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历史研究》中三种文明模式的内容和特点

摘 要：浅析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巨著《历史研究》中强调的人类文明三大模式，根据汤因比对希腊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的阐述，了解三种模式各自的内容和特点，找出三种文明模式的理论对研究世界历史、人类社会与文明结构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文化形态史观；希腊模式；中国模式；犹太模式

《历史研究》是一部历史哲学名著，作者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以文化形态史观贯穿全书，是“历史综合研究领域里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1]。此书“从分析外显于历史活动之表面和精神观念，转入考察深含于文明社会结构之底层的宗教信仰，力求深入反思文明形态生成演变的文化动因”[2]，强调了人文明的三大模式，即：希腊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笔者根据《历史研究》中对这三种模式的阐述，分析它们各自的内容和特点。

一、希腊模式

汤因比在一开始就说：“我的希腊模式在构成上不只包括希腊文明的内部史，还包括该文明与同代文明之间的关系，包括它与基督教的关系，最后还包括它通过基督教与后来的东正教、再后来的西方文明的关系。”[3]33这就点明了希腊模式主要由希腊文明自身的发展和它与宗教的关系这两大部分构成。

对于希腊文明自身的发展，汤因比认为：“我的希腊模式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构成分是由分裂到统一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连串破坏性更大的战争的产物，这些战争在政治统一实现之前已经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3]35汤因比认为，希腊模式让人们了解从区域性小邦到大一统帝国的情形。各自为政的城邦体制为人们创造力的焕发提供了条件，但国际冲突的加剧、攻伐不已的战争使之大伤元气。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虽然带来了和平和秩序，却扼杀了丰富多彩的创造性，从而为文明的衰亡埋下了祸根。由列国纷争到武力统一使社会受到了难以弥补的破坏，进而导致了文明的衰亡。古代希腊在世界古代史上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文明。从古希腊人民创造的由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结合成的爱琴文明，到希腊神话、文学、哲学、体育、建筑与雕刻、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无不令世人瞩目。尽管没有统一的国家体制，但希腊人却发挥了自由的创造力，形成了统一的希腊文明。在希腊文明趋于统一的同时，希腊的政治呈现分裂的局面。希腊人的创造力在混乱中被一点点地销蚀掉了，许多珍贵的知识在战火中被催毁，如阿基米德等伟大的科学家也在战争中丧身。公元前146年，整个希腊被罗马所征服，但希腊文明却没有被征服。虽然罗马人建立起空前庞大的帝国，但它的文明却是希腊文明的发展和延续。“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而频繁的武力冲突最终导致了希腊――罗马文明的彻底衰亡。

在汤因比所宣扬的文化形态史观中，宗教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宗教是文明生机的源泉，一旦失去对宗教的信仰，就会带来文明的崩溃和更替”，“各种文明形态，就是此种文明所固有的宗教的反映”[4]363。在他那里，所谓文化，实际上归结为某一文明社会的精神活动，即是以某种宗教信仰为依据的、并制约与支配整个社会生活的精神活动。在汤因比所描述的人类文明的三大模式中，宗教因素以具体的基督教、大乘佛教、犹太教的面貌不断出现，贯穿三大模式之中。汤因比认为：“第三个要素是在同一阶段中的希腊文明的宗教结构……基督教……西方文明和拜占庭文明是希腊化文明，但它们又与希腊文明本身有所不同，因为它们也是基督教化的，并且从一开始就基督教化了。”[3]34把基督教推上了极高的地位。罗马帝国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为内部无产者创立一种高级宗教――基督教提供了条件。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需要找到一种宗教麻醉人民。从公元1世纪到4世纪，基督教的思想体系逐渐地同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融合起来，至395年取得合法地位并被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狄奥多西一世宣布为国教，成为罗马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传播。

二、中国模式

汤因比把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相提并论。他认为：“中国历史具有漫长的跨度，它表现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理想不断变为现实，又不时被一些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所打断。这两种局面在时间长度上有很大差别，所以二者更替的节奏是没有任何定规的周期性循环。”[3]37中国模式向人们揭示了大一统国家在治乱交替的过程中日益巩固的情形。概括地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战乱时期，然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大一统国家建立。人们由于痛恨战乱，宁可舍弃一些创造机会，这样就使社会由分而合、由乱而治。中国历史发展形态的特征就是一分一合、一乱一治。这种治乱交替的历史形态与埃及、拜占庭、印度等地区的历史有相同之处，因此中国模式要比希腊模式更具有普遍意义。

的确，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统一中国至1912年清王朝的全面崩溃，再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经历着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轮回”。“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种治乱交替、统一与分裂交换的特点，概括出了自秦朝以来的中国模式的历史特征。而令中国人民感到十分骄傲的是，无论中国的内乱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包括统一国家已分裂得支离破碎的三国时代、东晋与十六国并立、五代十国时期，最终必然会有人挺身而出，重建大一统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丰富多彩的创造力并没有被分裂的小国或统一的帝国所扼杀，一直处于持续发展中。甚至近代中国被帝国主义国家宰割的局面也没能阻止中国人民的凝聚力，也没能扼杀中华文明，中国最终以统一的姿态屹立于东方。中国模式不因统一而导致文明衰亡的特性，是希腊模式所远远比不上的。

中国一直呈现大一统的局面，原因有很多。汤因比认为宗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大乘佛教即使在其权势鼎盛的时期，也未能将缔造中国哲学的道教或儒教成功地排挤出局……这种大一统的国家，治理国家的传统制度，知道使这个制度如何运转的文职人员，儒家思想熏陶下的贵族士绅作为文职人员长期的招募来源，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完整伟大的体制。这一体制的连续性即使是在中华文明的其他要素发生最严重断裂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3]36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是小乘佛教，后来逐渐被大乘佛教所取代。在中国，佛教一直在下层人民内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使人们忍受痛苦和剥削。道教影响着统治阶层，满足他们追求长生不老的愿望。儒教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处于精神领导的地位。佛教、道教、儒教就像是三根支柱，支撑住中国大一统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