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世纪以来《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摘要：在经历了近两百年的研究历程后，世纪之初《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取得了新进展。然而对《总目》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总结和反思，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总目学”尚未形成。《总目》研究具有分散性、自发性、偶然性的特点，这几方面都严重阻碍了《总目》研究的深化。《总目》以经、史、子、集四部涵盖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而《总目》研究却缺少严格意义上的“专人”、“专才”，即并无经学家专治“总目经学”，史学家专治“总目史学”，戏曲学家专治“总目戏曲”。《总目》研究尚未达到“精”、“专”、“高”的层次。未来《总目》研究方向如何，怎样让《总目》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学者需从哪些方面努力，作何种规划，这也是当下亟需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学；总目学

中图分类号：G122；I210.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2.035

20世纪90年代《四库全书总目》（下称《总目》）研究概况已有学者进行了综述①。进入21世纪，《总目》又经历了十余年的研究历程，这十余年来，《总目》研究呈现出非常活跃的发展态势。2000―2012年期间，《总目》研究论文数量高达455篇，较90年代的82篇，多出373篇，出现了成倍增长的势头。论文数量有了增加，质量上亦有较大提升。不仅如此，在文化价值、思想评介、研究方法上，部分学者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这样看来，新世纪《总目》研究形势与上世纪90年代已大有不同，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似乎以“显学”傲视学界。然所谓的“显学”、“总目学”此时是否已然形成？《总目》研究到底处于何种程度？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拟将2000年以来《总目》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并与20世纪90年代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以期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获得较为清楚的解答。

一、世纪之初《总目》研究成果“层累”尚薄

《总目》集中体现了清代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理应得到学界的更多重视。新世纪《总目》研究是在近两百年研究史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的研究。这两百年成果的“层累”，为《总目》研究打下了基础或开拓了领域。“层累”的厚度决定《总目》研究所处的高度，而高度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研究前瞻性眼光的深浅，也决定其未来发展成果的丰硕与否。已有的研究成果是评价《总目》研究达到何种高度的重要指标，因而要对21世纪《总目》研究进行系统总结和评价，需要全面把握其研究背景。

纵观《总目》研究史，其研究呈现出不规则“波浪式”发展的特点，即高峰过后陷于平静，持续相当长的停滞时期后，又如枯木逢春，再次焕发生机。现以时间为序将其发展过程概括为五个阶段，并作说明如下：

第一阶段为“沉寂期”。《总目》刊刻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其钦定地位，学者并未对其进行系统的批判性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仅见于清代学者的各类笔记或文集，十分零散。如王昶在《湖海诗传》卷十六纪昀小传引《蒲褐山房诗话》评价《总目》云：“《提要》二百卷，使读者展阅了然。盖自列史艺文、经籍志及《七略》、《七录》、《崇文总目》诸书以来，未有闳博精审如此者。”[1]嘉庆年间，阮元仿《总目》体例，成《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一书，仅五卷而已。此外，并无其它研究论著出现。因而，《总目》的初期研究还是一种沉寂状态。

第二阶段为“躁动期”。道光、咸丰之后，学者对《四库全书》纂修时期的禁毁图书有所整理，虽然限于目录、版本研究，却打破了最先的沉寂。《禁书目合刻》是此时代表性著作，此书是姚觐元所编《禁书总目四种》和邓实所搜访的《江宁官本违碍书籍目录》残稿（后题为《奏缴咨禁书目》）的合刻本。生于乾隆时期，又历经嘉、道二朝的梁章钜著有《枢垣记略》一书，其中有不少资料间接或直接涉及到《四库全书》研究史实。如书中记载担任《总目》总裁的阿桂、英廉等，于《四库全书》纂修之事用力甚夥。而梁林（章钜）撰此书则是因为其“尝读《四库全书提要》，谓《钦定历代职官表》中‘其兼官无正员而所掌綦重，如军机处之类，别有专表，以崇职守’”[2]序，遂作此书。生于道光年间的陈康祺著有《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一书，共计42卷，记有清一代之事，涉及《四库全书》及《总目》者甚多。如《初笔》卷一第16条“四库书成朱学士实其先河”，卷六第290条“五征君”，卷八第429条“纪文达撰恭进四库全书表”等；《二笔》卷一第17条“文渊阁典守官”，卷五第182条“文源阁藏书”，卷六第201条“胡煦因著作收入四库得谥”等；《三笔》卷四第126条“朱文正与纪文达同赴翰林苑上任诗”，同卷第132条“朱竹君（筠）之不肯和同”等，这些都是研究《四库全书》及《总目》的重要资料。

第三阶段为“奠基期”。民国时期，《四库全书》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四库学”渐成热点。而作为“四库学”分支的“总目学”也在此时奠定其重要的学术地位。余嘉锡穷其一生对近500种提要进行系统考证，终成《四库提要辨证》一书，将《总目》研究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亦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论著，其与余氏《辨证》一书同为《总目》研究的双峰，二者为《总目》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此时对《总目》之研究实为乾嘉朴学之法的延续，辨证、补正、纠谬、订误等是其主要研究方式。因而，民国阶段的“总目学”研究实为在实证性研究方法的引导下，进行的一系列基础性辨伪工作。

第四阶段为“停滞期”。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30年的《总目》研究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据《全国报刊索引》统计，20世纪50年代《总目》研究论文仅有1篇，60―70年代涉及《总目》研究的论文仅有6篇，且论文质量不高，深度不够，理论性、思想性也不强。这是因为十年动乱时期，“总目学”研究亦陷入低谷。

第五阶段为“活跃期”。此一时期包括20世纪80至90年代这20年。上世纪80年代，“停滞期”结束，“活跃期”渐入状态。这主要体现在，众多学者开始以《总目》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为“四库学”研究提供了诸多便捷，而《总目》作为“四库学”的重要角色，不断被重视。据中国知网统计，1980年至1989年这十年共计发表《总目》研究论文37篇，占“四库学”论文总数（118篇）的31.4%。20世纪90年代，国内相继成立了“海南大学《四库全书》研究中心”、天津图书馆“四库文献中心”等，《总目》研究更加活跃。李杰在《90年代〈四库全书总目〉研究论文综述》一文中指出，“90年代对《总目》的研究不仅承继了传统的研究模式，而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所突破和创新，对《总目》的价值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诸如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经世价值取向、文化价值重估、经学观、西学观、文风观、乃至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全新的探讨与研究”[3]。如此评价是否平允，有待商榷。然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成就确实较之前四个阶段截然不同，许多文章亦可圈可点。这十年中，涉及《总目》的研究论文有82篇，而四库研究论文总数则有336篇，前者占后者的24.4%。比例虽较于80年代有所下降，但论文总数却在上升。这一方面说明了“四库学”和“总目学”研究都在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则说明“四库学”研究分支，诸如“四库版本学”、“四库目录学”、“四库文献学”等开始不断出现，并占据一定比例。 《总目》研究在经历了“沉寂期”、“躁动期”、“奠基期”、“停滞期”和“活跃期”五个阶段后，进入了21世纪这个特殊的研究阶段。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总目》研究实际上是在参差不齐的现有成果下的重新起步和继续探索。所谓“参差不齐”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形：其一，辨伪成果较为突出，而理论成果相对缺乏。基础层面先行，将谬误首先澄清固然是好事，但理论研究如若跟不上，必然会造成研究自身的平衡失调，如同“跛子走路”，难以快速向前。以上五个阶段，仅第五阶段涉及理论研究，而且著作和论文均占少数。其二，《总目》的整体较为凸显，引人注目的专学研究几乎为零。民国时期的余嘉锡和胡玉缙，20世纪90年代的崔富章和李裕民等学者皆以《总目》整体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其积极方面自不待言，而针对《总目》经部的经学研究，史部的史学研究，有价值的学术论著相对缺乏。实际上，《总目》的经学和史学思想集中体现了《总目》的整体编纂思想。其三，“众人”齐聚，火焰虽高，然无“专才”，终归平庸。《总目》研究需要专人、能人，而目录学家、版本学家等专门研究《总目》者几近于无。小说理论家、诗词以及戏曲研究者也未有共同染指《总目》研究。《总目》的博大精深非专才不能胜之。其四，《总目》研究出现一种怪象，部分研究者的主研方向并非“总目学”，但却在高级别刊物上发表《总目》研究论文。更加奇怪的是，他们仅发表一两篇，随后在《总目》研究领域便销声匿迹，这部分“客串”的研究者在《总目》研究中占很大比例，尤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最为突出。从《总目》长远的发展来看，这是一种极为不利的“畸态发展”。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虽然《总目》的研究和探索历经了较长时间，然其打下的基础并不厚实，新世纪《总目》研究所处的高度并不高。在这样一种境况下，2000―2012年这十余年中，《总目》研究又将经历怎样一个过程？《总目》研究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以考证为主的传统研究方法在《总目》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新世纪的《总目》研究有无新的建树？要回答这些问题，这就需要对本世纪以来《总目》研究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以获得前瞻性研究视野。

二、传统方法与现代研究共进，成果尚属丰硕

文中所涉著作来自于各出版社的书目信息，论文则据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编辑的《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中国知网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的《报刊资料索引》进行统计。由于本文只以《总目》为研究对象，故有关《四库全书》研究成果中小部分涉及《总目》研究的论著（文）未作统计，但所涉文献足以显示《总目》研究的发展概况。据笔者统计，2000年以来，共有26部《总目》（或关涉《总目》）研究著作②，较上世纪90年代的3部③，可以说是有了巨大的飞跃。以这些著作为参照，可对世纪之初的《总目》研究情况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在研究方法上，《总目》研究承继了传统的乾嘉朴学之研究法。从“四库学史”和“总目学史”来看，乾嘉时期开启了“四库学”研究的先声，有关《四库全书》禁书研究、版本研究的成果开始出现。乾嘉考据之法在“四库学”领域中得到应用，并逐渐占据重要地位。民国之际，学者沿用乾嘉朴学之法研究《四库全书》及《总目》，产生了《四库全书考异》、《四库提要辨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典范性著作。1949年至今，乾嘉学术方法依然活跃在学界中。进入2000年，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两书是考据类著作的代表。杨著共考得《总目》之误680余条，与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相互补充。李著是在原书基础上修订而成，其中订正《总目》之误450条，《四库未收书目提要》8条，共计458条。由于李氏专攻宋史，所以对宋人著述多有精彩的辨证。受学界地方性文献研究热的影响，近年来地域文学研究出现了诸多有益之作。就乾嘉朴学研究方法而言，朱维干纂辑、李瑞良增辑的《〈四库全书〉闽人著作提要》和汪泰荣编校的《〈四库全书总目〉吉安人著述提要》具有代表性。

新材料的发现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总目》的关键。“四库学”资料浩繁，原始资料自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陆续发现、影印、整理，如《于文襄（敏中）手札》，王重民所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2000年《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影印出版开启了整理有关《总目》原始资料的新局面。2005年由吴格整理的《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排印本面世，此本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2006年吴格、乐怡标校的《四库提要分纂稿》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全书收有翁方纲分纂稿982篇，姚鼐分纂稿89篇，邵晋涵分纂稿37篇，陈昌图分纂稿12篇，余集分纂稿7篇，邹奕孝分纂稿1篇，郑际唐分纂稿1篇，程晋芳分纂稿1篇，庄通敏分纂稿1篇以及佚名分纂稿6篇，此书极大地丰富了《总目》研究资料库。2006年张升编的《〈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收集了《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江苏采辑遗书目录》和四库馆臣撰写的《四库全书》提要稿，亦是《总目》研究原始资料文献的汇集。同年，《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所编《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一书，是集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使用价值为一体的重要著作。此书所辑文津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与通行之《总目》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有很大差异，这对研究《四库全书》的编纂，《总目》的成书以及清代学术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备受关注的《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一书，2011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这部经纪晓岚用墨笔亲自删定的《总目》残存稿本，保留了四库馆臣缮写提要原貌和纪晓岚笔削提要痕迹，为“总目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原始文献。

世纪初在进行原始文献整理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整理当下已取得的研究成果。2000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韩金国等主编的《薪与火的传承――纪晓岚与〈四库全书〉研究》就开启了研究成果汇辑的新思路。2005年和2006年，甘肃省图书馆对“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组织的两次大规模的《四库全书》研讨会成果进行了汇编，成《四库全书研究文集》两册。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孙彦、王姿怡、李晓明纂辑的《四库全书研究》一书，收录了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总目》研究论文，此举可说是有功于学界。2012年，陈垣著、陈智超编《陈垣四库学论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举与孙彦等纂辑《四库全书研究》有“同工”之妙。值得着重指出的是，魏小虎的《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一书，将《总目》的成果进行了汇总，研究者可按图索骥查找文献，减去不少翻检之累。 《总目》研究领域广阔，新世纪以来，心理、思想、文化、学术史、出版史等方面，学界皆有论著。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200年）一书将《总目》置于清代社会文化的整体中来进行探讨和研究，还原出18世纪《总目》编纂的“文化群体心理”。张传峰《〈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2007年）从学术思想角度对《总目》进行了剖析。陈晓华《“四库总目学”史研究》（2008年）则是放眼于整个《总目》研究的历史，对学术史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其另一部著作《〈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2009年）则从社会与人的角度对清代知识分子与《总目》之关系进行了探究，既有文化史视角，又有学术史视角。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2004年）从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考据学等方面对《总目》的学术方法进行了深入考究。李常庆《〈四库全书〉出版研究》（2008年）涉及《总目》编纂的多个问题。

方法的更新往往有助于学术的进步。将考据学与思想研究结合起来是《总目》研究方法的新突破，这方面成果有几部力作，如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的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以及刘玉B的《四库唐人文集研究》。司马之作，既有传统的实证性研究，又有在此基础上的新思想、新见解的提出，其研究法并非新颖，但在《总目》研究史上却是有创新意义的。一方面大量征引文献，用事实说话，将各家《四库提要稿》与《总目》的异同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分析文字异同背后隐藏的史实，研究馆臣以及乾隆对《总目》学术思想、价值的不同影响。张氏所著《四库提要叙讲疏》以“讲”、“疏”相结合的方式对《总目》中的“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疏”是传统文献研究的重要方法，“讲”建立在“疏”的基础上，必定会有新思想的阐发。刘著是其博士后科研报告，对《总目》著录的唐人文集进行了思想上的研究，其中不乏扎实的文献考据之功。

在论文方面，2000-2012年共计发表《总目》研究论文455篇（见表1），平均每年35篇。而1990―1999年，《总目》研究论文共有82篇[3]，平均每年只有8篇。从数量上看，21世纪初《总目》研究成果明显上升。自2001至2005年的五年中，论文数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2006至2012年，论文数量维持在40～50篇左右。然而，论文数量的增长，并不能作为《总目》研究发展繁荣的标志，这需要辩证地来看。在论文选题上，多以实证性研究为主，旁及目录、版本、文体、思想、文化、学术等多个领域。但这些领域尚属开拓阶段，尤以思想、文化、学术理论研究最为粗浅。论文内容上，关于《总目》原始资料的利用率较低，所论所断仅限于一隅。研究方法上，乾嘉之法运用较为娴熟，但其它学术研究方法尚未利用或利用较少。因而，《总目》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文本价值和学术价值尚待进一步开发；涉及《总目》的浩如烟海的原始材料与《总目》研究亦不可分割，这更是研究的重要领域。

三、分散性、自发性、偶然性限制《总目》研究之深化

《总目》研究是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总目》的研究成果有整体的把握和精准的判断。从周积明所划分的三个阶段来看[4]，这三段总体成果尚属薄弱，《总目》研究尚不充分。高远、汪受宽在《近三十年来〈四库全书〉研究现状与思考》中对1980―2006年间中国大陆公开发表的有关《四库全书》的研究文献进行全面统计后认为：“以上所列发表论文的数量虽比较多，但是还不能直接说明《四库全书》研究目前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总结与思考”部分，得出这样的结论：“《四库全书》研究还未真正形成一门专学。”[5]

进入21世纪，《总目》研究又经历十余年之历程，这期间，其研究可以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著述到论文，数量的增加体现出《总目》研究的自觉。不可否认，部分著作和论文质量很高，研究角度、力度、方法，也都有所创新，但是《总目》研究依然没有形成一门专学，其研究具有分散性、自发性和偶然性的特点。现以2000年至2012年既有的研究论文为统计对象，从论文作者、数量、质量进行分析（见表2），对《总目》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再作说明。

13年中，涉足《总目》的研究者不在少数，但对455篇发文作者进行统计发现，主要研究者相对缺乏。据上表可知，《总目》主要研究者发文共88篇，占《总目》研究论文总量的19.3%。这个比例说明，80%多的《总目》研究者在13年的时间里发文少于3篇。“客串作者”[5]在《总目》研究中依然存在，而且为数不少。《总目》研究依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研究队伍。就杜泽逊、司马朝军、李裕民、崔富章等主要研究者而言，他们的《总目》研究也多是承袭乾嘉考据之学，在实证性研究方面用力甚多，其它方面或尚付阙如。在发文级别上，《总目》研究论文很少出现在社会科学类重量级别的刊物上，如《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等几乎不刊载有关《总目》研究论文。

据发文总量及表格可以推断，以《总目》为研究方向的学者还在少数，“总目学”研究只是他们学术研究的一个方向或分支。老一辈学人余嘉锡、胡玉缙之后，以毕生之力从事《总目》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当下，出现了一部分青年学者，他们中或以《四库全书》为研究对象，或以《总目》为研究对象，或两者兼顾。总体成果不少，但具有影响力者尚不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深入研究需要时间，而部分著作仅用了一两年，在没有足够时间保障下的学术研究，其学术成果是要大打折扣的；其二，实证性研究，缺少研究的环境和可能性，如果要见一部书的版本，现在不费一般周折，是难能成事的；其三，旧材料的重复利用，研究结果的重复引用，没有从新的视角进行研究，对于材料的彼此联系和相互印证，关注不多；其四，随着《总目》研究的深入，一些秘而不宣的材料不断被发现和利用，但是研究者对新材料的挖掘力度不够；其五，《总目》的编纂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诸多方面，而当下研究却很少涉及。以上五个方面，阻碍了《总目》研究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总目》研究的不深入，并没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就是并不存在难解的技术性的问题，学者要做的是花时间和功能做出精品来。 值得注意的是，世纪之初以《总目》为选题对象的硕博士论文呈现出增长的趋势，据统计约有26篇，占整个“四库”硕博士选题（62篇）的42%，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总目》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有赖于后起之秀，而青年学者在这方面有足够大的潜力。从硕博士论文的选题来看，主要分内部研究、外部研究和整体研究三个方面。内部研究涉及《总目》的经、史、子、集四部的考证及思想分析，如郭合芹《〈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研究》、刘敬《〈四库全书总目〉七子派批评研究》、柳燕《〈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研究》等；外部研究则主要是从目录、版本入手，探析《总目》成书情况，如成雪《〈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分类研究》、陈平《〈四库全书总目〉善本观研究》等；整体研究则是从宏观角度总体评判《总目》学术价值或着眼归纳总结《总目》研究历史，如赵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研究》、陈晓华《“四库总目学”史研究》等。就硕博士论文来看，《总目》研究亦尚待深化。部分选题过大，囿于论文撰写要求不能展开；有些题目较为新颖，但由于对史料挖掘不够，思想阐述不清，学术价值依然有限。要之，有关《总目》的研究仍任重而道远。

四、广阔之发展空间必将成就繁荣之走向

《总目》的价值和意义已毋庸详论。总结《总目》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如何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研究，充分挖掘《总目》的价值。早在1997年，周积明就发表了《〈四库全书总目〉文化价值评估》一文，载于台湾《中国书目季刊》。该文从文化价值角度对《总目》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关于《总目》在目录学史上的贡献，对文学史及思想史的影响，在保存史料方面的成就与缺憾都有专文论述。就这些角度而言，它们涉及了《总目》的宏观研究，然而囿于单篇论文的诸多要求，研究者们并没有将《总目》所蕴藏的所有价值挖掘出来。而且《总目》的文化史、史学史、目录学史贡献，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需要不断研讨、不断深化、反复论证，最终才能给《总目》一个“盖棺定论式”的评价。即便如此，《总目》研究依然不会止步，新思想、新观点、新视角的介入，必定会对《总目》的探究产生新的影响。《总目》的研究空间很大，从发展方向来看，《总目》的基础性研究恐怕还是当务之急，其它方面诸如思想研究、文化阐释、成果汇考以及对《总目》研究的再研究也会不断凸显出来。

考《总目》之误，证《总目》之失。用乾嘉朴学之法，继续实证性研究，这是《总目》研究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从胡玉缙、余嘉锡到李裕民、崔富章、杨武泉，已有很多学者进行集中性研究。但《总目》卷帙浩繁，以一人之力穷其一生，也未必尽能辨证其误。一方面，这就需要众多擅长考据之学者，集中精力，进行多方面辩难；另一方面则要将《总目》细化，从经、史、子、集四部入手，发挥特长，各显其能。《总目》各部皆有缺失，但分布很不均匀，史部和集部问题较多。以明人别集为例，《总目》在著录版本的时候就存在诸多阙误：其一，因视野局限，未详细调查版本存佚情况，《总目》著录的明人别集版本多非善本。方孝孺《逊志斋集》，《总目》著录的是内府所藏二十四卷本。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均有明成化十六年郭绅所刻三十卷本藏本。其二，借口“未见”，不加考证，致使存世文献湮没无闻。《总目》中《金文靖集》提要说“……《千顷堂书目》载《幼孜集》十卷，又《外集》一卷，又《北征集》一卷。今《外集》未见”[6]，按，《金文靖公集》十卷《外集》一卷有明成化金昭伯刻弘治六年卢渊重修本，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图书馆等皆有藏本。诸如此种疏误，《总目》中还有很多，需要不断找出问题，澄清事实。

发现整理原始文献，夯实《总目》研究基础。原始文献的整理有助于《总目》的进一步研究，尤其是记载《总目》纂修的第一手资料，更应该引起重视。《于文襄手札》是较早发现的研究《总目》及《四库全书》的重要史料，然而此手札用行草书写，极难辨认，徐庆丰《〈于文襄手札〉考释》一文对其有初步整理，但错误较多。当下研究《总目》的学者征引《于文襄手札》亦因无法识别草书字符而误，使得极有意义的学术著作有白璧微瑕之憾（见拙文《〈于文襄手札〉考释掇误――兼述学术著作征引之误》所论）。对于敏中手札进行系统整理，必定有功于学界。日记的整理和利用也很重要，王际华即著有《王文庄日记》，其中有不少关于《总目》及《四库全书》纂修的史实，然此书尚无整理本行世。司马朝军先生在《〈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一书的后记中提及其将进行《〈四库全书〉分纂官提要稿校注》的课题，这也是《总目》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方面。已经由吴格先生整理的《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甚便于学界查阅，这是《总目》文献整理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要进行《总目》的深化研究，其基础性工作不容忽视，否则楼筑再高，地基不稳，难免有坍塌的危险。

首先，扩大学术视野，多角度、多意义阐发。学术的生命在于“形态”和“时态”之不断变化，学术的进步在于脱离旧思想的束缚，以新思想的重塑进行学术整合。“如何突破历史限制、地理限制、性类限制、形式限制，以适应无穷无尽的新知识”[7]，这都是《总目》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总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是集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为一体的集大成之作。对于这样一部著作，两百年来，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考辨、补正、研究等文献性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不得不看到，只有少数学人在关注《总目》其它方面的价值。文化史上，《总目》是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对清代之前两千年的文化进行了批判和继承，对后世应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诸多启发。当下，这方面的研究尚付阙如，但陈晓华在《〈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五章中在思想文化史方面有所关注，然而限于论题所述，并未关涉《总目》的文化价值。思想史上，《总目》体现的是封建制度达到顶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所产生或具有的思想。这方面的研究也是空白。《总目》中所体现出的帝王（乾隆）以及四库馆臣对待学术及文化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对汉、唐、宋、元、明各代思想有不同的评价，这些评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辨证和梳理。学术史上，张传峰有《〈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一书，是第一部关注《总目》学术史的论著，其对《总目》与唐宋诗学批评以及《总目》的汉学官、宋学官有较好的探讨。另外，《总目》自身对学术史的关照和论断，也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方面，此角度的研究有很大难度，需要对中国文学思想史有深厚的造诣方能成事。随着对《总目》研究的深入，以上三个方面会成为新的学术思考点。 其次，切入相关学科，深度挖掘研究。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术视角的切入，能够扩大《总目》的研究范围。《总目》是在清初这一特殊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编纂的，必定带有那个时代的社会特点，探求其背后价值对于进一步研究《总目》有重要意义。如乾隆谕旨中所体现的明代文学观如何？上谕档中的明代文学观念又是怎样的？以此推论，官学引导下的《总目》思想走向哪里？这些都会涉及文化学、社会学的一些知识。另一方面，《总目》的编纂是集当时顶尖学者的智慧为一体的，这样一部巨著从开始到完成，四库馆臣的心理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心理状态是否一样？在实事求是的朴学探究之余，有无夸耀和卖弄的成分？中国文化的“种族心理”对《总目》纂修者“群体心理”的影响又当如何？这些问题，又是心理学应该解决的。周积明教授在《“四库学”：历史与思考》一文中指出，其所著《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一书就是基于一种文化理解，即“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在内的中国古典目录，其本质是人类的文化实践活动，其间无一例外地积淀和凝聚着主体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情感趋向、理想愿望以及知识、才能等文化品性，蕴含着活生生的灵魂”[8]。当下各种《四库全书》研究中心相继成立，对于这些中心的作用不容忽视，更要不断壮大他们的力量，这样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等跨学科问题。因为“四库学”、“总目学”是庞大的学术工程，选题的策划和合作研究也是必要的。

再次，研究的再研究，批评的再批评。《总目》研究成果需要不断审视和评价，这样不仅有利于《总目》研究的深化，更可以总结经验、精粹学术。这里我们以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一书为例，简作说明。此书1958年出版，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再版多次。它是余嘉锡先生“一生精力所萃”，时至今日依然是我们研究《总目》所必须参考的一部书，其价值已得到学界肯定。事实求是地说，以一人之力完成对《总目》的考证，会出现一些盲点或是当时无法解决而现在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就需要不断地进行清理，以推进学术的发展。李裕民的《〈四库提要〉（经史之部）订误》以及安学勇的硕士论文《〈四库提要辨证〉研究》，都是对《总目》批评的再研究，在学术发展过程中，这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总目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挖掘以往《总目》研究的学术成果，用以丰富文献学、学术史的内容，推进这些学科的发展”[9]，《总目》犹如高耸的大厦，学者们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不断为其添砖加瓦。在此基础上，更需要正确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判断，所得成果要接受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当然，以合理的评价机制对学术成果进行审视，总结经验，以典型引路，才能更好地追求新的未知。

注释：

①见李杰的《90年代〈四库全书总目〉研究论文综述》（刊载于《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另，康尔琴的《建国以来〈四库全书〉研究论文概述》（刊载于《图书馆学刊》2002年第6期）；汪受宽、刘凤强的《〈四库全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刊载于《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1期）；高远、汪受宽的《近三十年来〈四库全书〉研究现状与思考》（刊载于《图书与情报》2008年第3期）等三篇论文亦有部分内容涉及《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状况。

②自2000年韩金国等主编的《薪与火的传承――纪晓岚与〈四库全书〉研究》一书开始，截止2012年，共有包括杨武泉的《〈四库全书总目〉辨误》、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以及魏小虎的《四库全书总目汇订》等26种著作。其中6部著作部分内容关涉《总目》，亦列于内：《薪与火的传承――纪晓岚与〈四库全书〉研究》一书正文主要是《总目》研究论文的汇编；《四库全书研究文集》下编是《总目》研究论文的汇编；《四库全书研究文集――2005年四库全书研讨会文选》第一编是关于《总目》研究论文的辑录；《〈四库全书〉出版研究》第二章专论“《总目》的编纂”；《〈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第四章部分内容涉及《总目》研究；《四库全书研究》是民国时期《四库》研究论文汇编，下册辑有“总目提要”论文10余篇。

③这三部著作分别是李裕民的《〈四库提要〉订误》（1990年），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补正》（1990年），周积明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1991年）。

[参考文献]

[1]王 昶.湖海诗传[M]∥续修四库全书：第16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

[2]梁章钜，朱智.枢垣记略[M].何英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3.

[3]李 杰.90年代《四库全书总目》研究论文综述[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1

（3）：33-37.

[4]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267-277.

[5]高 远，汪受宽.近三十年来《四库全书》研究现状与思考[J].图书与情报，2008

（3）：119-125.

[6]纪 昀.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484.

[7]杨家骆.四库全书学典[M].上海：世界书局，1946：127.

[8]周积明.“四库学”：历史与思考[J].清史研究，2000

（3）：50-62.

[9]陈晓华.“四库全书总目学”构想：《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新论[J].图书情报工作，2003

（11）：1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