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翻译中的文化设疑策略
摘 要：影视翻译绝不仅仅是两种文字之间的简单转换，更是文化传播的途径。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都在致力于提高自身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设疑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处理文化因素的方式。它不仅有利于原语和译语双方语言文化的发展，也可以促进文化态势的平衡乃至转变，是避免文化“失语”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化设疑”是对整个文本中的文化因素的综合考量，是量与度的合理权衡。在各种有利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它完全是可操作的。
关键词：影视翻译；文化设疑；文化态势；文化“失语”
一、文化设疑的含义
影视作品来源于地道的生活材料，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因此，异域影视作品的翻译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文字工作，而是沟通异域文化的桥梁。关于影视中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目前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主要有三种：归化、异化和杂合。如张春柏认为：“影视翻译必须以目的语观众为中心，适当照顾到他们的语言水平。这自然意味着影视翻译的方法是以意译为主的方法。”[1]50他更以例子说明，“凡是直译无法使观众立即听懂的词汇，通常采用意译，将其‘化掉’。”[1]51由此可见，张教授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以适应字幕翻译的特点。赵春梅则认为：“在翻译中，应本着‘存异求同’的原则，尽可能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特色，也就是保留其中特有的表达方式、比喻形象、典故等，绝对不可用带有鲜明的中国地理、历史等文化特点的内容将其归化。”[2]50当然，“影视翻译应该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把握好归化和异化的‘度’，既不能过于异化，让中国观众不知所云；也不能过于归化，造成原文语言和文化特色的丧失。”[2]51比较明显的是，赵教授比较赞同异化翻译策略，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还有学者提出“杂合论”，认为杂合可以模糊归化与异化、他者与自我之间的界限。“从翻译的最终产品来看，杂合可视作翻译的结果；从翻译的过程与策略来看，杂合也可当作翻译的手段。杂合是介于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的‘中间道路’，译者在杂合中能更好地彰显在文化构建中的自身价值，其主体性也可以在杂合中发挥应有的作用。”[3]87本文所谈论的“文化设疑”恰恰是要求译者发挥主体能动性，帮助构建新的文化体系，与“杂合”所倡导的精神不谋而合。那什么是文化设疑呢？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思维自惊奇和疑问开始。”换言之，要想激发大脑思维，就要参与者对新事物产生好奇与疑问之心。没有好奇与疑问，也就没有思考与收获。设疑，常作为教学策略出现在教学领域，其目的在于引人注意，启发思考，从而达到解决疑惑的目的。异域影视作品无疑承担着传播本民族文化的功能与使命，从这一层面看，文化传播过程就有点类似于教学过程：文化是教学的对象，字幕翻译者是教师，受众是接受者，本文借用设疑这一表述正是基于这个含义。如果字幕翻译者有促进文化交流的使命感，同时具备设疑的意识与技巧，那无疑会极大地提高文化交流的效率。简而言之，文化设疑就是指字幕翻译者在处理影视中的异域文化因素时，不惧采用陌生的文化表述，有意使受众产生疑问，引导受众积极思考，激起他们的探索欲望，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释疑，从而不仅能让受众在观看影视的瞬时无障碍地获得新鲜的文化感知，更能让他们获得后续的文化利益。说到底，文化设疑就是建立在文化高度自信基础上的文化直入。
例如，关于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这个片名，大家比较熟悉的译法是《飞越疯人院》，大部分人也很认同这种译法，觉得它更能准确地传达剧情，也省却了理解的麻烦。我国台湾地区的译者
就直接将其译为《飞越杜鹃窝》，这种译法可以被看作文化设疑的典范。它不仅完整地保存了“杜鹃窝”这一文化意象，更让观众从一开始就发生疑问，急迫地想进入影片寻找答案，这种寻求与思考贯穿始终，疑惑到最后终于得以解决，原来杜鹃窝指的是精神病院，从而顺带牵扯出这一意象背后的隐喻含义：杜鹃的习性令人费解又残忍，在英美文化中用来象征疯狂。《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360页标注如下：cuckoo：形容词，俚语：mad；foolish，意思是怪人的、疯疯癫癫的、傻子的。例如，You’re cuckoo（你是个怪人）。《新英汉词典》（增补本）第282页释：cuckoo（美俚）：疯疯癫癫的人；怪人。我国台湾地区的译法不仅使杜鹃窝的意象从此深入人心，而且人们借此探究到该意象产生的根源：在英美文化中，杜鹃的隐含义与附加义原来是疯狂，这就是后续的文化利益。实践证明，人们对文化现象的理解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不理解到接受。如果翻译仅仅停留在让观众了解影视剧的内容与情节这一层面，而让文化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属品，那这种翻译肯定是失败的。《飞越疯人院》这一译法的确省却了繁多的脑力劳动，看起来更地道，但很明显错失了文化传播的良机。何况，人类的通性本就是求新求异，愿意接受他文化中的新鲜文化因子，文化设疑正好投合了这种心理。
合理的文化设疑可以极大程度地促进文化的交融。影片的影响有多大，文化传播的速度就有多快，影视翻译者必须具备将异域文化以“原生态”的方式引进目的语的意识。
二、文化设疑的作用
文化设疑策略主要是从促进文化互通与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提出的翻译方法。其作用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文化设疑可以促进原语和译语双方语言文化的发展
郭建中认为：“译语文化不是通过翻译完全消化原语文化的特色，不是在其固有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来安排原语文化现象的位置，而是在其发展可能性中吸收原语文化，从而使自身更加丰富多彩。”[4]227世界上无论哪种语言，都需要通过与外界的交流而获得自身的发展与满足。“综观世界文明发展史，每一种持久生存的文化都不是自足封闭的，它总是处在与外来文化不断的交流、接触、融合的状态中，以学习、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差异性，丰富自己，提高自己。”[3]86“拒绝文化交流、拒绝向其他文化学习、拒绝人类共同的文化成果的文化体都很可能会因自外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而被时代所抛弃，从而走向灭亡。”[5]73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表述，如“打包”、“出柜”、“大姨妈来了”等其实都是吸收外族语言文化的结果。“打包”直接来源于美国的“dog-gie-bag culture”；“出柜”直译自“come out of the closet”，指男性（后来也指女性）暴露同志身份，或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或大家都不知道的同志进入同志圈子，或者和同性发生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承认自己的性取向不同。最后一个直译自“My aunt flow is visiting”，这是美国时尚女孩流行的口语表达，意为“我的经期来了”。相信中国人极少有不知道这几种表达的。另外，“yinyang”，“fengshui”、“Kung Fu”、“Taichi”等极具中国文化色彩的词汇也“堂而皇之地进入英语词典，跻身于英语文化”[6]60。试想一下，如果译者在首次译介这些文化术语时，惧怕运用新的文化表述，惧怕给受众创设疑问，那么，这些新鲜的表述可能到现在还不为异域文化所熟知，也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对方语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比如，张春柏曾在《影视翻译初探》中提到《浮华世家》中的这样一句台词：“Was Camille so lovely … even on her death bed？”张先生将它译为：“天山的仙女临终时……有这么美吗？”他指出，“专有名词Camille是大仲马的小说The Lady With the Camillias里的女主人公，是一位绝代佳人。”[1]51他认为，如果将它直译成汉语“卡弥儿”会让中国观众不知所云，因此将它意译为“天上的仙女”，“以期达到比较接近的效果”[1]51。但笔者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这样的翻译未必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完全可以在保留“卡弥儿”这个文化意象的基础上做到让中国观众理解其义，译为：“绝代佳人卡弥儿临终时……有这么美吗？”这样的翻译方式既尊重了原文，又没有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它不仅让中国观众知道了“卡弥儿”形象的存在，知道了她是“绝代佳人”的代名词，更大的意义在于，它至少为受众设置了以下三个疑问：卡弥儿是谁？她是什么样的绝代佳人？这个形象出自哪里？疑问与兴趣是文化发展的源动力，受众一旦有了这样的疑问，那释疑就会变成积极主动的自发性行为了。在这个过程中，原语文化得以传播，译语文化得以发展，两者得以相互交融。成功的文化设疑，就是这样既能让受众在观看影视的瞬时获得新鲜的文化感知，而接下来更能让他们获得后续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利益。
再如电影《蒙特卡罗》。二战中德国的一些要人聚集在法国南部的蒙特卡罗开会，英国军方得知消息后打算轰炸这座城市。英国的空军司令说：“This is something I have to consult Downing Street.”钱绍昌说：“我将这句话译成‘这事我得请示首相’，免得有些观众听不懂。”[7]其实，将该句译为“这事我得请求唐宁街”一点也不显得唐突，因为在剧情的前后提示下，谁都会明白唐宁街是代指英国首相府，正如白宫指代美国总统团队一样。
另一方面，汉语语言文化也可以通过影视翻译中的文化设疑策略逐渐进入英语语言文化。汉语影视中有大量典故、俗语和比喻，文化内涵也非常丰富，如果翻译者们能自觉地运用“文化设疑”的技巧，那它们就会更快地与异域语言文化交融，促进双方语言文化的发展。
比如电影《风声》中有句台词：“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剧中直译为：“Unfettered in the wild wastes， I mastered yin and yang， and knew the heavens.”“阴阳”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有特点的一部分，直译为“yin and yang”是值得提倡的。因为这种译法在以前的影视中也经常出现，已为很多英美人士所熟知；另外，该片的人物特点和剧情发展都为观众所掌握，在前后剧情及语言（尤其是紧跟其后的knew the heavens）的提示下，英美观众很容易理解并吸收该词。
再以《色戒》为例。王佳芝有这样两句台词：“不必那么客气，都是些芝麻小事”和“跟女人就只能聊些鸡毛蒜皮”。原译中，两者分别为：“Oh， please. Such trivial things”和“But with women you just make small talk”。“芝麻小事”与“鸡毛蒜皮”都是非常形象生动的比喻，在汉语语境中用得非常普遍。上面的翻译都是运用归化策略省去了生动的比喻意象，目的是让译语观众顺利地接受有效信息，跨越文化之间的障碍。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译法恰恰阻碍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制造了更大的理解障碍与文化损失。我们不妨将其译为“Such sesame things”和“But with women you just talk about things like the feather of chicken and the skin of garlic”，这样的译法生动形象，给译语观众以强烈的视听冲击，疑问就会随之产生：“芝麻事”是什么样的事？“鸡毛蒜皮”的事又是什么样的事？结合词语本身的形象与内涵和具体的电影情景，再加上电影人物的神态、表情、语调等各方面因素，弄懂这些问题根本不需要太多时间。有意识的“文化设疑”会让更多的文化元素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到异族语言和文化中去，这不仅有利于目的语语言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也有助于源语语言文化的推广与壮大。
“随着人类不同文化体之间联系的加强，各文化体之间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将会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在此过程中，一些源于某种文化的先进的文化因子会被所有文体接受，成为一种全球公认的文化因子。而且，由于人类交流越来越便捷，人类之间的文化互通、共享越来越会成为一种自然的事。”[5]72“文化设疑”无疑是对这种潮流的灵活适应。
（二）文化设疑可以促进文化态势的平衡与发展
所谓“文化态势”，是指“在信息传输中各种文化所处的地位”，或“文化之间表现出来的外在差异”[6]61，可以用“强势”和“弱势”来描述。“强势文化就是一种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支撑，处于世界文化发展前列的文化……反之，则是弱势文化。”[5]69文化的强势与弱势，并不是价值评判上的优劣，而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目前，世界各文化体力量对比的结果是，西方文化也即资本主义文化占据了世界文化格局最核心的位置，它是当今世界最强势的文化……具有左右世界文化战略格局基本结构的实力。”[5]69中国文化目前在国际文化流向中的“弱势地位还十分明显”，“中华五千年文明在国外大多得不到彰显”[6]61。在文化的传播与翻译中，“处于强势的欧美国家的语言、文化被看作是普遍性的东西，而其他处于弱势地位的语言和文化则被视为差异性的东西遭遇忽视或排斥。”[6]61 如何扭转文化态势的失衡局面，使暂时处于弱势地位的文明得以彰显与传播，并在国际上取得平等的“发声权”，是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深思的问题。现在，“很多小语种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媒体可以成为促进并加强本族语言和文化特性的有利工具。”[8]影视的作用不可小觑，它不仅是文化输出的重要手段，也是改善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传播该国文化和理念的最佳途径之一，所以，影视翻译者采取何种策略处理文化因素就显得格外重要。处理得好，可以更忠实地传达文化的声音，促进文化态势的平衡与发展，反之，则弱势文化逐渐失去其本身的特色与独到性并被强势文化同化。
在翻译实践中，抹杀中华文化特征的译例比比皆是，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Butterfly Lovers”；《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lirting Scholar”；《太极张三丰》译为“Twin Warriors”（其实Taichi早就成为英语的一部分）；《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 My Concubine”（永别了，我的小老婆）；《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en Years”（连中国最重要的“春节”都流失了）；《神雕侠侣》译为“Saviour of the Soul”（灵魂的救星）；《三国演义》译为“Romantic of Three Kingdoms”（三个王国的罗曼史）。这些片名的翻译，完全无视中国文化元素，“失语”状态相当严重。
再如电影《英雄》的翻译。美国《纽约时报》称其“经典得就像中国的《红楼梦》，也是我们美国奥斯卡的无冕之王”[9]。然而，剧中“七国连年混战，百姓受苦”被译为“The people have suffered years of warfare”，“七国”完全没有踪影。译文看似简洁，不会给英美观众带来任何疑问，却舍弃了自己的文化表达。以《英雄》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来看，译者完全不必顾虑设疑“七国”，而且剧中多次涉及“七国”的具体所指，如“秦国与赵国是其中之二”、“统一六国算什么，寡人要用秦国的铁骑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等。翻译时将“七国”省略，不仅导致“文化失语”，而且影响观众对剧情的理解。译者的这种行为，实在是文化低姿态的表现，也是对观众智商的低估。由于担心给对方造成理解上的障碍而完全放弃传输与表达自己的文化，那文化的弱势地位何时才能转变？
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力量在国际上不断提升，我们的文化弱势地位也有较大改观，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也应取得同步的进展，有意识地进行“文化设疑”无疑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手段。《卧虎藏龙》不失为这方面的典范。该片是华语电影进军国际市场的巅峰之作，大量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借由它们的成功进入国际视野。据统计，影片中关于“江湖”的表述，多达17次[10]，如“走江湖”、“退出江湖”、“江湖恩怨”等。这个词与中国武侠文化可谓骨肉相连，密不可分，它的翻译方式直接关乎“江湖”在国际文化中的命运。该剧多次将其译为“Jianghu”，如“江湖上也要有所联络。九门提督，才坐得稳”译为“Contacts with the Jianghu underworld can ensure your position”，对于首次接触该词的英美观众而言，它完全是一个陌生而新鲜的表述，心里产生疑惑再正常不过，但随着剧情的发展与该词的反复出现，疑惑必将变成理解与接受，这正是“文化设疑”策略的运作方式。
如何在世界的大舞台中建立并巩固中国文化的地位并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是电影翻译工作者任重道远的使命。处于弱势文化阵营的影视翻译者应发挥主体能动性，使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产生平等的互动，使翻译真正发挥权力建构的功能，从而加速文化态势的转变。正如孙会军所言，要使翻译“成为弱势文化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强势文化进行抑制与反击的有力武器”[11]41，它是“后殖民状况下回击强势文化的一个有效手段”[11]41 。
三、文化设疑的可行性
“文化设疑”会导致文化上的冲突，这是必然的，但是它会不会在理解上造成无法逾越的障碍？我们的回答是，因为文化的共通性和影视翻译的特殊性，观众自己对“疑点”主动进行“释疑”是完全可行的。
首先，不同文化之间不论有多大差异，共性是一定存在的。文化意象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具有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沟通。”[12]例如，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英语国家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种中西方典型的文化意象，很容易使异族观众在前后剧情的提示下，达到理解与共鸣状态。另外，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早已跨出国界，慢慢走向融合，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较之以前变得更为容易。
其次，影视翻译与传统的书面翻译不同，其字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同步出现的画面、伴随的音乐、自然声响、人物说话的语调等语言外信息（extra-linguistic message），为克服文化差异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13]39而且，影视剧还有上下剧情的提示与衔接，观众通过字幕信息与原剧信息在大脑中的相互作用，完全可能理解字幕中的“疑点表述”。李运兴在《字幕翻译的策略》一文中提出：“字幕翻译中对文化词语的处理应提倡直入模式，尽量少用或不用归化模式、融合模式和诠释模式。比如当屏幕上出现了二胡独奏的画面时，‘二胡独奏’就不必译为a solo of erhu fiddle或a solo of a two stringed fiddle-like musical instrument之类，译为erhu solo足矣。当图像信息也不能帮助有效传达有关文化内容时，可用诠释模式，但务必简单明了。字幕翻译中一般不存在绝对的文化阻断，因为即使文字信息被阻断了，视听信息也仍在发挥其功能，进行某种程度的补偿。”[13]39
再次，很多观众选择异族文化影视，都或多或少是因为对源语文化有一定的兴趣与了解。如《木兰》（Mulan）和《功夫熊猫》（Kung Fu Panda）能在全球风靡，除了宣传团队包括翻译团队的努力外，也是因为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兴趣。这两部剧作的成功使一系列相关的中国文化元素在全球范围内流行。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文化设疑”策略是完全可行的。比如，电影《风声》中有一句台词：“我对这事儿不感兴趣，要说二八杠，推牌九，那我是专家。”英译为：“Not in my area of interest， I specialize more in blackjack， mahjong that kind of thing.”“麻将”可以说是中国国粹级的娱乐形式了，直接译为mahjong，对于异族文化背景的人来说，无疑是个“疑点”，但由于译者将它与英美人士熟悉的blackjack并列，人们很容易就能明白它的类属意义。
再如，“今天在北美，《卧虎藏龙》已经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影片，它的英译名还是The Crouching Tiger and the Hidden Dragon”[6]62，由于该片的广泛传播与巨大影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逐渐认识到，“中国龙”完全不同于“西方龙”，它不是那个长着巨翼，嘴里喷火的怪物，而是生龙活虎的中国特征的代表。“这种观念会逐渐渗透到他们的文化中去。”[6]62又如《刮痧》，片名直接译为The Guasha Treatment，而且字幕翻译中也反复提到该词。所以，“在美国放映时，没有人叫它的英语名字，而是根据片名的读音直接称为Guasha，当地报纸都说这是一个新的词汇。”[6]60不论是“龙”还是“刮痧”，相信在刚进入异语文化之初，它们的确让不少英美人士产生过好奇与疑问，但这样的异质感与陌生感不但没有让它们消失在异国他乡，相反还在异域语言与文化中生根发芽并融入了主流文化，甚至还影响到他们的言语和行为。
随着文化态势的逐渐平衡，译者应建立起充分的文化自信，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文化设疑，引导受众积极思考并主动释疑，使弱势文化取得与强势文化平等的话语权。《天下无贼》中有这么一句台词：“可是我不想让我们的孩子替我们背黑锅。”“背黑锅”是汉语中使用率极高的表述，该比喻形象生动，极富表现力。剧中译为“pay for our sins”，完全符合英美人的使用习惯，毫无听觉视觉与理解上的冲击。关于此表述，莫言在法兰克福参加“感知中国”的论坛时，将现实中的高压锅与比喻中的黑锅同时提及，一实一虚，相当精彩。莫言给文化传播者们提供了模仿的范例，即我们一定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时刻将文化表达与推广视为已任，不放过任何一个表达文化特色的机会。该句“背黑锅”完全可直译为“carry the black wok for us”，这种陌生的表述可能会在短期内让人产生疑惑，但依赖剧情的前后连接与提示，它并不会造成完全不可逾越的障碍。而且，随着文化交流速度的加快与程度的加深，类似表述在多场合多渠道多次反复出现，势必快速传播开来，因为传播本身就是全方位综合性的行为。
当然，“文化设疑”也绝不能走入另一个极端，对于一些实在不可译的文化因素、无太大文化意义而又费解的因素、依赖剧情与技巧也无法释疑的文化因素，译者还是不能强硬设疑。总而言之，“文化设疑”是对整个文本中的文化因素的综合考量，是量与度的合理权衡，它要求译者自信而不盲目，强势但不固执。
综上所述，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只要人们观看异域文化影视，就已经在不知不觉地感受并参与跨文化交流活动了。翻译策略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译语语言文化的发展，关系到源语文化传播的效率与成败，关系到文化态势的平衡与变化。文化设疑，不仅是非常有效的策略，也是完全可以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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