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价值观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三题

摘要：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内容的系统性、深层次命题。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面临诸多现实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努力，其中，反思和借鉴传统价值观优秀成份很有必要，其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良农村政治组织和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推进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传统价值观;借鉴;“乡村自治”;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2-0075-03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我国传统价值观在当前农村治理中的作用发挥研究――以秦东地区农村为例”（12Q011）;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传统价值观在秦东地区农村治理中的作用发挥”（14JZ011）。作者简介：钱海婷（1972-），女， 江苏启东人，经济学硕士，西安财经学院人事处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经济管理。 当代中国仍处于由传统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业和农村建设问题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基础性、根本性问题。从社会演进的宏观方面说，目前我国进入到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为这一阶段的特点，在这一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再一次提起，并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要求。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性、深层次的命题：“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一个村镇建设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村民发展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建设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交通、人民生活、社会治安和社会保障等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有机统一体，是社会综合发展程度的标志。”[1]1在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方位建设中，核心和基础是经济建设，农村政治组织建设是关键，而最深层的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变和重构。由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形态等所决定的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贯穿和渗透在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对其发生着影响、指导的反作用。因此，在由传统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历史所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对当代农村建设是否还具有、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现实意义和作用，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我国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建设，新农村建设目标中，“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以及环境的改善都围绕着农村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和基础。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中亟需重视的问题，其一是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建立健康的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是紧扣中国宏观经济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特点，在城镇化大趋势下，如何更好地推进和完成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实现从农业向工商业社会形态的转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借鉴发挥传统价值观优秀成份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处理生产和环境的关系中，有许多宝贵的价值观念值得继承和汲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作为中国传统主导思想的“天人合一”观念，以及在这一观念下开展和推进的社会生产生活。

“天人合一”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最高观念，其理论内容较为复杂。如果剥去其中较为浓厚的道德色彩，“天”的基础性含义为“自然界”，“天人合一”是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原则。在这种原则主导下，中国古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人类的伙伴和朋友，人类应善待自然。 “天人合一”既主张“人与天地参”的主体性，又对“巍巍乎大哉”的自然界怀有赞美敬畏之情，强调人在开发和利用自然时，要遵循自然规律和“顺天”，既发展生产，又保护生存环境和物质资源，体现出人类对与自然的责任意识，以及人与自然的亲和爱敬情感。

这种思想价值取向，对现代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传统“天人合一”观念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其中的主客二分和对人类主体性的发展强调不够，较为重视人伦道德方面，相对忽视对自然的认识，但其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关联共生的角度昭示人类之生存与发展必须避免对自然的过度开发，恣意掠夺，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农业生产将失去可持续性 ，使人类陷入困境。[2]当代农业发展中，应充分借鉴这一类传统的观念智慧。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减少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目前我国提出了建立发展循环农业的主张。国家在“十一五”建设规划纲要中指出，由于我国的资源和环境状况，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相应地，农业生产中，需要大力发展农村循环生态经济，建立起“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国家的农业发展规划已将大力发展农村生态循环经济，建立健康的农业发展模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作为当前和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导向。

发展农业生产，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节地、节肥、节药、节种、节能和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为重点，建设节约型农业，促进我国农业尽快走上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道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目标。[1]65-69农村经济的合理、快速、可持续发展，必将为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和文化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工商业时代，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新的特点和要求。在城镇化的大趋势下，农村社会结构变动，许多重要的传统价值观念也受到冲击，接受淬炼，如中国当代社会出现的所谓 “诚信”危机等。

应当经过整合和重构，完成传统观念与工商业价值观对接，使传统价值观念在工商业文明时代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传统文明中，诚信观念是基础性的价值观念，贯穿于社会伦理体系的方方面面：就个人修养而论，君子要“主忠信”，以忠信为道德为主来要求自己，古代圣贤每日“三省吾身”，其中二者皆关乎诚信：“为人谋而不忠乎？朋友交而不信乎？”，诚信作为道德准则，通贯家庭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家庭教育子弟“谨而信，泛爱众”;朋友之间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国家的治理者、统治者，要“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一个人如果不讲诚信，就如同车子失去最关键的部件无法行走一样，丧失了做人的最基本条件：“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r，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3]3-21可见诚信贯穿于传统社会伦理价值的方方面面，是处理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共事关系等的重要道德规条，在传统价值观中具有根本性、全面性的意义。

有人认为诚信是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道德，与稳定的宗法制社会架构和相对固定的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相对应。工商业高度发展的时代，随着宗法制社会结构崩解，从事工商业活动推动人群迁徙，人们不再被固定于一定的地域和社会结构中，诚信似乎失去了它本有的重要性和约束力。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经济的繁荣，一方面是农业生产率提高，使得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被解放出来，逐渐加入城镇化的大军;另一方面农村经济模式打破单一性，变得多样、多元化，并使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商业活动更紧密直接地结合起来，中国的农村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再加上某些短视性的求利目的推动，诚信缺失成为突出的社会性问题。但实际上，诚信在工商业社会也被高度重视，并被视为契约精神的基础。

工商业诚信观念使个体和社会发展成本降低，是经过理性衡量之后的个体的和社会的选择。当工商业文明真正发达，诚信观念将经过淬炼再次被确立，对个体而言意味着责任感的确立，并成为外在的处理与他人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准则。中国在转型时期，传统价值观如诚信受到的挑战，深层的原因是东西方文化侧重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侧重从群体的角度出发，注意调适各种社会关系，强调诚信在处理好社会关系中的必要性;西方重视个体，强调个体的权利和责任承担，从个人责任感的确立和承担导出诚信精神。就整个人类文明而论，诚信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工商文明社会，就如老子所描述的“仁者乐仁，智者利仁”，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形态中，都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这就亟需我们在转型的大时代，推动传统的诚信文明和工商业诚信文明对接，建构起新型的诚信文明基础。对于这一传统观念的整合和重构，有助于更好地推进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建设更具开放性的文明和谐的新农村。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与传统中国的“乡村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基础上，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村民自治机制的建立和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从理论上来看，村民自治所推进的是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整和重构，是重建中国社会组织系统的一种路向探索，力图实现国家、政府与广大农村社会的良性交流和互动，祛除在历史上政府过多过干预农村社会造成的弊端，增强农村社会的自主性，培养农民民主与法制意识、权利与义务观念、市场契约观念，促进农村社会整体的现代化。从实践而论，村民自治立足于中国国情，最根本的是这种自治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自治的主体是普通村民，村民自治具有整个国家法律制度和乡村社会民主机制的保障。中国农村的民众不乏自治意愿，但在新时期开展的乡村自治，也遇到了如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矛盾，经费问题、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农民的民主意识与素质不足等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解决。

笔者认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和实践探索中，探讨和扬弃中国古代农村政治生活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乡村自治”模式，能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我国在封建时代就有特征鲜明的“乡村自治”模式。不同于当代的是，封建时代的乡村自治是建立在儒家礼俗制度规约和国家权力有限性的基础上。在封建时代，国家与政府的权力无法深入广大农村社会，农村以“乡村自治”维持社会稳定，组织生产和文化活动。

从封建统治者层面而论，国家将对基层社会的管理权力放托民间，并尽量减少对民间事务的介入，不干扰村庄秩序，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价值取向，以及儒家仁政的理想治理模式和愿景。乡村社会各种关系的调适，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的化解，所依靠的是儒家道德伦理，以及在长期的乡村社会组构存在中形成的乡约礼俗。同时国家又保有必要时对乡村社会的介入法权，与乡约自治形成了一种“礼法兼治”的分工和并列运作模式，这一并行模式既节约了国家的政治管控成本，又形成了乡村社会与国家政府的双向互动、合作和互相依靠，较好地调适了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 代表政治性、公共性的“国家”，与私人性、经济性的“社会”关系的处理，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由于我国自身的国情特点，在国家和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之间注意消除对立和紧张，形成良性的互动和交流，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推进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从历史发展而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村民自治已经实现了对封建时代的乡村自治的历史性超越”，[4]土地公有化，自治主体不再是少数乡绅，而是广大普通村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的非农化、城市化趋势使得关于农村自治的思考也必须不断向前延伸。现代中国社会的农村自治在一定意义上可被看成传统农村向现代城市转变的一种“过渡”，村民自治有助于提升村民的主体性、参与性，提高自身素质，增长与国家和政府沟通交流的意识和能力，以更快地促成由农民向市民，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的的身份、意识、社会结构等的全面转变。

由此，传统的乡村自治除了带给我们组织架构性的借鉴之外，其自治效能达成的基础性维护动因――传统伦理道德、礼制规约的内容和教化方式，以及其与国家法律共同构成的“礼法并重”的统理模式，应当为我们所重视和借鉴。 传统的家族宗法社会的伦理规约和道德教化，在内容和方式方法上共同构成对农村社会的维护。当前，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容随着时代变革发生了相应的改变，需要我们更有意识地在传统价值观基础上，形成和提倡适应时代和社会环境变革、为当代民众内心所认同的新的价值观，并外化为民众愿意遵守伦理道德规范。如对传统“孝”道思想的新解释、新拓展，可以看出这种推进和努力。

在抽取掉传统价值观念的宗法礼教的内容、赋予时代新内容同时，道德教化的强调，方式方法的运用和改造，也应该被给予更多关注和重视，如古代所谓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礼乐”教化系统，除德育外，包含有很浓厚的美育内容和方法;其教育内容与形式交融，教化顺序根植于对个体情感的兴发引导、社会关系的良好处理、理性与情感的成熟和谐这一“人的社会化”过程的深刻体察。对此深入研究和借鉴，可以更好地与国家的现代法制相结合，探索处理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中国特色之路。

三、伦理文化重建与新农村文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使国家真正获得独立，通过实现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变了农村的经济基础，并在改革开放后进行了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探索，农村基础性的生活、生存问题已经解决，文化建设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这实际上也是新时期国家整体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目标。 当代中国农村正处于向城市化过渡的阶段，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大潮不断的冲击已经改变了农村较为封闭的社会生活状态和农民的保守心态，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从生活方式到精神面貌都出现全新的特征。但在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管控下，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具有当代特征的新问题，如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的大量流失，造成了一定的农业生产困难;出现了中国特有的农村家庭伦理缺位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现象，“老无所养”“幼无所依”、文化生态恶化等问题在一些地区比较突出，这会对社会当前的稳定和谐以及未来的发展带来深重隐患。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乡土家园日渐失去、成熟的具有包容和接纳性的新的城市文化仍未发展起来时，这种断裂将会引发普遍的“无归属”感社会化心理。

为此，新的结合生态文明内涵的精神和文化家园亟需重新构建。 对农村文化生态的观察和忧虑不始于今天，在近代中国持续遭受西方军事与经济侵略，传统宗法社会开始崩解，传统伦理秩序、道德文化受到巨大冲击时，就有许多杰出人士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力图给出自己的救世之方。如近代著名实践儒者梁漱溟在其20世纪

二、三十年代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已主张从伦理文化入手改变中国农村。梁漱溟将建设一个“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新礼俗社会作为乡村建设的目标。他通过观察思考，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传统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特殊社会构造崩溃所引起的文化失调。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的认识可以说把握住了要害，中国传统社会正是在宗法家族的基础上架构起来，并形成其体系化的伦理道德规范的。

近代经济与军事的冲击使得传统社会发生崩解，也使得在传统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系统伦理道德规条受到挑战。但梁漱溟在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情况下，即着手开展伦理文化的先导性建设，并将中国近代诸多救国运动的失败归咎为没能从伦理人生的角度来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应该说，梁漱溟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合时宜”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历经十数年的努力后，也以失败告终。但即如陈独秀所言：伦理的觉悟，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伦理和文化问题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最终、最高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前进，总会有一天会要求它的应对和解决。[5] 近年来，我们在当代新农村建设中将文化建设作为建设的重点之一，在建设规划中有许多关于硬件设施建设的具体指标，如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实施农村电影放映的2123工程（即21世纪初，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积极发展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农村文化基层服务点，以及构建“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扶持农村业余文化队伍，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等。在文化建设的内容上，要求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科学宣传和教育，保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提倡健康娱乐;从应对禁约方面，反对封建迷信，反对聚众赌博、吸毒现象等。努力形成优良的村风民风等。

[1]143-146可以看出，在农村文化建设的举措和内容中，较为重视宣传和知识传播，但在一定程度却忽视了深层次的文化体认和熏陶。如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提倡形成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邻里友爱的村风民风，多数为“应该如何”的告知，但这些观念和行为形成的内在情感和理性逻辑是否健全，其附着生发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是否稳固？文化内涵是否得到深层次探究？如农村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否能够真正支撑男女平等的诉求？另外如中国传统伦理的“尊老”观念，除了感恩之情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智慧，行为的尊老源自于情感的爱老和敬老，在思想观念上认同和汲取老人的人生智慧和经验，从个人成长和家庭而言，可以帮助在生活实践中少走弯路，从社会而论， 有助于对传统的传承和保护。经济大潮裹挟和城乡“二元”制度造成的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现象，使得农村家庭中负有支撑性的一代人在对下一辈的教育和对上一辈的奉养中“伦理”缺位，对个体的成长，社会的安养和谐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作为国家最广大基础的农村社会，其家庭问题必将成为社会问题，家庭链条的缺失断裂，将可能导致儿童成长过程的缺乏安全感，在成人后缺少归属感和自治力，为社会恶性组织的衍生埋下伏笔。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传统价值观内在逻辑中伦理归位的强调，可谓把握住了个体成长、家庭生活中相互关系处理、社会责任意识形成和担负等的关键，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应当指出的是，传统价值观由于其产生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必然有其局限性，需要我们在具体情境中进行取舍扬弃。这些古老的思想智慧能否并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需要我们审慎思考、深入辨析，并通过实践加以检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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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

[4]金太军，王运生.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M]//国家与社会：构建怎样的公域秩序？商务印书馆，2010.

[5]徐福来，李雪.刍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困境[J].南昌大学学报，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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