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要多久(5篇)

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要多久篇三

从匠人到艺术家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生活空间

赵立行教授在上海美术馆的演讲

欧洲经历了漫长的神学统治后，出现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在艺术领域涌现出许多大师。他们的作品广泛流传，至今仍然充斥着现代人生活的各个空间。不但在画册里、在美术馆里、在博物馆里，人们时常可以看到它们，就是穿行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和这些大师的作品面对。但是，人们很少知道，艺术大师只是后人给他们的称号，人们很少了解这些艺术家具体的生活空间和艺术发展舞台，也很少了解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真实生活的信息。其实，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基本上都经历了从匠人到艺术家的历程，而这些经历又深刻地影响了他们艺术作品的风格。

工匠：艺术家的本色

匠人或者说工匠，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本色，这是他们生活的起点和艺术生涯的基础。

当时艺术家们学习绘画和制作雕塑的技巧，一般都要进入一个师傅的作坊里，这里不是什么学术中心，而是一个集制作、生产和销售工艺品于一体的小型工场。在这里，徒弟跟师傅学习的是手艺，而非艺术，而且师傅并不愿意徒弟过早成才，更愿意把后者看成廉价劳动力。大多数艺术家很早就进入作坊学徒，我们所知道的著名艺术家如乔托、马萨乔、波提彻利以及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都曾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学徒期间，徒弟样样事情都要做，不但为师傅调配颜料和为壁画打底，而且要为师傅烧饭、看小孩。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为数不多的艺徒经过艰苦的训练最终会成为师傅。

当时，绘画或者雕塑的作坊只是形形色色的作坊之一，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什么特殊地位。画匠、雕塑匠、鞋匠、皮革匠、理发匠，无论在收入还是社会地位方面都没有什么不同。艺术作坊并不以艺术为目的，完全是一个商业组织，赢利是其主要目标。所以这些作坊一般都位于城市繁华的商业大街上，靠近教堂或市场。作坊大门通常朝向街道，产品则摆在门外展览，供顾客选购，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房龙在谈到14、15世纪这些佛罗伦萨艺术大师的思想境界时说：“如果你们把他们当成超人，中午关门歇业，其余时间即在背诵但丁的十四行诗，或带他们的小孩去欣赏乔托大师可爱的钟楼，必大上其当。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怎样赚大钱，这点和现代的商人一样。他们做买卖，搞物物交换，讨价还价，这点又像现代意大利的古董贩子。”

所谓的艺术品一般都被看作是具有特定宗教、政治或日常生活用途的日用品。艺术品的整个制作过程，包括从颜料、画笔、画刷、画板的购置或大理石的开采、运输等准备工作到实际制作，都要由作坊负责，所以，大型壁画、建筑和

雕塑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人力和财力。这些利润虽高，但风险也很大，通常并不能提供稳定和有保障的收入。为此，作坊常常会制作一些低成本、见效快的产品，以弥补不时之需。由于艺术品的制作需要大量时间、人力和财力，绝非作坊师傅个人所能承担，因此，当时大型建筑、雕塑和湿壁画几乎都是作坊师傅与学徒、助手们分工合作、集体努力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师傅要负责监督和指挥，以保证作品的技术水准和统一风格，而学徒也能逐渐掌握师傅的技能和风格。这种作坊内部所有成员或作坊与作坊之间的合作，使艺术家可以分担风险，同时也反映了艺术家独创意识的缺乏和淡漠。

当时，艺术家进行创作基本上是基于委托和定制，这表现在当时的许多合同上。13世纪已在意大利大量出现的合同形式，也出现在艺术家和委托人之间。合同规定了一个艺术品所使用的材料、规格、质量、交货时间、支付的价格以及支付的形式，如果是一项历时长久的作品，还需要定期更新合同。按照合同的规定，艺术家常常被动地按照订购者的愿望去创作，自由创作的空间很小。如果最终完成的作品无法令订购者满意，后者有权拒绝支付酬金，这对依靠酬金生活的艺术家将是重大打击。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也是一位商人委托制作的。据瓦萨里记载，这幅画的委托人是佛罗伦萨的商人吉奥孔多，因此这幅画又被称为《吉奥孔多夫人像》。还有一些工作室的主人与其说是艺术家毋宁说是商人，他们经常接受委托，但仅仅是为了转交给一个合适的画师去完成。

由于艺术家们无非是作坊里的工匠，所以他们的收入并不高，生活并不富裕，文献中记载了很多艺术家的窘境。马萨乔就曾声称连学徒的工钱都付不出，他最后确实负债累累，在贫困中死去。瓦萨里也记载说，飞利普·利比穷得连一双长袜也买不起。保罗·乌切罗晚年自称一贫如洗，而且妻子还患病。在艺术家和手工艺人还没有什么区分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报酬并不是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仅仅是对于他们廉价劳动力的酬劳，与工匠和流浪艺人同样领取日薪或者周薪，一幅作品的价格往往是根据所用金粉或蓝色颜料的数量、描绘任务的多少、画幅的大小、花费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在支付酬金时，以实物支付报酬是18世纪以前酬金制度中不可或缺的方式。瓦萨里曾说：他为红衣主教作画，完成后红衣主教很喜欢，“于是赐我一套新装，使我从头到脚焕然一新”。这种物品交换大多显示了画家拮据的状况。为了生活，许多艺术家不得不长年在外奔波。达·芬奇曾给米兰大公写自荐信，说自己多才多艺，甚至能够一只手折断马蹄铁；米开琅基罗等也都离开家乡，奔波于佛罗伦萨和罗马之间。

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艺术家最正常的生活状态，从学徒到帮工，从帮工到师傅；他们从劳动中学习，从模仿中学习，最后变成和师傅一模一样的人。作坊生产的艺术品并没有什么特色，在这样的生活状态和这样的制度下，一个人至多能够成为一个一流的匠人，而不可能成为一名艺术家。那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开始有了摆脱匠人身份的机会，而走上成为艺术家的道路呢？

艺术庇护人的作用

艺术家能够从上述环境中脱颖而出，当然是靠个人的才能，但是如果没有出现一种环境，能够使他们摆脱这种小商小贩式的生活方式，这些才子也只能是一

个最好的工匠，而不能成为什么艺术家。文艺复兴时期大量强有力艺术庇护人的出现，为艺术家从匠人走向艺术家提供了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庇护人或者庇护机构。比较著名的是以教皇宫廷为代表的宗教机构和以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国王和贵族宫廷。教皇几乎和我们所知道的所有著名艺术家都发生过关系，或者说凡是著名的艺术家几乎都为教皇服务过。这些艺术家因为自己的才能而为教皇所赏识和雇佣，反过来，这些艺术家因为被教皇所雇用而使自己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无论是乔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是拉斐尔都曾经为教皇宫廷所重用。由于乔托依靠自己的绘画技巧而获得名声，并得到教皇的大力赞赏，于是，教皇让他到了罗马，在圣彼得大教堂作画。由于他非常勤奋地作画，教皇给了他很多钱。米开琅基罗在1503年20岁的时候，接受教皇朱理阿二世的征召到罗马设计教皇陵墓。尽管双方的合作并不是十分愉快，以至于后来教皇让他到西斯廷教堂画他并不擅长的天庭画，并因此而拖垮了身体，但是它的作品还是打动了教皇，后者给了他很多的礼物和钱财。达·芬奇在1513年到达了罗马，也受到了教皇宫廷的热情接纳，教皇给了他固定的薪俸。拉斐尔更是和教皇有不解之缘，教皇朱里阿二世和利奥十世都非常喜欢拉斐尔，他也因此接受了大量的委托，为教堂制作大型壁画。

除了教皇的宫廷之外，美第奇家族在这方面同样著名。著名的画家波提彻利很早就受到美第奇家族的赏识，后者向他订购了大量的画作。与强大的美第奇家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使这位画家获得政治上的保护，并享有有利的绘画条件。此外，也是通过这一层关系，波提彻利得以接触到佛罗伦萨上流社会和文艺界名流，开阔了视野，接触了多方面的知识。在美第奇家族掌权的期间，波提彻利为他们作了多幅名画，声名大噪。为美第奇别墅所画《春》和《维纳斯的诞生》，一起成为波提彻利一生中最著名的两幅画作。多纳太罗年轻的时候，美第奇家族向他订制了大量的绘画，年老的时候，美第奇家族慷慨资助，使他没有烦恼地度过了余生。米开朗基罗的成名，也得益于美第奇家族的培养。劳伦佐·美第奇家族在当时建立了美术学院，米开朗基罗作为雕塑的学生进入其中，他表现出了非凡的艺术才能，并深得劳伦佐赏识。后者甚至在宫廷里给他一间房子，让他与自己的儿子同桌吃饭。

为什么这些人愿意赞助或者庇护艺术家呢？第一个原因是，教皇在经历了“阿维农之囚”的衰落和混乱之后，重新回到罗马，面临着重振雄风的任务，大量的建筑需要修复和重建，大量的教堂需要装饰。尼古拉五世教皇上台后，便开始着手把罗马建成文学和艺术的家园、教皇的壁垒以及基督教世界的首都和中心。因此，他着手加固要塞、恢复教堂、修整街道，同时对古代文化的崇敬使他着手建造带有古典风味的教堂。同时，教会为了适应社会世俗化的潮流，需要用更加直接和直观的方式来表达宗教情绪，因此需要把大量的绘画和艺术品放置在教堂和城市的许多地方，让行色匆匆的人们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宗教的氛围。其次，就世俗的宫廷而言，资助艺术是附庸时代风雅潮流的体现，也是炫耀自己财富和地位的手段。在讲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整个社会，尤其是上层产生了普遍的附庸风雅的风气，人人都写诗歌，人人都想展示自己的歌喉，不惜重金延聘画家、音乐家为他们服务，装点门面，与其他的宫廷进行攀比。那时对一个受人尊敬的宫

廷贵族的要求，不再是他具有军事才能或者完善的统治技巧，而是要求他“还必须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能够写作诗歌、唱歌、表演、舞蹈、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阅读古代和当代作家、哲学家的作品。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这些品质成为贵族阶层所渴望的，而且那些富裕起来并有闲暇的上层中产阶级，也开始模仿贵族。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贵族，都被称赞为艺术和艺术家的保护人，而且他们对高雅艺术和文学的知识赛过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技巧。不管这些人追求艺术的真正动机如何，但这种对雅致艺术的追捧确实改变了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面貌。

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庇护人也只不过是艺术品的订购者，也是一种委托人。但是这种委托人为艺术家的成长和摆脱匠人身份有很大的作用。首先，这些人给艺术家大量的资金资助，使艺术家摆脱了穷困的生活状态，从财富方面开始跃上一个等级。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的拱顶作壁画获得了3000金币，他外表看起来虽然很简朴，但收入相当高。16世纪著名的大师，如拉斐尔和提香，都享有可观的收入，过着贵族般奢侈的生活。其次，庇护人给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发挥艺术的舞台和发挥艺术想象力的空间。由于艺术家经常从一个宫廷转到另一个宫廷，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流动不定的生活使艺术家们摆脱了行会的羁绊，从行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随着艺术家从纯粹的手工劳动中摆脱出来，签订合同的各项条款也都逐渐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合同中，其他束缚艺术家的条件也变得愈来愈宽松和含糊其辞了。再次，庇护人可以使艺术家跻身上流社会，结交名流，开阔眼界，并提高名声。一些画家被召集到宫廷去装饰帝王的居室，同时也为后者画像、设计服装和装饰宫廷节日的活动场面。同时，有一些艺术家自己也成为贵族，在15世纪有13位艺术家被授予贵族头衔，其中11位是意大利人，而到了16世纪则有59位艺术家获得了贵族头衔，其中29位是意大利人。艺术家的地位在16世纪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那时起，著名的画师不再是保护人的保护对象，他们自己也成为上等人。

但是在庇护人的庇护下，艺术家也并不是自由创作的，他们的艺术品也反映着庇护人的要求和审美趣味，一幅作品往往是艺术家和庇护人共同作用的成果。虽然有些艺术家服务于教皇并一时深得宠爱和赏识，但他们时常又被教皇的喜怒无常和出尔反尔弄得无所适从。我们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几乎都画宗教题材、几乎都喜欢画肖像画等，可以看出庇护人的影响。

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庇护人都给了原来只是作为工匠的艺术家以很大的提升，但是要真正成为一个艺术家，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要有艺术家本身的自觉意识和艺术家本身的主动改变。

艺术家的自我觉醒

获得大主顾青睐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使这些工匠们成为艺术家，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在有限的空间里对新艺术的探索。随着文艺复兴的深入和艺术家地位的提高，他们越来越向真正的艺术家过渡。这取决于几个方面的要素。

首先，在不违反委托人所设定主题的前提下，他们开始注重技法的尝试，包括透视法、色彩和结构。到16世纪，艺术理论家相信视觉艺术不再仅仅是一门手艺，而是自由的人文主义研究。艺术家开始学习文学和历史，在科学知识增进的同时，他们试图使艺术在理论上具有相对独立性。达·芬奇大量解剖尸体，研究骨节的运动，制作了大量的科技模型，并不断尝试新的颜料和透视原理，这一切都说明他不再满足于匠人的技法，而是把科学元素纳入绘画之中。

其次，随着地位提高和进入宫廷，他们真正融入了人文主义团体，开始接受大量的人文主义熏陶，在绘画中开始着力体现人文主义的思想。在文艺复兴盛期，一些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开始脱离行会，参加到人文主义团体中。他们同时兼有人文学者的身份，所受的教育也不再是纯粹技艺性的，而是科学的、人文主义的。这不但改变了他们作坊匠人身份的地位，也影响了他们的艺术理论。那些热心的人文主义者，把古代的文学和艺术作品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确信作为古代文化创造者的诗人和艺术家曾享有同等的地位，受到同样的尊重。对于艺术家而言，人文主义者是他们在知识界的保护人，而人文主义者也认识到，作为思想的一种宣传工具，艺术的价值不容低估。这种认识在文艺复兴以前根本就不存在。

第三，艺术家们开始在绘画中表现自己独特的个性，而不是像作坊那样千篇一律。在行会作坊时代，人们受到共有精神的支配，艺术品还不能反映艺术家独特的个性。现在，艺术家们开始自始至终独立完成整幅作品，不与学生或者助手合作，这首先明显地体现在米开朗基罗的创作中，他也成了第一个现代艺术家。在达·芬奇的绘画中，我们看到了他对色彩、透视和三角构图的尝试；在米开朗基罗那里我们看到了他的英雄主义气概，在拉斐尔那里我们看到了自然主义和柔美的风格，每个画家都在技巧方面达到了极致，每个人都在突出自己的个性和对世界的理解。早在15世纪初，画师除了对学徒进行实践指导外，还给他们讲授几何、透视和解剖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并让他们从木偶戏和生活中吸取素材。这种授课制度导致了实践指导与理论教育相结合的私立学院的产生。

到了16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类似现代美术学院的机构,更有些艺术作坊因注重理论知识的教育而开始被称为“学院”。其中，最著名的是佛罗伦萨雕塑家巴乔·班迪内利先在罗马1530年左右、后在佛罗伦萨1540年左右开设的作坊。1531年，威尼齐亚诺作了一件刻有“巴乔·班迪内利在罗马的学院，位于观景楼，1531年”字样的版画，表现的就是班迪内利在罗马的作坊，着重描绘了素描在艺术学习中的重要性和作坊对古典艺术知识的研究。可以说，作为培养未来艺术家的教育机构，班迪内利的作坊更接近近代的艺术学院，而迥然不同于文艺复兴早期以培养熟练工人为目标的传统作坊。迪塞诺学院更为著名，它的教学不仅包括每年一次的人体解剖，临摹名家师法自然的作品，另外还注重讲授自然科学，甚至包括相面学。

从15世纪中期开始，由于当时艺术理论的影响和艺术家自身职业意识的觉醒，艺术家开始严格实行作坊内的脑体分工，并开始强调独立制作和艺术品的独创性，艺术品的生产不再是传统工艺的简单重复，学徒的职业教育也日益注重理论知识和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许多艺术家作坊成为传统作坊技能教育和近

代学院教育之间的重要桥梁。作坊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家从事职业活动的中心，其内部的变化体现并促进了艺术家阶层与手艺人的分离，标志着艺术家这一社会精英阶层的确立。

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变化，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摆脱了工匠身份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大师，从而成就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辉煌。

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要多久篇四

（1）开始挖土前 这里是加工和堆放钢筋的场地

（2）分段开挖，我们施工员负责用水准仪不停的抄平，瓦工配合清理地表浮土

（3）遇到某处有淤泥质土 要彻底挖除，并通知现场监理证明，别小看这么个坑，做签证能算不少钱

（4）垫层浇好了 柱子定位线放好了 木工制安承台模板

（5）柱基承台模板制安和加固，承台底板钢筋绑扎，考考哥几个 承台底板钢筋是单层双向的 那么长的钢筋在上还是短的在上呢？

（6）双层双向的筏板，要用到马镫，这个也要做签证的

（7）柱子承台浇好了，木工拆模

（8）木工开始搭排架，我们施工员需要往排架钢管上抄出一米线，木工用水平管将其引到各钢管上，在计算梁底标高，架设水平钢管

（9）架搭好了，木工架梁底模板，因为土0.00这层是架空层，所以没有现浇板，框架梁两侧有凸出的挑耳 用来放空心板

（10）高处俯视图，钢筋扎好了，梁模板全加固完毕，等待浇筑砼

（11）砼浇好了，施工员需要在上面放线，这栋房子，有我的血 有我的汗。这是放线时不小心把手划破了，血滴了不少，哎，搞施工怎一个 苦 字了得。

（12）高空俯视图 土0.00这层，柱梁拆模 排架也已经拆掉。

（13）基础做好了 回填土

（14）空心板铺设结束，钢筋工绑扎柱筋

（15）木工开始搭排架

（16）木工制安模板，楼梯制模，下面一张远景照阿

（17）二层钢筋绑扎好了 卫生间吊模

（18）楼梯模板制安加固完毕，值得一提的是 这栋房子共三个单元，也就是每层3个楼梯

（19）柱子模板加固，里面是异型柱，加固难度大，一旦浇砼时炸模，后果很难办，所以浇砼前一定要检查一遍

（20）混凝土浇好后，第二天一早就要上去放线，放线先把一层的控制线用电子经纬仪投上去，然后拉大尺，放出轴线，最后是柱子的边线，木工根据柱子边线在柱子钢筋下部焊上定位钢筋，图中穿绿衣服的就是在烧定位筋

（21）二层搭设排架，同样要抄1米线，为了防止以后分户验收时房间净高不足，每层抬高两公分，所以抄的一米线实际上是1.02m

（22）从高处看二层排架已经搭设好

（23）木工架设梁底模板，梁底模板定位是用线锤把下面的轴线吊上去的，梁底标高要计算准确，考虑是不是反梁，还有梁顶标高是不是降下来的

（24）用经纬仪打轴线，戴红色安全帽的是来我们工地实习的小施工员，进步很快

（25）模板平板铺好了，要在柱子钢筋上抄出50线，用红胶带贴在上面，我一般是晚上用扫平仪扫出来，第二天根据50线检查模板水平标高对不对，瓦工浇砼时也要根据50线控制浇砼楼面的水平

（26）钢筋工开始扎楼面钢筋，图中最前面的木工是在打眼，插构造柱钢筋

（27）柱子钢筋采用电渣压力焊

（28）高处俯视图，外脚手架也要跟上

（29）二层楼面垃圾清理之后，施工员需要把砌墙的线放出来，门窗洞口标出来，另外还要重新再门窗洞口处弹出1米线，作为门窗过梁安装的基准

（30）混凝土框架柱和填充墙交接处要值拉结筋

（31）面钢筋绑扎结束，周围一圈是女儿墙插筋

（32）左面是待开发的四期，右面是刚刚建成的二期。一墙之隔，差距大吧，呵呵，建筑工人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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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要多久篇五

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

——新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

汤兆云

【专题名称】人口学与计划生育

【专 题 号】c5

【复印期号】2008年01期

【原文出处】《百年潮》(京)2007年5期第23～27页

“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由于多年战乱，旧中国一直没有能够进行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因此中国人口一直未得到准确的统计数据。从1912年以来，关于中国人口数量的统计数值多达几十个，范围从4亿到4.8亿不等，而4.5亿则是流传最广、接受程度最高的估计值。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国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着力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实践还难以提出一项明确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由于人口迅速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具有滞后效应性质，并不及时在社会经济中反映出来；相反，由于生产关系变革的胜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表面证明了毛泽东关于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观点的正确性。于是，毛泽东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思想，成为该时期关于人口的主流思想；另一方面，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和做法，也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并广为舆论所传播。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中国政府自然不会产生限制人口增长和节制生育的决策意识；相反，有关部门从维护妇女健康的角度出发，颁布的限制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等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上执行着一条不成文的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

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发布《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按照这一规定，不仅打胎的条件苛刻，申请打胎的手续也极为严格繁琐。除非关系到孕妇生命健康和儿童抚育，否则禁止非法打胎。在打胎以前必须经孕妇丈夫同意并签字。打胎者，或经公立医院妇产科医生证明，申请批准，或由机关首长批准。属中央所属单位的，须经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审核批准；军事范围的由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审核批准。

1952年12月31日，卫生部制定了《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除了医学上需要外，已婚妇女年逾35岁，有亲生子女6个以上，其中至少1个年逾10岁，如再生产将严重影响其健康以至危害其生命者方可施行绝育手术。

对于避孕药具的生产、出售，有关部门也有严格的管理规定。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又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

上述规定虽然是着眼于母亲和子女的健康，但是，这些规定以及用法律的力量惩罚违反者的表示，使广大健康的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同时，该时期关于人口节

育的规定直接导致了人口增长过快，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提倡生育，要有计划地节育”

1953年，为配合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各级代表的选举，也为制定“一五”计划提供数据，中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翌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的公报：1953年6月30日24时的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

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远远超过毛泽东在1949年新政协会议上所说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庞大而激增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社会资源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此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感到住房日益紧张，青少年升学受到校舍的限制，育龄妇女的避孕要求变得强烈起来。政府领导人也感受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挑战和压力。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人口普查3个月后的一次报告中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人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但是，优点中也带有困难，这么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虽然周恩来是在肯定“人多是优点”的前提下说这番话的，但这也表明了中央高层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邓小平是最早一位支持群众进行节育的国家领导人。1953年8月，他对卫生部采取反对节育的政策提出置疑，对卫生部通知海关查禁避孕药具进口表示反对，并敦促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1954年5月27日，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就一些机关干部要求节育的问题写信给邓小平。她提出：“有不少已婚男女干部为了避孕，由于得不到指导及适宜的药物工具等而被迫自行盲目解决，采用了一些有损身体健康的办法或引起疾病，以致造成不良的后果。”“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数相当高„„国家卫生机关应主动拟订办法，帮助干部解决避孕问题。”翌日，邓小平就在信上作了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卫生部对此似乎是不很积极的。请文委（指当时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笔者注）同卫生部讨论一下，问问他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如他们同意，就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953年12月，鉴于社会上关于节育问题议论较多，为了表明党中央的态度，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工作座谈会并明确宣布“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中国搞节育不会闹人口恐慌，人口增长太快困难很多，而且一下子解决不了。

在中央的催促下，1955年2月，卫生部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检讨了过去草率反对节育的态度，提出“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应当提倡节制生育的；在将来，也不应反对人民群众自愿节育的行为”；“对于人工流产、绝育与一般的节育应分别处理。节育应该一律不加限制，并应适当地加以提倡，给予指导。人工流产或绝育应加以限制。溺婴则应禁止”。

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重申了“提倡节制生育”的方针。同年公布的《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节制生育的政策扩展到广大农村。

同一时期，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提倡生育，要有计划地节育”，更进一步强化了节制生育的社会舆论环境。1956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加了7900多万吨，几乎翻了一番，但因为人口增加了8000多万，人均粮食产量虽然也有较大增长，但相对来讲就慢得多。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开始意识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弊端。他深有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一九四九年缺少粮食，现在还是不够。”于是，毛泽东关于人口的思想渐次从“人多是好事”向节制人口的思想转变，并一度提出了“计划

生育”的观点。1957年10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计划生育，要公开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节育工作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节育政策的制定和落实。1957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提议因节育施行人工流产或绝育手术的职工按劳保条例给予经济照顾，同年10月国务院予以确认。

“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

正当我国人口控制工作逐渐走上健康发展轨道之时，1957年夏，在整风“鸣放”高潮中突然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以及随后的“大跃进”运动中止了这一工作。

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思想一直处于矛盾之中。1957年2月，他对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还表示赞赏；但不久他就提出“人多是好事”的观点。《红旗》杂志文章《大踏步前进的九年》据此说：“解放了的人，作了自己国家主人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觉的能动性究竟有多大，决不是反动阶级的头脑能够设想的。”“而当人民挣脱了重重枷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人民群众成了土地和机器的主人，从被迫劳动变成自觉劳动，人口众多就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和文化更迅速发展的极重要因素。”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在这种政治气氛中，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陈伯达、康生的发难把批判马寅初及“新人口论”运动公开化。1958年5月4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大会上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7月，康生在北大作报告时当面指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的马家”，而不是“马克思的马家”。同年5月9日，《光明日报》开辟专栏批判文章。下半年，北京大学校刊和学报发表了18篇批判文章。同一时期，参加批判马寅初学术思想的多达200余人，他们先后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全国性报纸发表了58篇批判性文章。这些批判文章给“新人口论”冠以三顶“大帽”：说它是马尔萨斯主义，否认“人多是好事”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说它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人口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会出现多余人口的；说他对6亿人口缺乏感情等。这一时期，一些同意马寅初“新人口论”观点的人，如著名人口学家吴景超、陈达教授等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风云再起。由于马寅初一直拒绝做检查，康生非常恼火。他要求北京大学从政治上批臭马寅初，然后将他调离。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北京大学校园里贴了数千张大字报，还有一些人把大字报贴到了燕南园36号马寅初的住宅。北京大学全校性的批判大会开了三次，还组织了一次有200多人参加的面对面批判会。同一时期，全国各大报刊再次发表大量文章，批判“新人口论”，并且说马寅初是“假学术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历史上几十年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1959—1961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扰，粮食严重短缺，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战争和灾难之后的补偿性生育，以更快的速度增长。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99‟。比上年增长了23.21个千分点。1963、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攀升。196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面对人口与粮食的尖锐矛盾及居高不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1962年2月7日，周恩来首先再次提出要“节制生育”。他说：“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减现在的城镇人口，减现在的职工，还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在人口多的城市，在人口密的地区，应该提倡节制生育、计划生育。至于人口稀的地方，像江西省的农村，或者边远的省、自治区，比如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那些地方多增加一些人是好的。这也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很明显，处在实际经济工作第一线的国务院总理，在实践工作中已经感受到了庞大人口及人口快速增长的沉重压力。

1962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示》认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指示》把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强调为“既定的政策”，说明党中央和国务院已对实施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有了明确的认识。这在新中国人口政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63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节制生育问题作出指示。1963年2月，周恩来强调：晚婚和节制生育，是卫生保健中关系到全民族健康和全民族前途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曾经提倡多次，但重视不够，常常放松；我们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虽多，应该肯定是好事，但是长处中也有麻烦；要节制生育，一对夫妇生两个就够了。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斯诺问：“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回答：“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服避孕药品。”1965年8月，毛泽东对卫生部负责人说：“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督促下，1963年10月，卫生部对不利于节制生育的职工生活福利、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等规定进行了修改：今后职工做节育和结扎手术，一律免费，并且给以短期休养时间，工资照发；居民做节育和结扎手术的费用，可以酌情减免。同时政府还大力提倡晚婚，并做出限制早婚的全国性统一规定。

为了使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落到实处，计划生育组织机构开始组建。1964年，国务院成立由国务院秘书长任主任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期，各省、地市级计划生育组织机构也开始组建。

计划生育专门机构的设立，活跃和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1964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生育技术工作经验交流会；1965年2月，国务院在实行“晚稀少”生育政策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山东省文登县召开了现场经验交流会；同年7月，国家计生委在天津市召开了计划生育座谈会，介绍天津市的经验。

节制生育实际工作的开展，又使在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运动中中止的有关节育的宣传活动悄然兴起。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请医学专家编写出版有关计划生育的通俗读物，报刊杂志又重新开始宣传计划生育工作。1964年，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怎样计划生育》的科教片并在全国发行。

“人口非控制不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使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对人口政策及人口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前夕，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在社会上已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实施节制生育政策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复存在，计划生育实际工作已陷于瘫痪状态。1968年8月，计划生育组织机构被撤销，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由卫生部军管会业务组领导。

于是，在**的年代里，我国人口又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1966—1970年的5年间，每年出生人口在2500万到2700万之间，人口出生率均在33‟以上，自然增长率在2‟左右，全国净增人口将近1亿。1969年，我国人口总量突破8亿，1970年达到82992万人。人口无节制的快速增长使当时已经严重困难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农村的贫困化进程难以遏制，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得到多大提高，数以亿计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在这种背景下，1970年2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人口多，70年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点放松，青年结婚的早了，孩子生得多了，特别是城市人口增长很多。凡是人口多的省、市要特别注意计划生育，劳动力多了是好事，但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才好。”同年6月，他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又说：“不能把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运动放在一起。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避孕药免费供应，又不要造成浪费。要做到完全没有副作用，要考虑农村使用，要方便农村。”1973年8月，他再次强调：“人口每年都有增长，农村也要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农村这方面的进展比城市慢一些。从城市去农村的知识青年，在这方面要起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对计划生育工作作了重要指示。1970年12月，他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明确表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满意。他说：“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个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子，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是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他接着说，“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1975年2月，他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计划生育的指示，1971年7月，国务院明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大前提下，实行计划生育是为了使人口发展计划与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相适应，于是，“有计划地增长人口”自然地被确定为我国既定的人口政策。为此，国务院第一次明确提出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指标：“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原来城乡综合增长率就低的，如上海全市已降到9.01‟，则不应回升。”1973年，国家计委把国务院提出的人口计划指标正式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之中。

国务院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具体指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人口政策由节制生育向有计划生育的过渡，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