定价值,这样的价值实际上指的是使用价值,而非哲学价值。”这里指出价值论研究要重视主体性问题。而对语言的关注则明显感觉不够。即是说,价值论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赶上语言转向的便车,从而给价值论研究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言语“纠缠”。

其一,价值和价值关系的呈现离不开语言表达和语义建构。基于“主客体价值关系”的逻辑,客体满足主体需要,不是一种纯粹的供需关系,而是体现一种价值关系。而这个价值关系并非停留在感性的体验式,而是客观地建立在于理性的基础之上,即价值关系是客观的。有学者认为,“客体外在于主体而存在,客体属性是客观的。需要不是想要,主体需要不是对于主体需要的意识,它是与“人的生理结构、心理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相联系的”,因而也是客观的。因此,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客观的。这就决定了价值是客观的,价值属于物质范畴。”[3]75如果价值是客观的,价值关系的客观性,这就要求对价值的呈现必须要通过理性的东西表达出来,这就对语言充满高度倚赖。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其呈现的价值图式也就不同。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语言掩饰着思想。而且达到这种程度,就像不能依据衣服的外形来推出它所遮盖的思想的形式一样;因为外衣外形的设计不是为了揭示身体的形状,而是为了全然不同的目的。”[5]41因此,对语言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理解价值关系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是极为关键的环节。语言分析成为揭示价值存在和价值呈现的重要环节,它深层次地挖掘了价值关系背后隐匿的价值问题。

其二,对价值的误解往往在于语言误读而不在于价值本身,语言的迷雾不可忽视。一般而言,价值呈现一般都可以找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和解释,语言可以较好地表达价值,即“给出一个关于任何一种记号语言的命题的描述,使得每一种可能的意义都能够适合这种描述的符号来表达,而且,在适当地选择名称指谓的前提下,每一个适合这种描述的符号都能表达一种意义。”[5]61

然而,在价值论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对价值的理解和领悟的差异,对真、善、美和真善美关系的理解和揭示的不同,不仅仅是事物本身的问题,更在于语言分析的差异。甚或说,对价值的误解并不在于价值本身,而在于语言的误读。 语言建构的图式往往使人难以把握价值本真,就像无法从外衣外形的设计来揭示人的形状一样,言语给价值论研究带来意外的纠缠。许多价值问题的争论、价值歧异等很大一部分因素在于语言分析的不够或不彻底。从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和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研究引发的诸多纷争可知,与其说对价值问题本身的争论,到不如说对体现价值呈现的语言问题争论。语言没有说清楚,甚至说不清就成为价值论研究的一大障碍。

为此,笔者认为,价值论研究必须要重视语言分析,价值论研究的语言转向将成为价值论研究的一个新思路。这里就必须对语言进行分析,尤其是对语言的价值进行阐释。

在论述价值论中的语言问题之后,有必要对语言论中的价值问题进行考究,索绪尔无疑在这个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指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6]111为探讨语言的价值问题提供一个框架。

探讨语言的价值问题,从另外一个方面透露:一是语言无价值;二是语言存在价值。语言是否有价值决定了该语言的生命力和穿透力,这里不对语言无价值进行论述,而着力探讨语言的价值问题。语言的价值问题是建立在语言存在价值的基础上的。

索绪尔首先从语言和思想的角度出发来论述语言存在价值。他说:“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一致认为,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6]152基于这一逻辑,可知语言是思想世界呈现的基本工具,而思想世界的呈现正是语言价值的体现。没有语言,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

诚然,语言的价值还不至于淹没在如此宏大的叙述里,索绪尔由于受到经济学家的影响,把语言的价值与经济学中的价值类比起来,指出语言的价值具有二重性:“在这里,正如在政治经济学里一样,人们都面临着价值这个概念。那在这两种科学里都是涉及不同类事物间的等价系统,不过一种是劳动和工资,一种是所指和能指。”[6]111这种观念直接影响学术界把语言价值论仅仅理解为经济学层面上的交换关系(这个问题下文论述)。

事实上,语言的价值问题不管是否引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研究语言的价值问题时,我们都无法规避的两个基本问题:语言的价值在于语言的使用之中和语言价值必须要在一定的预设规则之中才能起作用。

其一,语言价值在言语活动过程中得到体现。具体来说,就是言语活动中体现语言的价值。没有言语活动,语言就如同静静的湖水看不到波痕一样,感受不到湖水的灵性,即死水一潭。正如布龙菲尔德指出:“一种语言不论使用哪有种文字体系来记录,总还是那种语言,正如一个人不论怎样给他照相,总还是那样的一个人。”[7]25因而,只有把文字译成实际的言语才能搞清楚“为什么很多人说ain’t(不是)是‘坏的’,而am not (不是)是‘好的’。”[7]26语言价值就体现在言语活动中,没有言语活动也就难以体现语言价值。

索绪尔形象地把语言的状态和下棋的状态一样联系起来,指出:“下棋的状态与语言的状态相当。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所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6]121按着这一思路,从静态的角度出发,棋子的各自价值由棋盘的位置所定,不同的位置决定了棋子的价值,而不在于棋子本身承载多大的价值。这里就凸现了其语言价值的核心命题: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

饶有趣味的是,维特根斯坦更是强调语言的动态性。他假使棋子在特定的位置上,只要它不动也无法体现价值。他认为,一个棋子,如果不动,即使在某个位置上也凸显不了其价值,只有当棋子动的时候才能体现其价值。棋子如果只摆在棋盘上,还不是一着棋,只有当它在下棋的游戏规则中发挥作用时才体现出其价值。与此类比,可以看到,语言价值呈现在言语活动过程中,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在一定意义上突出语言的价值的功能。

诚然,也必须看到,语言的价值总是基于某种规则中呈现,如同棋子必须在预定的规则中才能起作用一样,语言价值隐匿在语言的游戏规则之中。

其二,语言的价值总是遵循某种规则。价值要受到原则支配,这是索绪尔谈语言价值的核心命题。在他看来,价值总是由下列两个层面构成:“(1)一种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交换的不同的物;(2)一些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相比的类似的物。”[6]155-156这里仅对语言的价值提出两点:一是语言具有交换的价值,语言的价值可以通过交换来实现,如一个事物的价值,在古代可以通过多少只羊来交换,美元的价值可以通过与黄金兑换来彰显其价值等等;二是语言的意义。“价值,从它的概念方面看,无疑是意义的一个要素”[6]154指出语言的价值与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毫无疑问,语言的价值和语言的意义不一样,有意义的不一定有价值。

语言的价值必须在语言系统中才能体现,并在特定的原则支配下起作用。“价值还首先决定于不变的规则,即下棋的规则,这种规则在开始下棋之前已经存在,而且在下每一着棋之后还继续存在。语言也有这种一经承认就永远存在的规则,那就是符号学的永恒的原则。”[6]121

这就是说,语言的价值有个预先存在的规则,就如同下棋的规则,这个规则是不是随着棋子的变更而发生变更?这样给予两点假设:一是棋子的价值能否呈现,与预定的下棋规则密切相关,甚或说,一个棋子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一定的预定规则;二是棋子的价值呈现的大小与下棋的规则没有必然联系。进言之,有的棋子的价值大小并非由规则本身来决定,而在于棋子在特定的条件下起到的作用。

基于这一思考,可知语言的原则早于语言价值,是一个预先设定的不变的东西。语言的价值必须在特定的原则支配下才能呈现,但是语言价值的大小则更多基于交换、比较等层面。笔者认为,语言的价值更多的是基于言语使用,即言语行为。 三

语言价值论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其对现代语言学产生重要影响之一在于把经济学引入语言,提出语言价值论。学术界许多学者遵照这一逻辑,认为语言价值论主要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比较典型的是日本社会语言学家井上史雄在《日语的价格》发表之后引起了轰动。通过计量、统计等证明“语言有价值和价格”之分,分析了决定语言市场价值的因素,并把语言的价值分为理智性价值(语言使用者人数、经济实力、文化程度和信息量)和情感性价值(绝对情感性价值和相对情感性价值)等。语言的价值主要由理智性价值所决定的[8],区分语言的价值和价格在推动语言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尤为重要。

类似这样的区分,可以进一步探讨英语的价值、汉语的价值、方言的价值等。尤其为解释当今世界许多民族对濒危语言的保护提供理论基础。这是探讨语言的价值的一个重要维度。无独有偶,一些欧美经济学家也在探讨语言的市场价值问题,从而逐渐形成一种趋势,那就是探讨语言的价值基本上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就连索绪尔也不例外。

不可否认,语言经济学家在推动语言价值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但是,这只能说是语言价值论研究的一个维度,而非全部。语言的价值不完全在于使用语言的人数、市场竞争力、某一种信息量等。换言之,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语言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够反映出该语言的价值。但是语言的价值不在于使用者的多少,而且根本就不囿于一个经济学概念。语言的价值至少包含语义价值和语用价值。因此,语言价值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领域考虑的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

语言价值论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至少涉及两个层面:一是价值论的语言转向;二是语义价值、话语权力等。毋庸置疑,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论的研究越来越需要加强对语言的分析,尤其是在微观领域,虚拟实在、虚拟世界之中,价值论研究对语言的倚赖非常之重。描述和解释是语言的两个基本功能,在传统的价值论研究里,我们更多地用语言去解释事实本身,而作为解释重要前提的描述往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微观世界,解释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语言描述的功能也就越来越凸现。但是,语言描述力匮乏将成为价值论发展的瓶颈。在物理世界、价值世界和虚拟世界里,价值论研究不仅仅要面对的是物理世界,更为困难的是要面对虚拟世界。随着量子技术的发展,对价值研究向微观领域拓展已成为一种重要趋势。为此,价值论研究的语言转向将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路径。

语言价值论须研究语言的价值问题。这个价值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这里谈语言价值主要包括元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等。语言的元价值主要探讨的语言的最基本价值、最原始的价值;语言的理论价值主要探讨的是语义价值、规范价值、逻辑推理价值等;语言的实践价值主要探讨语用价值、日常语言价值、描述和解释价值等,其核心在于语言权力。

语言价值论内蕴语言权力。权力贯穿于语言的全部,语言权力成为语言价值论发展的核心。为此,不管是研究语言的元价值、理论价值还是实践价值,最根本的要抓住语言权力。根据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的权力思想可知,权力无处不在,贯穿语言发展的始终。而语言权力的体现要就必须要重视语言的描述力、解释力、话语权力和影响力等。这里不妨以话语权力为例。

当今世界,话语权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抢占话语权的制高点已成为语言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它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语言安全和文化安全。费尔克拉夫指出:“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9]话语权力将为描述社会实体、社会关系奠定基础,同时也为建构这些关系奠定基础。

就当下社会转型时期,在一个价值多样化及其冲突日益加剧的环境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将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核心。如何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如何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诠释力等,关键在于掌握话语权,在于挖掘语言的魅力。因此,重视语言在价值论研究的作用和功能将为挖掘价值世界奥秘提供一把钥匙。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4.

[2]江 怡.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5.

[3]陈新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王玉梁.客体主体化与价值的哲学本质[J].哲学研究,1992(7):17.

[5]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布龙菲尔德.语言论[M].袁家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8]李斗石.语言价值论――日本井上史雄教授的语言价值论评介[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67-72.

[9]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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