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赠与合同的撤销权期限(大全10篇)

随着人们对法律的了解日益加深，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合同，它也是减少和防止发生争议的重要措施。那么大家知道正规的合同书怎么写吗？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合同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期限篇一

原告刘老汉与被告刘某均认可，刘某取得该房屋的前提是照顾父母的日常生活。刘老汉与刘某虽然签订了《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但该合同并未约定具体付款时间，且4月刘老汉将房屋过户至刘某名下，刘老汉及其他子女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并未提出异议;刘某实际已各支付5万元给其哥哥弟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约定履行义务。”刘老汉与刘某的约定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合同，实际系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

那么，刘老汉能否行使撤销权呢?

刘老汉主张刘某未按约定履行照顾父母生活的义务，请求撤销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受赠人有下列三种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刘老汉对刘某未依约履行照顾父母生活负有举证责任。但刘老汉未能提供证据，且还认可刘某自20至12月照顾父母生活的事实;之后原被告虽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但不能因此认定刘某不尽照顾父母生活的义务。刘老汉要求撤销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期限篇二

赠与人把自己的财产无偿地送给受赠人受赠人同意接受的合同。赠与合同可以发生在个人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相互之间。赠与的财产不限于所有权的移转如抵押权、地役权的设定均可作为赠与的标的。

赠与人能否任意撤销赠与合同?当事人之间签订了赠与合同后，可能会存在因种种原因不想赠与或赠与给他人后想要回赠与物的情形，那么，赠与合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撤销?撤销赠与合同要从赠与合同的性质、赠与合同的种类以及赠与合同中赠与人享有撤销权知识来分析。

所谓赠与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把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他方的意思表示，经他人接受而生效的协议。其中，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他方的当事人成为赠与人，受领财产的一方当事人成为受赠人。

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无偿合同、有名合同、不要式合同，均无争议。理论界争议较大的是：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目前占主流的观点认为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

诺成合同，是指以缔约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充分成立条件的合同，即一旦缔约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即告成立的合同;实践合同，是指除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以外尚需交付标的物才能成立的合同。在这种合同中仅有当事人的合意，合同尚不能成立，还必须有一方实际交付标的物的行为或其他给付，才能成立合同关系。实践中，大多数合同均为诺成合同，实践合同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少数合同，如保管合同、自然人之间的。

借款合同。

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的主要区别，在于二者成立的要件不同。诺成合同自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即告成立，而实践合同则除当事人达成合意之外，尚需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才能成立和生效。赠与合同同其他合同一样，经过要约与承诺，在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即告成立，不必等待交付赠与物，故为诺成性合同。

在诺成合同中，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是当事人的合同义务，违反该义务便产生违约责任;而在实践合同中，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只是先合同义务，违反该义务不产生违约责任，可构成缔约过失责任。

2、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的赠与合同。

3、经过公正的赠与合同。有的赠与合同不仅以书面形式订立，而且还由公证机关进行了合法有效地的证明。

三、赠与合同中赠与人享有撤销权。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关于“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这就意味着除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的赠与合同和经过公正的赠与合同之外的普通赠与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撤销权的设定在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赠与合同确定为诺成合同，则相应的加强了对受赠人的保护和对赠与人的约束，又因赠与合同系无偿合同，如果对赠与人与受赠人给予同等保护，则会加重赠与人的负担。因此从利益衡量角度出发，赋予赠与人相应的撤销权，以减轻赠与人的义务。

按照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成立生效后，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可以任意地撤销赠与，具有单方的任意性。

赠与物的交付标志着赠与合同予以履行，赠与物交付后，即表明赠与人履行了赠与义务，受赠人受领了赠与物，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双方之间的赠与权利义务随之终止。根据诚信原则和维护社会生活的稳定性的要求，赠与人不能反悔，无权要求受赠人返还赠与物。但由于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财物无偿赠与他人，赠与人具有善意性，为保护该善意性和防止受赠人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对赠与人的有关利益实施恶意的侵害。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第一百九十三条：“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期限篇三

原来，张大爷早年丧偶，只育有一个独子。前些年大爷的独子因癌症不幸早逝，张大爷在悲痛之余，身体垮了，生活也没有了着落，后来因病生活不能自理。张女士是张大爷亲弟弟的女儿，两年前张大爷的弟弟去世了，张女士的家里就空出了一个房间。眼见张大爷无依无靠，张女士于心不忍，就将张大爷接到家里来一起生活。时间一晃就是两年，张女士一家对待张大爷一直都很好。感动之余，张大爷就想将自己唯一的一套房产赠与张女士。虽然张女士一直表示自己不是图张大爷的房子，但是拗不过张大爷最终还是来到了公证处。

公证员在办理公证之前仔细地向张大爷解释了赠与的含义，告诉张大爷一旦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赠与合同就不能随意撤销了，毕竟房产是大宗财产，希望张大爷能考虑清楚。张大爷听了之后也连连点头，表示房子现在就过户给张女士正是自己的`心愿。见张大爷态度坚决，公证员最终还是为张大爷和张女士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并指导二人前往房产局办理了过户手续。但前些日子，张大爷气冲冲地独自来到公证处，找到公证员说张女士拿到房产以后就不怎么照顾自己了，要求撤销赠与并将房子过回自己名下。但此时房产都已经过户了，合同又是公证过的，没法撤销!公证员反复向张大爷解释说，房产过户以后产权就属于张女士了，张大爷对于这套房子已经没有处分的权利了，可是张大爷就是不听，并且情绪激动地大声嚷嚷起来。

无奈之下公证员联系了张女士。原来张女士数月前怀孕了，最近这段时间妊娠反应比较严重，自己照顾自己都不太容易，对于照顾张大爷只能马虎一些了。张大爷当初一时兴起非要将房产过户给张女士，现在名下没有了房子心里却很不踏实，加上张女士疏于照顾自己，竟开始怀疑张女士当初照顾自己是为了房子。张女士在电话中一再表示，虽然房产赠与已经不能撤销了，但是自己愿意再将房产赠与给张大爷，让张大爷放心。公证员将张女士的态度转达给了张大爷，张大爷顿时默然不语。半晌，张大爷告诉公证员，是自己没了房子以后疑神疑鬼的，忽视了侄女的身体情况。现在见到张女士确实是真心对自己好，张大爷不仅怒意全消，反倒觉得对不起张女士的一片真心。随后，张大爷在公证员的劝慰声中离开了公证处，放弃了索还房屋的要求。

公证员点评：赠与合同一旦公证过后，非经法定事由不能随意撤销，赠与方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将标的赠与受赠方。所以财产赠与一定要谨慎。老人要解决用房屋换养老的难题，可以选择遗赠的形式。具体形式为老人立一份遗嘱并公证，保障老人的权益的前提下，房屋在老人去世后由指定继承人继承。如果之后老人对继承人行为不满意，可以撤销遗嘱，作为对继承人的约束。

赠与合同可以随时撤销，但是如果存在一下情况，则不能撤销：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但是如果受赠人存在一下情况，也可以撤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法律义务的。

赠与人的撤销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合同终止指合同当事人双方在合同关系建立以后，因一定的法律事实的出现，使合同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那么赠与合同作为一种诺成合同和单务合同，其终止的事由有哪几种呢?本文为您详细解答。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期限篇四

我国《合同法》将赠与的撤销明确区分为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并对任意撤销的行使及限制,法定撤销的法定事由作了明确规定。法律确立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对平衡受赠双方利益,最大程度保护赠与人的合法权益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立法规定存在一些不足,应借鉴国外的一些规定和其它撤销权的有关规定,对其加以完善。

赠与,谓因当事人之一方,以自己之财产为无偿给与他人之意思表示,经他方允受而生效力之契约。我国《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所以,赠与合同本身是一种契约,须双方达成合意才可成立。从赠与合同的性质来看,赠与合同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有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符合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主选择。然而,作为一种单务合同,在赠与关系中,仅有赠与人负担给付的义务,而无受赠人承担相应对价的义务。

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是指赠与人在赠与合同成立后,基于自己的意思而撤销赠与。《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在关于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学界也存在着一些分歧。持诺成合同说的学者认为,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与传统观念和司法实务作为实践合同有质的差别。其理由大致为,合同法没有像保管合同那样将赠与合同明文规定为实践合同,也没有将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的司法解释精神纳入。依据《合同法》第25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及第44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赠与合同采纳了诺成合同说。而持折衷说的学者认为,我国合同法对于赠与合同性质的规定,既不同于德国、日本民法的有关规定,也不同于前苏联东欧国家民法典的有关规定,而是采取了一种新的折衷方式以平衡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利益。有人认为,目前一些人将我国赠与合同解释为实践合同,是受到了德国民法典的影响,而又没有考虑立法者在赠与合同上的划分。德国民法并非将合同划分为书面赠与合同与口头赠与合同,而是将赠与合同划分为:(1)普通赠与合同(包括一般书面赠与合同和口头赠与合同);(2)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3)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将普通赠与合同规定为实践合同,将后二者规定为诺成合同。

二、我国任意撤销权存在问题。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期限篇五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期限篇六

提出无效合同与债权人撤销权可能出现效力冲突这一问题，是笔者在阅读上海高院的一个案例时想到的。

原告上海英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讯公司”)诉被告上海龙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都公司”)、武汉宗成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宗成达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中，英讯公司与龙都公司于3月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由英讯公司向龙都公司出借2200万元，期限至3月。

后因龙都公司不能按期偿还借款，英讯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审判，确认英讯公司对龙都公司的到期债权合法有效，龙都公司承担还款责任。

为逃避债务，两被告于9月20日签订一股权转让协议：龙都公司将其持有的随州龙都首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60%的股权转让给宗成达公司，9月22日龙都公司股东黄传仁委托黄奇明向武汉市工商局提交宗成达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9月23日龙都公司股东会通过股权转让的决议，9月25日宗成达公司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同日龙都公司在随州市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原告认为两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损害了其合法债权，要求法院撤销股权转让协议。

法院查明认定，黄传仁既作为龙都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又是宗成达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同时代表股权转让双方签署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双方即龙都公司与宗成达公司具有关联关系。

且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极为简单，甚至没有约定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和方式，以致于宗成达公司长期未支付转让款。

上述种种事实均表明两被告之间恶意串通，虚假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伪造诉讼，进行诉讼欺诈，企图通过法院的确权来逃避债务的履行，为其逃避债务的行为寻找合法的外衣。

因此，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撤销龙都公司与宗成达公司于209月20日签订的《随州龙都首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对于一审法院的判决宗成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认定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1}。

根据《合同法》第74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在上述案例中，龙都公司向宗成达公司转让龙都公司股权的协议，虽表面看起来合法，但因龙都公司长期未主张相应的转让款，构成事实上的无偿转让股权，符合第74条的规定，英讯公司有权请求法院撤销龙都公司与宗成达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

二、如何对“第三人利益”中的“第三人”范围进行认定。

笔者认为，龙都公司和宗成达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符合现行《合同法》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构成要件。

首先，龙都公司和宗成达公司之间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具有故意损害债权人的主观意图。

从订立时间来看，龙都公司在宗成达公司尚未成立时就签订了该协议;从协议内容来看，其侧重规定对股权转让手续的办理，关于转让款项只是约定了具体金额，对交付时间、方式等未作规定;从协议签订主体来看，协议中转让方和受让方的签订代表是同一个人;从转让方对转让款主张的积极性来看，在股权转让手续办理成功后，转让方一直没有向受让方主张，对该款项的主张缺乏合理的积极性。

上述各项事实均表明，两被告之间相互串通，具有通过股权转让协议以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的故意。

其次，如果这一协议生效也确会产生损害龙都公司的债权人英讯公司利益的后果，英讯公司作为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当然符合法条中规定的“第三人”的`主体要件。

由此观之，如果英讯公司主张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也未尝不可。

经过分析可知，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相竞合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出现的这一问题关键点在于如何理解“第三人利益”中“第三人”的范围，而解决问题的突破点也在此。

何为“第三人”?如果按照《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中的立法意旨来分析，“第三人”即是除了合同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人，是不特定的范围，《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债权人”也应该属于“第三人”。

转而从《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分析，能行使撤销权的主体则是相对特定的第三人，即债务人的债权人。

该债权人相对于债务人与受让人所签订的放弃债权或转让财产的合同来说，是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但又不能是任意第三人，他必须是债务人的债权人。

由此看来，对于法律上“第三人”的理解可以分为不特定第三人和特定第三人两类。

就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如果损害的是不特定的第三人的利益，实质上损害的是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绝对无效;对于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将其规定为可撤销的合同。

理由如下：

首先，对于损害不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因此其损害主体范围的不确定性，本质上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征，应该包含在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大范围之中，而损坏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不仅直接影响其他主体意思自治的实现，更有害于整个社会意思自治的基础，不再属于私法对意思自治的保护范围，合同效力不应任由双方当事人决定，而应由立法设强行性规定，杜绝此种意思自治的滥用。

由此，出于对社会公益和基本经济秩序维护的需要，以国家意志确立恶意串通订立的损坏不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为绝对无效合同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如若将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认定为是绝对无效合同，从合同自由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上说，让人难以接受。

市场经济运行遵循这样的一个逻辑前提：经济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拥有一般人都具备的识别判断能力，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维护者，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自己利益受损时都能够依据客观情况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

特别地，合同法作为私法，核心要素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法律在特定主体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应当尽可能给予利益受损方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尽量减少强制性的规定，减少公权力对私权的过分干涉。

但从我国恶意串通立法的文义上看，“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定，并没有依照损害对象的不同做出区别对待，而是对于损害不特定或特定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一概给予否定性评价。

这样一来，在仅仅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下，立法规定实际上是突破了国家意志应当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行使的界限，代替个人作出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

这种越位的价值判断表面上虽可以实现社会正义，但无法实现真正的个体正义，并不足取。

最后，根据现行法对于“恶意串通”的认定，要求原告举证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有共同的故意，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非合同当事人来说举证他人的主观心态恶意十分困难，因此，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理由来主张合同无效比较困难。

而倘使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则根据《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如果是在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的情况下债权人无须对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主观心态进行举证，哪怕是在债务人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况下，债权人也只需证明受让人知道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但不需要证明受让人有与债务人串通以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主观恶意。

由此看来，特定第三人如果适用撤销权维护自己的权利，不仅举证责任相对比较轻，而且实现保护债权的可能性也更高。

因此，笔者认为恶意串通损害不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该是无效合同，而对于恶意串通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应该是可撤销的合同。

当然，这里只是可撤销合同而不是可撤销、可变更合同，因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特定第三人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本无权变更他人的合同，只是出于对其的特别保护和对债务人的恶意心态的惩罚，赋予其撤销他人合同的权利。

但这种保护不是无限制的，在赋予其撤销权已足够达到保护其利益的目的后，法律不应该过分打破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再赋予其变更他人合同的权利。

三、如何理解“非法目的”中的“法”?

所谓的“非法”是否是指一切的违法行为，包括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不法目的?当事人通过合法的买卖行为来达到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是否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的调整范围?对此，学者多持肯定意见。

但很显然，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也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要件。

就以开篇案例为例，龙都公司和宗成达公司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以转让股权的方式逃避债务，既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构成要件，也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要件。

由是出现了《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与《合同法》第74条第1款的竞合的现象，这时应如何适用法律也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笔者表示赞同。

首先，从立法目的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稳定的角度来说，应该明确这里的“非法目的”是指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的目的，因为对于任意性规范，民法是允许当事人排除适用的。

而对强制性法律规范的效力分类，可以分为取缔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

违反效力性规范的行为才是绝对无效的，法律既否定行为的本身，也否定行为的后果。

而对于违反取缔性规范的行为来说，法律否定行为的本身，但是对于行为的后果不予以否定，就比如黄牛党倒卖火车票，法律否定倒买倒卖的行为，但是对于持有从黄牛党手中买到的车票的乘客来说，法律是承认这一买卖行为有效的，也即认可乘客可以凭该车票乘车。

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对违反强制性规定导致行为无效的范围进行了缩限解释，那么，从遵从立法目的和社会现实需要的角度出发，在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进行认定时，也应该进一步缩小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范围，只有违反效力性规范的行为才认定为无效。

其次，从保护私法自治的角度来说，国家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应该尽可能减少对私权的干涉，国家意志应当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适当对个人意志进行限制，不应过多干涉私人领域，代替个人作出选择。

最后，减少无效合同的范围将其归入可撤销合同有利于保护特定第三人的利益。

与上述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的效力分析一致，对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家、集体、不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来说，应该是绝对无效的。

而对于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来说，应该尊重该特定第三人的真实意思，给予特定第三人一定的选择权，让其自由决定是继续该合同的效力而或是撤销合同，使其归于无效。

而且如若该特定第三人是债权人，其在行使撤销权时所负担的举证责任也相对较轻，更利于实现自身利益的维护。

因此，笔者认为“非法目的”的“法”应是效力性的法律规定，整个词组应理解为以损害国家、集体、不特定第三人为目的而违反效力性法律规定，由此尽量缩小适用该条认定合同无效的范围。

四、小结。

经过前面的分析，在实践中出现无效合同与债权人撤销权相竞合时，笔者认为应该缩小对无效合同的认定，赋予权利人选择认定合同无效或行使撤销权的权利，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减少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干涉，更好地提高交易效率。

注释。

{1}具体见沪高民二(商)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

{2}王利明.合同法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第656页。

{3}韩世远.合同法新论.法律出版社版，第173页。

参考文献。

[1]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m].法律出版社版.

[2]韩世远.合同法新论[m].法律出版社2011版.

[3]王利明.合同法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版.

[4]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5]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与适用[m].吉林人民出版社版.

[6]翟云岭，郭洁.合同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版.

[7]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民法学[m].版.

[8]尹田.民法教程[m].法制出版社年版.

[9]庄显睿.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效力分析[d].2011年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10]黄忠.无效法律行为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期限篇七

原告张某、李某系夫妻，生育有四个子女。被告张丁系原告的四子，两原告年事已高，需要人照料其生活起居等。10月被告张丁夫妻二人向两原告承诺对两原告今后的生活、医疗及生养死葬承担一切责任。两原告在被告的多次劝说之下，于5月将自己座落于县城的房屋赠与被告并进行了公证。209月15日原告张某生病住院病危，被告张丁在接到通知后去医院探望原告。后因原告的医疗费问题与原告及其他兄弟姊妹之间多次发生争执，在原告还未出院的情况下，被告不辞而别。为此，两原告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由于被告未履行自己所作出的承诺，两原告认为将房屋赠与被告是重大失误。为此，原告向公证处，请求依法撤销所公证的房产赠与合同，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所赠的房屋产权。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的被告在得知原告生病住院后，专门赶回探望原告;应当说被告在原告的几个子女中是最尽义务的，并非如原告所陈述的被告不照料原告的生活起居。两原告对被告所作出的赠与行为，是原告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并且该赠与行为经过了公证。在赠与财产交付前不得撤销赠与合同，因为订立的合同经过公证，表明双方当事人对签订和履行合同是认真严肃的，对赠与人来说，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来决定是否签订和履行该合同，不存在考虑不周，或情绪冲动等原因。从公证的效力来说，合同经过国家公证机关的公证。所以，这种赠与合同公证不得撤销。这对于严肃国家公证机关的公证力，维护合同的严肃性，保证财产权利关系的相对稳定是必要的。第二种观点认为，两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赠与合同是附义务的赠与合同;该赠与合同经过了公证，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进行任意撤销，赠与人要行使撤销权，须以符合法定事由的情形出现为条件，只要具备了法定的撤销事由，赠与人即可以撤销赠与合同。由于本案的赠与合同系附义务的赠与合同，被告对原告有扶养义务而没有履行，并且被告没有忠实地履行赠与合同所附的义务。根据《合同法》第192条的规定，原告申请撤销对被告的赠与合同的事由符合法律规定的赠与合同撤销的法定事由。因此，原告的申请予以撤销，是合适的。

我们认为本案中所涉及的赠与合同经过公证程序，故当事人不得任意撤销。原告要行使撤销权需以符合法定事由的情形出现为条件，只要具备了法定事由，赠与人即享有撤销权。被告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符合《合同法》第192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属于行使撤销权的法定事由。原告要求解除公证赠与合同的请求，符合法律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期限篇八

赠与合同的撤销，是指在赠与合同生效后，因发生法定的撤销事由，赠与人或其他撤销权人撤销该赠与合同的行为。

赠与合同的撤销分为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前者是指赠与人基于其独立意识而撤销赠与合同的情况;后者则是指赠与人基于法律规定而撤销赠与合同的情况。赠与合同一经撤销，赠与关系即自始归于消灭。尚未交付的赠与物无须再交付;已经交付的赠与财产应当返还给赠与人，撤销权人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财产。

《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的规定。”任意撤销赠与合同应具备下列两个条件：

1.须在赠与合同生效之后/赠与财产权力转移之前，作出撤销的意思表示。

2.须所撤销的赠与合同不在法律禁止撤销之列。依《合同法》第186条的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许赠与人任意撤销。

当法定时有发生时，赠与人或者其他撤销权人得行使撤销权撤销赠与合同。法定撤销分为赠与人的撤销和其他撤销权人的撤销。

(1)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2)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3)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1年，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计算。

2.其他撤销权人撤销的法定事由。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

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6个月，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计算。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期限篇九

现实生活中，房屋的赠与行为时常发生，但是大家可否知道房屋的赠与是有别于一般动产的，需要满足特殊的条件才能达到有效赠与的目的，否则赠与行为对双方当事人都可能存在重大的法律风险。下面，本律师就以《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来对房屋的赠与行为、生效条件、撤销权的行使以及法律风险作如下简要提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及上述“民通意见”可以看出，赠与人在签订赠与合同且受赠人未实际占有房屋及其产权证之前，即财产权利未转移之前，是可以享有任意撤销权的。这里的.“财产权利”被民通意见明细化，指的并非房屋的过户登记，而是受赠人占有、使用该房屋及其产权证书。因此，赠与人在此阶段实行任意撤销权才是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持。当然，《合同法》第186条对赠与人的这种任意撤销权也进行了限制，它对房屋赠与行为也是同样适用的，其中包括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此外，《合同法》第192条也设立了法定撤销权之规定，即无论是否具备《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的情形，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均可撤销：(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这说明赠与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即以交付为所有权转移的生效条件。由于房屋属于不动产，根据我国《物权法》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房屋的所有权转移以登记为准。因此，在房屋赠与合同中，房屋过户登记才是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界点。但是，根据上述《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规定可以看出，为了保护受赠人的合法权益而对此作出了特殊的规定，即只要受赠人已占有、使用该房屋及其产权证书，这时该赠与行为即生效，赠与人应当为受赠人补办过户手续。此时，赠与人一般是不可以以行使任意撤销权为由来翻悔的。因此部分律师认为，如果没有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产权证书的变更登记，不但房屋所有权不发生转移，而且这种赠予合同也是不生效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赠与合同的撤销权期限篇十

赠与合同是我国新合同法规定的15种有名合同之一。在此之前,《民法通则》及其他民事法律没有相应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处理赠与纠纷往往依据司法解释,并把赠与合同看作实践合同来处理,然而根据新合同法的立法精神,赠与合同应为诺成合同,这对赠与人极为不利。因此,法律从利益平衡的角度赋予赠与人一定的撤销权。

一、赠与合同撤销的法理依据。

赠与合同的性质到底是实践合同还是诺成合同对赠与合同的撤销尤为重要。对此,各国立法有不同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406条规定:“称赠与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以自己之财产无偿给予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约。”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民法典也有类似的规定。而《瑞士民法典》第242条规定:“赠与人向受赠人交付物品的,构成已生效的赠与。不动产或者关于不动产的权利的赠与,办理土地登记后生效。登记应当以有效的赠与承诺为条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中明确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产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合同已将产权证交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从上述各国和地区的规定可以看出,只有《瑞士民法典》和我国《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是把赠与合同看作实践合同处理的。然而我国新合同法第185条则这样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很显然,这里把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同时保持与各国立法相一致。在过去,把赠与合同看作实践合同处理时,对赠与人十分有利,因为赠与人在交付赠与物之前赠与合同并未成立,更没有生效,当然可以说话不算数,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但是对受赠人而言却十分有害。因为受赠人作出的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及其因信赖赠与而付出的有关经济费用都可能因赠与人的不履约行为而落空[1],这既损害了受赠人的利益,也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而新合同法把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时,则意味着,只要赠与人和受赠人就赠与标的物之事达成一致意见,赠与合同就成立并生效,赠与人必须受到合同的约束。这样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英美法的“禁反言”及大陆法上的“言出如法”“,承诺必须遵守”的法律理念,但是实际上只对受赠人有利,而对赠与人不公平。因为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合同,只有赠与人负有向受赠人给付约定的赠与标的物的义务,而受赠人不负有承担对待给付的义务。即使在附负担的赠与中,受赠人履行所负担的义务也不是赠与人履行义务之对价[2]。这与有偿合同中各主体地位具有互换性且主体间相互支付对价,法律只需赋予各个主体基于自由意思形成的合意以拘束力即可实现主体间的利益平衡相比,不符合交易公平,不符合正义,亦不符合人性[3]。所以,为了保护赠与人的利益,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和公平原则出发,现代世界上诸多国家的立法例中都赋予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后法定要件实现前以悔约权,使赠与人不致因情绪冲动,思虑欠周,贸然应允将不动产等价值贵重物品无偿给付他人,即受法律上的约束,遭受财产上的不利益[4]。我国合同法即采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在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的同时,依据公平原则,允许赠与人在符合条件时享有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以使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达到平衡,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二、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

赠与合同的撤销是指赠与人及其他撤销权人在合同有效成立后,依照法律规定行使撤销权,使合同归于无效的行为。一般可分为两种,即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而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则是指赠与合同成立后,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不再为赠与行为。法律规定赠与的任意撤销,源于赠与的无偿行为。尤其是有的赠与合同的订立,是因一时情感因素而欠考虑,如果绝对不允许赠与人撤销,则对赠与人太过苛刻,也有失公允。所以大陆法系各国和地区民法典普遍许可赠与人在赠与合同成立后可撤销赠与。我国《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也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然而,如果对赠与人的撤销赠与不加任何限制,则等于赠与合同无任何拘束力,这不符合诚信原则的要求,对受赠人有失公平。所以对于赠与人的任意撤销必须加以一定的限制。比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408条第2款规定:“前项规定,于经公证之赠与,或为履行道德上义务而为赠与者,不适用之。”而我国《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则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由此可见,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除了以赠与合同完全成立生效为前提[5]外,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赠与财产的所有权尚未转移给受赠人。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在时间上有严格的限制,只限于赠与合同履行完毕之前,即赠与的财产权利没有转移之前。至于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时间,因财产是动产或不动产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在我国动产以交付时起权利转移,不动产或者其他应当依法办理登记等手续的价值较大的动产(如船舶、车辆等),只有在依法办理了登记等手续后,才发生财产权利的转移。动产交付以后,不动产依法办理登记等手续后赠与财产的权利归受赠人享有,赠与合同就履行完毕,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立即消灭,赠与人不能再行撤销。

(二)须赠与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性质及未经过公证。由于赠与合同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不同,采取的合同形式不同,在赠与人行使撤销权方面也应有所区别。如果赠与人是将其财产赠与给“希望工程”或贫困灾区,则赠与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此时就不应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合同,否则就不利于倡导扶危济困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比如夏季的抗洪救灾。有些单位通过媒体向某灾区作出赠与若干钱物的承诺,但是过后又突然宣布撤销赠与行为。这显然违背诚信原则和利益平衡原则。所以为了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扶危济困,抗洪救灾,法律就应禁止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合同的赠与人行使撤销权。另外,为了履行亲情等道德义务而为的赠与也不允许赠与人任意撤销。这里所谓的道德上的义务,主要包括:对于无法定抚养义务的亲属,因抚养而为之赠与;生父对于未经认领的非婚生子女生活费之赠与;本人对于无因管理人之赠与,以及所谓的“报酬赠与”(如家庭教师不索报酬,因而向其致送谢)或“相互的赠与”(如礼俗上之往来)[6],等等。因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有更深的道义上的情感,如果赠与人任意撤销赠与,则与其原赠与的目的相悖。所以,不论依何种形式订立赠与合同,赠与人均不得请求撤销赠与[7]。对于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也没有任意撤销权。因为与口头或书面形式的赠与合同相比较,公证形式只有更强的证明力和对合同双方的约束力。另外由于我国实行公证自愿原则,赠与人一旦选择了公证,就必须受其约束,不能被当事人视为儿戏任意推翻;同时,公证还需要办理一系列手续,在此过程中赠与人有充分的考虑余地,一旦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就应对自己的赠与行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