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悲情城市》有感

亚细亚的孤儿

——观《悲情城市》有感

上周正值大陆"革命小将"Facebook网络大乱斗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时，甚感聊骚，逐将侯大师的作品《悲情城市》拿来聊以慰藉。虽然本人素来是"拿来主义"的接班人，但对大师佳作的再度审视，结合于宝岛和大陆最近的纷纷扰扰，不由得心生了一丝挂念，不吐不快。

正如题目所言，亚细亚的孤儿——台湾，自从大明朝被荷兰侵占，历经了郑氏的收复，清廷的控制，日本的占据，零零散散飘落了小百十年，其中对于台湾影响至深的便是1895-1945的日据时期（亦称日治时期），1945-1949便是国民政府从接管台湾至败走大陆的"陈仪"时期；也就是《悲情城市》这部电影所描述的时代背景。

影片以主人公"文清"一家从电台中聆听日本天皇宣读投降书为起始，至"文清"被捕失踪戛然而止（影片中仅以文清侄女的口述体现），讲述了一个传统台湾家族在45-49年短短的五年之间的悲情遭遇，其中涉及了在当时"戒严时代"十分敏感的话题——"二二八"事件，侯孝贤大师也凭借自身精湛的导演技巧，精美的摄影技术，简洁平铺的叙事在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折桂"金狮奖",一举跃升至华人顶级导演大师之列。对于侯大师的生平，我便不在此一一赘述，有兴趣者可以观看由法国导演阿萨亚斯所指导的《侯孝贤画像》，从中可对这位祖籍梅县的外省客家人窥之一二。

侯导"意气风发"时

电影透过一个家族的起起伏伏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悲剧，老大林文雄经营商行，在后期的帮派纷争中，不幸罹难；老二被强征东南亚不知去向；老三文良混迹黑道，因在上海做通译被判为汉奸，连累大哥一家；老四文清，恭俭温良，却阴差阳错陷入了政治漩涡中难以自拔。

时代的悲哀

老大林文雄及其家父的形象代表了台湾本土的乡绅阶级，出于生存，不得不与日本人合作，但在表面的服从中，仍然保有对于祖先宗嗣的敬重，在苟且偷生的岁月里，坚韧不拔地保留着中华五千年的祖先崇拜，他们象征着日据时期中华传统文化与日本现代文明的碰撞。老二与老三的形象代表了台湾本土日据时期成长起的一代人，对于自身身份的迷失，对于自身归宿的求索，对于自身文化的抉择，这些话题从日据时期开始伴随着时间的流逝直到现在仍然影响着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中华文化与日本现代文明的交融。老四文清的形象相比较其他角色就显得更加符号化了，出于扮演者梁朝伟本人，及不熟练于北方之官话亦不通晓闽南之方言，老四被设定成了聋哑人的形象，此番设定阴差阳错的为本片添增了更多的政治意味。文清的温文尔雅与老大文雄的市井跋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了日式教育下的现代资产阶级与传统教育下的地主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预示着比之日据时期的相对祥和，国民党后期统治的混乱不堪；其聋哑特征险些引来杀身之祸，其中对于中国大众"政治沉默"之传统，或多或少亦有影射之意。但在结尾处，"哑口无言"的文清出于自身的理想，慷慨就义之气节又与中国古代之士大夫"杀身成仁"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

逃亡路上的"文清"

影片中除去林家四兄弟之外，最为着重树立之角色乃是文清的至交"吴宽荣",抛去日据时期的大环境而言，"吴"可以被视作一个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即具有一定革命浪漫主义思想却留存有小资产阶级反动性的脱离人民群众的知识阶层。在影片起始阶段，吴宽荣为首的一系列进步青年，曾在台湾光复后促膝长谈，感慨万千，举杯纵酒，高唱"流亡三部曲"中的"松花江上",即欣慰于台湾之光复，又进而对国民党执政之贪污腐败而痛心疾首，就好比剧中所说"马关条约签订时，问过我们台湾人吗",无论是荷兰人、日本人、国民党人都是先入为主，简单粗暴的对待着这片美丽岛屿的黎民百姓们，台湾百姓就好比是"九一八"里流离失所的难民，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被一个又一个"外来客"践踏着自己的灵魂，同为同胞的国民政府，非但不珍惜血肉亲情，反而横征暴敛，"狗去猪来",残害烟草小贩进而激起民愤，爆发了台湾史上的第一大惨剧"二二八事件".

狱友用血写的遗书

对于"二二八事件"而言，台湾最大的损失在于意识形态中存在一定民族主义的本土知识分子几乎消失殆尽，大量左翼人士被捕、被杀，台湾进入了长达三四十年的威权政治，白色恐怖成了笼罩在宝岛上空散不尽的雾霾，在这片乌烟瘴气中，一个略显畸形的思想理论渐渐闯入了主流意识形态即台湾的"孤立主义",这之后不论是李登辉的"摩西论"陈水扁的"去中国化"乃至新近蔡英文大总统的挥马上任，都是拜由台湾"孤立主义"引发的"台湾主体论"所崇。

抛开政治意味而言，本片的配乐也十分出色，是由日本新世纪乐队S.E.N.S. 神思者为其配曲。其摄影风格及构图特色亦凸显了侯大师对于色彩的运用，如有兴趣者，可观赏由侯大师监制，张艺谋导演的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

好吧 就说这么多吧 我也去睡觉觉了 最后送上一首配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