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论孔子仁的思想论文(优质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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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仁的思想论文篇一
论文摘要:十分有必要对传统文化中的圣人观作进一步的梳理，重新发掘圣人传统在今天的现实价值。本文简单追溯了“圣人”观念及其历史演变，分析了朱熹、明的成圣观点，并总结了圣人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人观。
一、“圣人”观念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人的圣人观念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萌芽、形成、发展、凝聚而成的。
圣人原指聪明、有智慧的人，并不像后人说的那样祟高无比。所以，古人如果自视甚高，也称自己为圣人。而《现代汉语词典》对“圣人”的解释是:“旧时指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如孔子从汉朝以后被历代帝王推崇为圣人;封建时代臣子对君主的尊称。”
但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所呈现的圣人观念，却远非原初概念所能涵盖。“圣人”观念一直在发生演变与累积。
“圣人”被崇高化、理想化、神秘化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名存实亡，诸侯兼并称雄，战争频繁。这是一个需要英雄和创造英雄的时代。于是诸子百家争相创造符合自己理想的英雄，人们均称之为圣人。儒家高扬人伦道德绝对至上的精神，塑造了“博施”、“济众”(《论语·雍也》)、“修己以安百姓”(《宪问》)、“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的圣人。而墨家所塑造的圣人则是这样的英雄人物:“制为节用之法，制为节葬之法”(《墨子·节用》)，“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法仪》)，“列德而尚贤”(《尚贤》)，“唯以尚同为政”(《尚同》)，“兼相爱，交相利”(《兼爱》)等等。道家主张无为，因此他们心中的圣人是这样的:“圣人之治，虚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法家一切任法，认为圣人治理天下，是通过“正明法，陈严刑”的手段，“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省老得随，孤幼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韩非子·奸劫拭臣》)。总之，各家有各家的圣人形象，所同之处是各家都倚仗自己的思想原则去重新塑造圣人形象。于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圣人观念被附着了越来越多的含义。总体来看，体现了以下特征:。
第一，圣人被智慧化。圣人原本表示聪明者、智慧者，但在演化过程中，圣人原初内涵中表示聪明、智慧的要素被充分扩大和强化了。
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圣人要清天君、正天官、备天养、顺天政、养天情而全天功!要做到这些自然要具备超人的智慧和能力，要“知通乎大道”。这就把“圣人”和“道”直接联系在一起，构成其整个圣人观的基本内核。中国古人对于“道”、对于圣人的情感均是非常虔诚的，他们将“道”视为贯穿整个自然宇宙和社会人生的普遍准则，而将圣人视为这种普遍准则的最高体现者，认为“唯圣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鹃冠子·环流》)，甚至认为“道便是无躯壳底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底道”(《朱子语类》卷一三《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惟圣人能够体现“道”的精神、把握“道”的真理，那么圣人无疑是天地间智慧最高者。
第二，圣人被神秘化。中国历史上“圣”、“神”二字经常连在一起使用。《尚书·大禹漠》有言:“帝德广运，乃圣乃神”。“神”和“圣”互相诊释，代表着一种伟大、崇高、玄妙、深邃的气氛。孟子说，“大而化之可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二程说:“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朱熹说:“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圣人被赋予神妙无方、妙不可测的品格。
以“神”释“圣”使圣人带上了神秘而不同凡响的灵光。圣人原有的聪明、智慧的内涵被夸大为能够知往测来、料事如神。两汉时期更是发展出了徽纬之学—巫师方士以迷信方术附会儒家经义，假托天意圣教以助统治，影响深远。
第三，圣人被政治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圣人就被赋予了政治色彩，当时诸子百家塑造的圣人几乎无不具有王者品格。墨家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圣人治天下，首先应该知道天下之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交相恶。如果劝导人们兼相爱、交相利，便能实现天下大治。这样的圣人无疑就是担当着治理天下之重任的王者。
儒家对圣人加以政治化的倾向更为明显。“内圣外王”直指圣王，圣人需要“博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圣人的使命就是使“天下得序，群物安居”(《韩诗外传》卷三)。
道家则认为“圣人之治，虚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同样希望圣人出世治天下，“无知”、“无为”即为其妙法。
所以说，圣人观念从具体经验直观上升到了一般抽象的普遍规定，圣人的存在、言行也逐渐具有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价值。一方面，圣人变成了广泛意义的价值标准的化身:圣人是道的载体，是天下的最高智慧者，是制作万事百工、社会制度的英雄，甚至被视为救世主;另一方面，圣人成为最高精神境界的象征。儒家的圣人境界论正是由于包含了强烈的治国平天下的色彩，揭示了人人成就圣人境界的逻辑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
二、圣人难为与圣人易做。
本文仅就朱熹和明的成圣之道加以简述。朱子和明，前者说圣人难做，后者说圣人易为。这是因为他们的“圣人”具有不同的内涵，成圣之法也有异。
朱熹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朱熹年少时觉得“圣人易做”，不惑之年则“方觉得难”。这是因为他理想中的圣人是德性、才能与事功兼备之人。在朱子看来，做圣贤不易，做后世圣贤更难。因为后世圣人既要德性完美，还要有能力治国平天下:“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朱熹的圣人观是对孔子圣人观的承继和发展。在孔子看来，圣人必须具备“仁智统一”的品格，必须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之人。修己—内圣，博施济众、安百姓—外王。孔子将“圣人”理解为一种理想人格境界，而现实中的人很难达至这一境界，以至现实中未有一人被孔子视为圣人，即使尧舜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圣人，“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自己也从不以圣人自居，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人之于孔子亦是一个当作目标追求的境界。朱熹继承了孔子圣人观“仁智统一”、内圣外王的内涵，并赋之以新的意蕴，同时认为尧舜是圣人，给现实中的人以为圣的榜样和信心。
朱子集仁德、才智和事功于圣人一身:首先，圣人必须具备“德”和“人伦”的至上品格。“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故大舜无一毫厘不是，此所以为圣人，不然，又安是谓之舜哉。古之圣贤别无用心，明明德便为无一毫私欲。”(御)其次，圣人具有知识、才力等智者品位。朱子曰:“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川“自古无不唤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川(御”)并认为。圣人自是多能。再次，圣人还具有“治者”、“王者”风范。朱子曰:“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盖天地做不得底，却须圣贤为他做。”
可见，在朱子眼中，圣人既是尽善尽美的仁者、无所不能的智者，又是德治教化的王者。换言之，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他既要尊德性，又要道向学，还要能辅相天地之化育，做这样的圣人，当然“今方觉得难”了。
然而，对朱子来说，“为圣”虽难，但并非不能为。为圣之路虽然艰辛，但只要坚持正确的途径、方法，就可以成圣。
朱子认为:“圣人是为学而极至者，因此，他发展了程颐的“格物致知”说。朱子的“格物致知”说，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他在《大学或问》中说:“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与天下之物皆有以穷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这段话概括了朱子方法论的基本环节:第一，由博反约，在博学的基础上获得规律性认识。朱子认为:“闻见孤寡不足为学也。他强调博学多闻，是由于他意识到了“理”(道)内在于事物之中。“形而下之器中，便各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第二，“严密理会，株分毫析。”川(御)强调分析的层次性，注重慎思明辨。第三，“推类以通之”。朱子认为，把握一类事物的本质，不必事事都要一一理会过，可以通过“类推”来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们对“格物”的误解。
朱子的格物致知说为成圣提供了方法、途径，然而这一达圣之方却非常人所能运用并运用得好的，当时被陆象山等人讥讽为“支离事业”。
明继承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同理同”的思想，立足于“良知”理论，通过肯定“圣人”与“众人”所具有的良知无异，从而肯定众人皆能成圣。
明在贵州龙场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认为不能将心与理分析为二，人心中自有先验的道德，求理、达圣只须向内用功。明说:“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日自出地，日自出也，无无与也。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成圣之道，是去掉心中之私欲，让心中之理发扬光大的过程，是向内用力的功夫。这一点阳明与朱子有相通之处。朱子曰:“古之圣贤，别无用心，明明德便为无一毫私欲。”川(御，)然而朱子之学不仅“尊德性”，而且“道问学”。阳明则将“尊德性”推向极至，只讲“尊德性”。明认为，既然“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那么“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认为朱子的“希圣之方”即物穷理，过于支离、烦琐，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同时也意识到朱子达圣之路径过于漫长、曲折，令人望而生畏。为了不使儒家的圣人观流于空疏，他另辟蹊径，构筑了一座圣凡相通的桥梁。
明在象山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心学体系。他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故不若言人之为学，求尽乎心而已。把人视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心”为天地万物之主宰，天地万物都包容于心中，“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他还深有感悟地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缘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这样一来，明认为达圣只须向内用功夫，去除人欲，“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
在明那里，圣人的内涵就是“尊德性”。“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无怪乎黄宗羲如是说: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摒弃了圣人内涵中的知识、才力，也就自然废弃了朱子倡导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达圣之方，只须“简易功夫”、“致良知”，亦即诉诸内心体认和自省方法就行了。从人的内心道德上规定圣人之所以为圣，那么，圣人就是人人可为的。于是，阳明就从内心发出了“满街都是圣人”的赞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朱熹的圣人观为达圣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具体方法;明的圣人观则为成圣敞开了大门，激励人们在达圣的征程上，以十足之信心勇往直前。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虽然在今天看来，朱熹、明圣人观的内涵不乏封建糟粕，但他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注重对人生精神层面的提升，对社会、百姓倾注的爱心，却包含着诸多对精神文明建设有益之因子。同时，其为圣、为学之方，也为今天的学者做人、治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分。因此，吸取其圣人观之精华，扬弃其糟粕，是极有意义的。
三、圣人观之利弊。
1.圣人观之利—对人的肯定。
圣人可学、圣人可至的思想，在中国哲学中随处可见。孟子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与人同耳”，周敦颐主张“希圣、希贤”，程伊川主张“圣人可学”，张横渠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促使一般学者立志做圣贤，他认为青年学子须以“圣贤”自任。朱子曾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己别是一样人，则早夜孜孜，别是分外事，不为亦可，为之亦可。然圣贤桌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自开辟以来，生多少人，求其尽己者，千万人中无一二。只是滚同枉过一世。”“所谓学者，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也。”所以，所谓教育，一言以蔽之，其目的在于培养圣贤。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实现“圣人”人格的基本手段。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这就是说，灭除人欲，就能存得天理。
为什么圣人可学，圣人可至呢?在中国传统中，有一个逻辑结构就是人人拥有先天之性，也就是天命，“天命之谓性”。天命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展示出天道，达到了这个层面就是圣人。“从容中道，圣人也。”这里所说的道是天地之道，是左右万事万物的，对事物和人都起作用。因此《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个道是天地万物共同遵守的道，因此人也要照天道而行，对于不能照此而行的人则需要修养和教化。人要德配天地，妙赞化育，生命之自然秩序与天道的精神相契。因此“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这是圣人教化常人，常人学习圣人的依据。《中庸》说“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在这里，《中庸》充分肯定平常人是可以达到那个完美的境地的。
修养教化的过程，就是“诚”的过程。所谓“诚”，也就是发现并且按照天道的方式运行。通过“诚”，人可以达到现状与天性的合一。宇宙与人，合和无间，人的终极目标要达到圣人，其功夫在于存养、尽性、明心见性，人一切价值选择，取舍从违，都是依理而行，最终德配天地，参天地之化育。个人生命与天地和谐，与人人感应，与物物协调，以这种精神待人持家，都会同情交感，一体同仁，大我小我，一脉融通。《中庸》上述思想成为历代中国思想家教化民众的理论依据。
中国哲学在逻辑上肯定了人的作用和意义，并没有把常人视为不可教化者。其积极的意义除了说明教化本身之外，还在于对常人地位和尊严的认可。
2.圣人传统之弊—常人无权。
在中国的传统中，颂扬圣人，学习圣人，肯定人人可以为尧舜，承认了普通人的地位和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对人的一种解放。但是这种文化传统并没有肯定人人都是圣人，它所承认和拥戴的是圣人，而非将来可能成为圣人的平常人。事实上，由于对圣人的尊崇，中国历史上是把人群分为少数智慧超人的圣人和多数从事劳动的愚人，后演变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即圣人，劳力者即愚人。各个阶层功能不同。这样，在按照圣人意志行动，培养圣人的过程中，一个等级制的社会就形成了。中国人对圣人的爱戴和尊崇并没有体现为社会各个层面上对普通人的爱护。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规定圣人特性的同时也规定了圣人的对立面，即常人的特性。儒家的圣人观念，一方面表现其人格的高尚，一方面又表现其人格的优越。而在人格的高尚与优越里，已假定了大众都有精神不高尚的或精神低劣的成分在内。圣人和常人的关系，就是关照和被关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已逻辑地预设了圣人的万能和常人的无能。常人需要圣人的指导，按照圣人的意图生活，那么，常人就不需要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而只要强调服从性;不需要强调自己的人性和智慧，而只要强调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如果把这样的关系带人政治生活中，就是让常人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成为被圣人照顾的人。
在传统中国社会，谁是圣人的现实体现呢?皇帝。上古文献《洪范》就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天或君王的权力秉承自天。这一思想在《尚书·泰誓》中更发展成了:“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惟天惠民”。儒家最为突出地继承与发展了上述思想。这使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人们对作为圣人代表的君王命令的绝对服从，以及常人无权的局面。帝王集王、圣、父于一身。在现实社会中，儒家“圣人为王”的理想被彻底地置换与颠倒为“王者为圣”，儒家所开创的“自律型之慎独伦理”被彻底地异化为“他律型的顺服伦理”，成为奴役与专制的有力工具。于是“圣人为王”观点不仅不能限制君权，反倒帮助帝皇扩张成无限的绝对专制权力，开启了绝对皇权的时代。帝王对其子民犹如父亲对其子女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力。一方面是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毫无权利可言的被支配者。这就把圣人和常人的理论设想现实化了:现实中的常人是没有权利的人，唯有等待圣人的安排。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认为，百姓的权利由明君赋予，君王的权力高于百姓权利，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前者要无条件地服从君王的权力。百姓的权利永远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中，权利有哪些，何时有权利都由帝王权力来随机决定。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连生命权这一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说其他权利。在国人数千年的生活中，几乎无人不曾领教权力的威势。君王权力以及权力的肆虐甚至成为国民的基本生活样态，全面而深刻地渗透到了国民的思想之中。
即使在清官明君的时代，百姓的地位也没有突出的体现，而为民做主成了历代官员的使命。百姓的命运掌握在帝王将相文武百官手中，百姓的愿望集中在希望代代清明当中。这种文化歌颂的都是明君良相，该逻辑之前提仍是百姓的无知无能、百姓是需要治理的对象，而揭竿而起的人、要求自己权利的人，又大多以身败名裂为结局，成为背负骂名的乱臣贼子。这样的文化体系体现的是集权向心的特点，个体的权利被抹煞了。这样的政治文化统治中国两千年，影响深远。在这种背景下，人民的权利意识是不可能形成的。没有权利意识，就没有民主可言。
所以，中国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必要环节，就是要打破圣人政治传统，停止对圣人的渴望和颂扬，转而发现和认可自身的权利与价值。
论孔子仁的思想论文篇二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加上中外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是一个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充满矛盾的时代。党中央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用恰当的方法解决诸多矛盾。当今世界局势正在向多极化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各自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在国际交往中，应该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既要寻找共同话语，维护世界和平；又要尊重各国的传统，保持各国的特色。斯人虽远逝，其道冠古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辉煌符号，是当之无愧的。孔子的文章道德是中国和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孔子；社会；现代意义。
孔子敏而好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勤于向人请教，不到30岁，就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力图改变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局面。面对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他的救世思想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他周游列国，遭到不少隐士的嘲笑，累累如丧家之狗。在陈蔡等小国，挨饿受冻，面有菜色。晚年回到鲁国，致力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孔子思想虽然也受到其他各家的冲击，但并没有消亡，一直存在发展壮大着。孔子与其弟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当时诸子百家中就是主要的一家，但所走过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有过匡被围之难，有微服过宋之险，有陈蔡绝粮之苦等等。他的学派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势力越来越大，到了战国时代，成了影响最大的学派。
虽然秦国不用儒家用法家，用武力统一天下，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秦朝，然而，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焚书坑儒，造成二世而亡的结局。贾谊把秦的成败经验概括为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刘邦马上得天下，宣称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驳：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听后立即改变态度，明白武力攻天下，而仁义守天下。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从此，儒家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孔子也成为亘古一人的大圣人。唐玄宗时被尊为文宣王，宋真宗时尊为玄圣文宣王，金章宗时尊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时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顺治时尊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古代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一直没有动摇过。
孔子道德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提倡人与人之间相处时要互相克制谅解妥协和互相关怀亲善支持照顾，以达到互利互惠的目的。这种精神不仅在历史上曾起过重大作用，就是在当今世界上，也是需要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集团与集团，党派与党派它们之间都会有一些矛盾但是如何对待这些矛盾，却有不同的态度和方式采取哪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这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定。只强调妥协友好的一面，自然是不对的，但是把人与人之间只看成是争斗对立的关系，只靠武力解决问题的，显然是不对的。谦让妥协、谅解友好更是常用的一种基本方式孔子提倡中庸，实行和，并不是没有原则，为和而和，还需要以礼节之，就是要以一定的规章制度来制约其实行，使其做到恰到好处。孔子还提出和而不同的要求，说明和不是模棱两可的和稀泥，更不是同流合污，而是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和善地来处理问题。
我们不但可以用和而不同来处理一般人际关系，而且可以用和而不同来处理国际问题。我国最早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间的争端，今天又提出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等等，都是对和而不同的创造应用孔子重视家庭伦理观念，建立长幼尊卑秩序，把孝作为做人根本他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他一生追求的总目标。尊老敬长是一种值得各个时代重视的有普遍意义的品德，不仅是因为晚辈为了报答长辈的养育之恩，更主要的是，老人不论在生产斗争和社会阅历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晚辈来说，是极为宝贵的。歧视和虐待老人，不仅使生产和社会工作受到损失，而且会使道德沦丧，社会混乱，甚至能形成社会危机。孔子的思想讲究仁爱，重视伦常，提倡和谐，强调秩序，追求安定如今，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中国向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奋斗时，我们最需要的是和平秩序稳定社会和睦民族团结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速，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加剧，阶层对立人际关系紧张的状况也不断加深，需要通过包括道德教育在内的各种手段的综合使用来调节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当社会上还存在尔虞我诈背信弃约的现象时，孔子思想的信廉刚直等道德，就有延续存在的价值。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各种道德规范都是在历史上产生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也会变化和消亡，孔子提倡的久丧厚葬父母在不远游三年勿改于父之道等等，这些繁冗愚孝的行为观念应该扬弃。但是，当某些道德规范所依据的社会因素还存在，它还能对社会发生作用时，这些道德规范也就不会消亡。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孔子，并不是要掀起尊孔儒学的新潮流，而是更加理性认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孔子思想的精髓，更好地指导我们现实世界。把崇高的道德信念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去，使孔子的伦理教导和人文关怀真正化为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这样，孔子继承和改造传统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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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仁的思想论文篇三
教育学思想：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教育方式。孔子所处春秋时期，在春秋之前，在当时平民百姓是没有资格去读书，获得教育的权利的，“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政教合一”、“不官则无所授书”，教育、学术皆由“官府”世守，那时候的教育是“有类”的。到了春秋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文化下移，下层平民希望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孔子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无论学生是怎样的身份、地位、民族都愿意去教他们，所以在孔子三千学生之中，来自当时各个国家地区的不同身份的人，绝大多数出身贫贱。孔子对自己弟子的教育方法不是那种一味的灌输式教育，不管学生是否接受只管老师我说。孔子对每一位弟子因材施教，让每一位弟子可以根据自身发展去接受教育，在因材施教的同时结合启发式教学方法，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他要求学生达到“愤”和“悱”的心理状态，然后再施以“启发”的方法，帮助学生打开思路。所以他的弟子当中各种各样的人才都有，七十二贤士。他的这些思想在《侍坐》当中得以体现。
美学思想：孔子的学说中最重要的就是“仁”，所以的孔子的美学思想以“仁”为中心，孔子强调善与美相联系。他认为美与善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的，甚至是善的同义词，如“里仁为美”（和有仁德的人在一起，这样才算是善的、好的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帮助和赞成别人做好事，不帮助和不赞同别人做坏事）等。这里所谓的“美”是和善、德一个意思，二者可以混同使用。在中国孔子是最早提出美育思想的人，孔子的美学思想以“诗”为基础，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在《侍坐》篇中可以看出他关注的是具体社会中的人。文质彬彬，是孔子典型的美学思想，它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与质的关系体现孔子所推崇的君子的的理想人格。这文与质的关系，礼与仁的关系都是孔子美育思想的体现。
二、苏格拉底的教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
教育学思想：苏格拉底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教育经验并且有着自己的理论。苏格拉底一些教育思想与孔子极为相似。他没有建立自己的学校，他的课堂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对于学生如同孔子一样有教无类。无论是乞丐、农民、有钱人、贵族等等，都可以是他的学生。无论是谁只要去请教他，他都施教。当时智者施教是需要收取费用的，苏格拉底是不收取任何费用。苏格拉底教育目的是培育人才，这一点与孔子的目的相似，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苏格拉底倡导圣贤治国，认为群众缺乏理智和政治能力，治理国家只能依靠那些少数优秀人物。苏格拉底以培养造就有知识的治国人才为己任，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哲学和教育事业上。他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一大批治国人才。在教学方法上，苏格拉底采用“产婆术”，包括讽刺、助产、归纳和定义。这个方法在柏拉图的《大希庇阿斯》篇中得以体现。他认为真理是潜在地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的，教师的任务不是灌输既成的知识，而是通过师生之间的交谈和讨论，消除错误的见解，形成正确的认识。，他在教学中，常用设问方式提出问题，让学生运用已有的认识加以回答。如果回答错了，他就用暗示性的提问适时引导，使学生得出正确的答案。他认为这样可以检验青年人的心灵。
美学思想：在《大希庇阿斯》篇中，通过希庇阿斯和苏格拉底的对话，对美本质的讨论，区分美本身和具体美的事物，提出美本身是“一切美的事物有了它就成其为美的那个品质”，最后得出结论：美是难的。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被称为是道德哲学的创始人，他号召人们把目光从自然界转向人自身。苏格拉底从目的论和美德论出发，提出了他的美学思想，其核心观念就是美善同一说，是西方美学史上美善同一说的开拓者。在苏格拉底看来，美就是善，美与善是同一的。接着，他还谈及是美善同一的基础就是功用。“凡是我们用的东西如果被认为是美的和善的那就都是从同一个观点——它们的功用去看的”也就是说，美的和善的事物，应该很好地发挥其功能。功用不仅是美善同一的基础，也是判断事物美善的标准。同时他还对传统的和谐说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指出了和谐的合功用、合目的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和谐的客观规则向主观功用的转变。苏格拉底赋予了和谐说以目的性，并且也使和谐包含了主观性。
三、从苏格拉底和孔子探讨教育学和美学结合的意义与可能性。
1、培养全面发展型人才。二人虽然相隔万里，但是二人对于人才的培养都是一致的。美育的发展，更加有利于发展全面型人才。现在的教育都希望学生能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美育对其帮助很大。
2、教学方法的改革。二人都注重启发式教学，对于那种只注重灌输不管学生是否理解的教学方法，在学生这方面是更加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接受的。注重因材施教，在全面发展的同时能够突出学生自己的个性与特点，不会抹杀学生的天赋。
3、注重道德。道德观在二人的美育观中都有体现。一个人不只需要知识，更需要道德的熏陶。
论孔子仁的思想论文篇四
摘要：在东方的教育发展史上，孔子是不可不提及到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至今对我们产生影响。
解读他的教育思想，对当今社会教育具有启发和教育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孔子《论语》因材施教仁教学思想启示。
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我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提倡“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强调忠孝和仁爱。
教学思想与教学方法是承认先天差异，但更强调“学而知之”，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因材施教，这些思想在《论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孔子的教育思想从多方位的分析和总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了解他的思想，对于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据记载，孔子门生三千，而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教育沿袭着“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被贵族子弟垄断，平民子弟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
之所以有这么多学生，是因为孔子首次提出“由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无论贫贱之人，还是富贵之人，都有接受的权利。
孔子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束修”是一条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
这并非孔子受他的礼，而愿意教他学习，只是“束”是当时人们都能承担的，任何人均可到他们下接受学习。
这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故事跟能说明孔子对待受教育者资格的要求。
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
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
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一个人肯进取，不管其曾经怎样，只要现在能洁身自爱，以求获得教育机会，我们就不可以剥夺他受教育的权利。
二、教育方法，内容和目标。
1.教育方法。
在孔子的教学思想中，“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是教育的基本方法。
因材施教，根据学习的人的志趣、能力等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
孔子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子路》)这就体现了孔子对学生的了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也。”(《雍也》第21章)意思是教学上要根据不同学生，不同的智力水平，教授难度不同的教学内容。
此举虽无“因材施教”四字，但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夫子教人，各因其材”，充分说明孔子教人，因材施教。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意指：一个人不到他倾全力去尝试了解事理，但却仍然想不透的程度，我是不会去启示他的。
不到他尽全力想要表达其内心的想法，却想不到合适言词的程度，我是不会去开导他的。
如果告诉他一个角落是这样的，他还不能推悟出其它三个角落也是一样的，那我就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句中一“启”一“发”充分体现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
这个方法对当代教育具有启示的作用。
2.教育内容。
孔子教育内容：“孔子教学继承了西周六艺教育传统，教学纲领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基本科目是诗、书、礼、乐。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道德教育内容：仁与礼、孝悌、忠信。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意指：人心若没有了仁，把礼来如何运用，人心若没有了仁，把乐来如何运用。说明仁礼在教学的重要。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意指侍奉父母，他们若有过失，要婉言劝告。
话说清楚了，却没有被接纳，仍然尊敬他们，不要违逆对抗，继续操劳而不怨恨。
这是孝悌充分体现。
子曰：“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意指人没有信用就没有立足之地。
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强调忠信在教育上重要性。
他向学生讲授“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儒学思想中教学内容后又增加“六艺”，包括为礼、乐、射、御、书、数。
包含了道德修养、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和训练。
孔子教学不以书本为学习全部资料，而是在书本学习同时，在生活中也同时学习。
这样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
3.教育目标。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意指一个真君子做到了内心的仁、知、勇，从而就少了忧、惑、惧。
这体现了孔子在教育人学习要达到的教育目标。
而在培养目标上，孔子注重“举贤才”为国家培养人才也是孔子教育的目标。
“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与孔子的举贤才是一致的，从这句话中就体现了孔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目标。
孔子告诫学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孔子推荐学生担当政治事务，在举荐人才时有原则，首先，学习不优异，不可做官：其次，要在国家政治开明时才可做官，否则宁可隐退。
所以在孔子教育思想中只有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和“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才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孔子教育思想对历史的贡献，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扩展了教育对象；“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重视文化的传承，对教材进行建设，为后世儒家奠定了进经籍教育体系的基础；更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通过他自己证明了这一说法，对教育的启示：在教学中，教师不放弃每一位学生，了解每一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思想，从而选择适合学生方法进行教学，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
从而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社会和个体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教育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朱熹(宋).《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2]刘嘉铭。《教育公共基础笔试》[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1论文期刊：
[3]曲红艳。《孔子教育思想浅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期。
[摘要]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许多宝贵的教育主张和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
他的这些教育经验和原则，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至今仍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有着行之有效的指导意义。
我针对孔子著名的“有教无类”、“乐学”、“因材施教”以及一些比较具有参考价值的教育思想进行浅析。
[关键词]孔子“有教无类”“乐学”“因材施教”“变通”
正文：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最根本的要靠教育，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孔子仁的思想论文篇五
孔子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哲学著作一般都从天命观、历史观、人生观、认识论等方面，论述孔子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不过笔者认为，这些论述所注重的是中国哲学的理论内容方面，而没有重视它的致思方向方面。实际上，孔子思想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哲学自其产生以来，在不同的时代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都能够发挥启迪、指导作用。这是由中国哲学高度关注社会政治和人生修养问题的致思方向决定的。而这种致思方向，是深受孔子思想影响的。
中国哲学之所以被人们视为“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则是由它在与古希腊大致相同的时期——先秦时期所形成的致思方向决定的。对于这种致思方向的形成，孔子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仁”，基本宗旨是“天下归仁”。简言之，孔子思想关注的焦点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着重探讨的是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合理的行为准则，立言宗旨是引导人们追求道德理想的实现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孔子哲学的重心在于“人”，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而不像古希腊哲学那样注重自然事物的研究。这种状况，对于当时正处于形成阶段的中国哲学的致思方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先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和开创时期。作为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必然地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形成发生了重大影响。概括地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导致了中国哲学对于社会政治和人生修养问题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哲学不重视自然哲学问题的研究。借用“人伦物理”这个词来说，就是导致了中国哲学重“人伦”而轻“物理”。这是孔子思想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最主要的影响。其二，时于中国哲学没有走上宗教化的道路产生了重要作用。
孔子虽然也具有“天命”思想，但他基于对社会人生问题的高度关注而“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对殷周以来的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中国哲学始终没有走上宗教化的道路，更没有像中世纪的西方哲学那样成为“神学的婢女”，可以说孔子对待鬼神迷信问题的立场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哲学的`致思方向既有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根源，也有思想方面的原因。这后一方面的原因，主要就是孔子思想的巨大影响。尤其是自汉代开始，孔于思想被尊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就哲学而论，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哲学始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这使得先秦时期在孔子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哲学致思方向，变得更加确定。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思想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影响，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评价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另外专门讨论的问题。简单地说，笔者认为这种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毋庸讳言，中国哲学重“人伦”、轻“物理”的致思方向，导致了“德性”在中国哲学中的过度发展，而“知性”发展不足，这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负面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一以贯之的致思方向，使得中国哲学在任何时代都能够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发挥启示、指导作用，都能够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智慧。以《论语》为例，人们在不同的时代都可以从中找到它与社会生活的结合点。这里的必要前提，当然是《论语》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高度关注。而这正是由中国哲学高度关注社会政治和人生修养问题的基本致思方向决定的。
论孔子仁的思想论文篇六
李逵，绰号黑旋风，“在梁山好汉中排名第二十位，为三十六天罡中的‘天杀星’他面貌丑陋，但正直善良，是梁山好汉中性格鲜明，颇受读者喜爱的英雄。”[2]被金圣叹称赞为“人中之宝”，他对封建统治者最具有反抗精神，对梁山众弟兄爱得深切，对奸臣贼子恨之入骨。他耿直、讲信义，在救柴进一事中，说“我打死了殷天锡，却叫柴大官人吃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称赞他的品德说“《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1]2宋江做主梁山后，一门心思要招安，小说第七十一回写到，宋江借赏菊吟诗，表露招安心意，“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作粉碎。”[1]611然而，招安之后，当他知道宋江给他酒里下了毒时仍然无怨无悔，只是流泪说：“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李逵对宋江的忠心耿耿，儒家提倡的“忠义”跃然纸上。
除此之外，李逾、三阮、公孙胜、雷横等也都是有名的孝子;而武松则是“悌”的典型代表。由于无道昏君和奸臣贼子的逼迫，他们不得已而上梁山，于是就有了“犯上作乱”的罪名。
三、从出世之人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在《水浒传》小说中，除朝廷和梁山英雄之外，儒家积极入世的伦理思想却在和尚、道士及神仙这些出世之人身上也不同程度的表现了出来。在历史上，宋徽宗作为一个皇帝，但却奉道极虔，做出了许多的荒.唐事情，并且他还自称“道君皇帝”，《水浒传》作者也反其道而行，让佛道之徒及长老仙师却往往成为身着袈裟道服的儒者，让人耳目一新。
小说开头便写“张天师祈攘瘟疫”，虽然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是它已经充分证明，努力给人民解除苦难、以天下为己任的还有道教教主;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都积极入世，当不当和尚都力求奋发有为，以刚健为本，并非消极避世而皈依佛门，五台山智真长老尽管曾以封建正统思想约束鲁达的积极入世，但总体来说，他还是给以支持的;公孙胜和他的师父罗真人，保着宋江一直到破辽胜利之后，才功成身退，在小说前七十一回中，他们披着道袍，但信奉和实践的却是以天下为己任、极积入世的儒家思想;玄女娘娘清静而有为，但是她身静而心并不静，可以说，她也是个出世而又关心国家大事的神仙，她曾嘱托宋江要“替天行道”，并且授予他三卷天书，要他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在攻打辽国的危亡之际，她又给宋江托梦，授予其破敌之法，才使他得以彻底战胜辽国。作家通过一个又一个佛道人物的描写，从侧面清楚地显示出儒家“自强不息”的伦理思想，激人奋进，让人心潮澎湃。
四、从妇女形象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经历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基本观念在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基本形成了。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作者根本不可能摆脱这些束缚而超然存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妇女必须遵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服从男人意志的要求自然而然的会被体现出来。
如：作品中的正面妇女形象三位女英雄，顾大嫂是做“人肉馒头”的，而孙二娘曾经卖“蒙汗药”酒，都是谋财害命之徒，“一丈青”扈三娘低首伏心地由宋江主持，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王矮虎，只是为了说明宋江的恪守信义。这些女性在她们的丈夫在沙场一一战死之后，除顾大嫂侥幸存活外，其余都随夫战死沙场，其实，三位女英雄的命运，显然受着夫权思想的主导，是“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对作者的束缚。
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都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城市妇女，在这些封建正统思想的主导下，作者把她们描写成了不守妇道，寡廉鲜耻的淫妇，她们的被杀甚至是维护道德、替天行道的必然结果，但是仔细分析三位女性，她们的放荡是与她们不幸的婚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小说中，潘金莲受到的毒害最深，竟至于演变成为淫妇和杀人凶手，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她的悲剧虽然也是出于年轻女子本身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才酿成大祸，但是，地主大户的残酷报复是她不幸的直接根源。
阎婆只因为得了一口棺材和十两银子的救济而“无可报答”，就用女儿阎婆惜与“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宋江“做个亲眷来往”，宋江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既没有把阎婆惜平等看待，又没有给她爱情，作者是根据封建礼教中“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思想来处理二人关系的。作为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一个妇女，张文远的出现激起了她对美好爱情的强烈渴望，以至于行为偏激，最终导致理想和追求变得畸形，可以说，廉价的买卖是她不幸的来源。
作为潘巧云的丈夫，杨雄爱的只是弄枪舞棒，从来都不善对她嘘寒问暖，并且杨雄一个月内有二十几天不在家，她实际上只是家庭的摆设而已，而潘巧云与后来出家的裴如海是青梅竹马，潘的红杏出墙也实属必然。与此同时，杨雄、石秀杀妇，手段竟然如此残忍，作品中对于妇女的这些态度明显的是受儒家封建礼教的影响。
要之，《水浒传》的成书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其中保留了较多的儒家思想的痕迹，作者甚至将其渗透到了全书的主导思想当中，无论是从作品中描写到的朝廷、梁山好汉、出世之人还是妇女形象，无不渗透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并且在小说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孔子仁的思想论文篇七
在治国思想方面,孔子提出了德治思想.孔子认为,为政之方主要是进行道德教化,要正己正人.实行德治,必须提倡“仁”的思想,通过加强道德修养形成“仁”这个无美不至的'德性.孔子主张实行德治,反对单纯的刑罚.
作者：王卫东作者单位：济南大学,山东,济南,250022刊名：兰州学刊英文刊名：lanzhoujournal年，卷(期)：2003“”(4)分类号：b222.2关键词：孔子德治思想道德教化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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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仁的思想论文篇八
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论语》是儒家经典，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着有〈驻子》一书，又称〈浦华经〉，系道家经典，这两部经典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观点虽有差异，但是上则同源，中则互补，下则兼容。孔子的伦理学与中庸思想、庄子的自然哲学与事物相对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而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可以说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与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共同奠定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成为了民族文化大厦的柱石。
孔子的先世祖弗父何，原为宋国的太子，让位于宋厉公；弗父何的后人，正考父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三世，曾作〈滴颂〉，赞美契汤，三次受到册诰为上卿；正考父的儿子孔父嘉在宋国的内乱中遇害，一说孔父嘉的儿子逃难于鲁国，一说他的曾孙孔防叔迁居鲁国；防叔的孙子叔梁纥生孔子于鲁昌平乡陬邑，故称其鲁国人。庄子是宋国人，宋国庄氏得姓于宋戴公。戴公名武庄，以庄为姓；也有以谥号为姓的，那就是宋庄公，也是宋戴公的后裔，故宋戴公为宋国庄姓之祖。后有庄朝，再后有庄子，所以今人称庄子是宋国的公族后裔。大概又因为祖上衰微，又称他为没落贵族出身。孔子与庄子都受到商文化和周文化的影响，周武王克殷后，把殷都朝歌与河淇间的殷民集中地，封给殷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让其继续统治殷商遗民，并让自己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监督辅佐。但不久武庚与管叔、蔡叔叛乱了，经过周公旦三年东征才被平定。于是周公以成王命把殷旧都及王畿之地改封给文王的少子康叔，国号卫；把商宋之地连同一部分殷商遗民封给纣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宋；把商奄国旧地封给周公旦之子伯禽，国号鲁。这时周公又将周都由镐京(丰邑）迁于宗周（洛阳），称为成周，并把大部分殷商遗民迁到那里，使殷商文化与周文化全面融合。孔子和庄子所接受的文化是殷商文化，又是与殷商融合的周文化，从地域上看他们都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这里包括商宋文化和邹鲁文化，因此，可以说庄子与孔子所接受的文化是同源的。他们在春秋战国这个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舞台上做出了精湛的表演，分别成为了儒家和道家的代表人物，为铸造中华优秀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说到庄子，不能不涉及老子，因为庄子继承老子，并把老子的学说发扬为道家学派，他也与老子成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是春秋时宋附庸相邑人，汉为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因此准确地说，老子也是宋国人。还有一说，宋国有老姓的封邑，在今山东省单县北有老丘，也是老氏得姓的一个地方，后来老子还曾隐居在这里。庄子由于在少年时就受到良好教育，有“无所不窥”的博学底子，在宋国又受到老子的影响，于是他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人全面的研究，对孔子删述ca经)〉，播扬历史优秀文化给予了肯定。他在〈往子?天下篇）中说：“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庄子把遵从仁义礼乐的人称之君子，并说“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mm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对于上古文献的“旧法、世传之史”，还列举了黄帝、尧、舜、禹及周文王、武王的乐章，说明庄子对古文化，包括儒家文化是有研究与传承的，特别是在“内圣外王”政治主张上与孔子是一致的。庄子在哲学、自然科学、文学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写下了十万言的着述。
孔子先祖是宋国公族，又亲自求教过老子，吸取了老子谦虚逊让、欲取先与、以柔克刚甚至无为而治的思想，如在〈〈论语?灵公第十五〉中，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说明孔子不仅不反对无为而治，还高度赞扬了舜的无为教化之功。但由于他出生于鲁国，而鲁国是周公的.封国，故周公对孔子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以周公为榜样，删述〈伏经、克己复礼，被称为千古圣人，他所遗留下的《论语》成为儒家经典。战国时，孟子继承孔子写下〈猛子》七篇，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使儒家的学说风靡天下。庄子与孟子同是战国时期人，但从未相互攻讦过，这也说明他们是相互尊重的。儒、道二家学说同源，都源于古老的传统文化。儒、道学说的行世又在相互学习与批判中不断汲取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孔子和庄子在这方面都做出了自己不懈的努力，树起了不朽的丰碑。
二、孔子与庄子都是大爱于人类的先哲。
春秋时期，周王朝走向衰落，诸侯称霸、战争不断，二百多年中竟发生了大小四百多场战争，而周初的一百多个封国，后兼并至战国时的七雄。春秋时大国兼并小国，家臣篡杀诸侯司空见惯，在孔子眼中是礼乐崩毁，世风日下，旧规范完全失去了约束。孔子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他从夏、商、周三代治国的文献中最终选定的是周公制定的礼法，他认为只要“克己复礼”，天下才能归仁。孔子对“仁”的解释是爱人，是关心人生，关爱人类，是一种大爱，是仁治的核心。孔子的理想是做周公，希望有一个明君能够信任他，他要像周公那样做辅政的贤臣。可惜的是，他周游列国，却没有一个诸侯国将辅国大权交给他，反而陈蔡绝粮，宋国遭困，到处碰壁。但孔子毕竟有一次从政的机会，那就是鲁定公年间，孔子当上了司寇，时间虽短，但他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参与主持鲁定公和齐景公的夹谷会盟，争取到齐国归还鲁国汶阳之田；一件是按照当时周礼的规定，将鲁国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郿邑和孟孙氏的成邑的城郭拆除，史称堕三都。堕郿邑还顺利，堕费邑孔子却费了很大力气，还失去了季孙氏的倚任，堕成邑动了武，但没攻下来，至此，孔子的业绩也就终止了。孔子本想通过堕三都来彰显他的“克己复礼”的主张，谁知“克己复礼”在实践中处处碰壁，连鲁国都城也遭到了费人的围攻，甚至威胁到鲁定公的生命安全。之后孔子淡出政界，虽又周游列国游说不已，终无诸侯任用，于是退而删述经〉，并以教书育人为务。
孔子最大的抱负是政治，最大的成就是教育，影响最深远的是他创立的儒家思想，即“仁”。他的“己所不欲无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仁者爱人”是“仁”的核心，是“大爱无疆”永昭日月的。
庄子与孔子多有相似之处，都肯学习，都注重研究，都想解民于倒悬，都想施大爱于人间，庄子在这方面与孔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庄子其学无所不窥，他不仅师承于老子、文子等道家先哲，而且也师承于儒学先贤包括孔子。庄子对孔子删述过的〈沃经〉的学习研究是非常透彻的，他在〈沃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一精辟之论足以证明庄子学习儒家经典之深。在〈驻子》三十三篇中，有二十一篇写到孔子，〈驻子》一书共有寓言故事二百二十七则，其中以孔子为主要人物的就有四十二则。尽管〈住子〉中的孔子并非是孔子本人，但从对孔子的褒扬与批评中，我们也能看到庄子对孔子的人格、学识还是十分佩服的。《庄子?寓言》记有他与惠施的一次交谈，说到了“孔子六十而六十化”，称自己远不如孔子。《论语?述而篇》载有孔子说“加我以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两则文献说明真有其事。但庄子对孔子以“克己复礼”为手段，想通过复礼推行仁政的做法并不认可，认为孔子是“不可为而为之”，以礼求仁是不可能的。
庄子正是从孔子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围绕寻求救世良方他作了大量的研究，在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以天道取代人道的政治主张。他的这个主张是要求统治者效法天道，天道是无主观意识的，是无等级差别的，是公正的、齐一的、等同的，又是无为的。故统治者只有放弃个人私欲实行无为的天道，臣民才能各司其职，发挥无所不为的才能。这样天道与人道合一，就能实现天下大治，这种无战争、无掠夺、无厄运，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才是庄子的政治理想。
庄子的理想通过统治者放弃自己的私欲，对内修养自身，达到与天地合一的内圣境界，自然地实行无为而治，这种理想虽然很好，但统治者也不愿实行。庄子的政治主张被束之高阁，无一个诸侯国愿意实行。庄子于是与统治者不再合作，辞退家乡的漆园小吏，也拒绝齐楚两国的重聘，安于清贫，和孔子一样着书授徒，了却一生。庄子最大的理想是推行天道，实行和谐平等的无为而治，他最大的成功是对宇宙自然规律道的研究，哲学是他最丰富的遗产；他最大的收获是文学，散文、小说、诗歌这些既有滥觞之誉，又有开启之功；他最大的影响是天人合一观，他提出的与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对后人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孔子仁的思想论文篇九
摘要: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孔子作为我国古代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要考查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就不能避开孔子。孔子的美学思想主要有三点:真美善统一、中和之美、理想的人格美。
关键词:孔子;真美善;中和之美;人格美。
美学思想产生于西方，最初以哲学形式或文艺评论、创作理论的形式出现，比中国古典美学有更加明确清晰的发展线索，也更为复杂丰富。传入中国后，美学由最初的味觉扩充到个人主观的各种官能感受，后又向人类的经济生活、伦理生活、精神生活乃至艺术领域扩展。以孔子为代表建立的儒家文化对美学的提升起了积极作用，他更加注重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东西，将从精神、理性方面得到的满足感和充实感作为审美对象。日本学者笠元仲二认为，中国人最初的美的观念始于味觉，美字的最早含义也是指味觉引起的甜美感受。朱立元教授在《美学》中引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观点:“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
1真美善统一。
真美善是哲学讨论的重要范畴，是中国古代文论关于文学赏评的重要标准。真实性是文学赏评中一个重要的标准，而文学的“美”“善”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上的。文学作品中的“真”，主要表现在真实地再现和真实地表现上，这相当于通常探讨生活、艺术的真实问题。真实再现，即文艺作品真实地描写社会生活;真实地表现，即文艺作品真实地抒发作者的真实情感。诗真实地再现生活，孔子说诗“可以观”，郑玄理解为“观风俗之盛衰”(何晏注《论语集注》)，朱熹理解为“考见得失”(《论语集注》)，杨伯峻理解为“可以提高观察力”(《论语译注》)。那么诗如何做到这些呢?孔子认为诗应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孔子在《礼记表计》中说:“情欲信，辞欲巧。”《易乾文言》里引用“孔子的话说:‘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就是真实的意思，修辞要注重事实”〔2〕。孔颖达在《礼记正义》里将其理解为“情貌欲得信实，言辞欲得和顺美好”。文学作品既要抒发真情实感，也要使用美的形式技巧。由此看出，孔子对文艺创作所要求的是真与美的统一。另外，孔子在他的表述中包含着一些与“真”相同或相近的内涵。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邢昞解为“言尽忠诚不欺于物，行唯敦厚而常谨敬”(《论语注疏》)。其中的“忠信”即忠诚不欺，“笃敬”即敦厚谨敬，含有“真”义。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贞”是言行一致的“大信”，包含有“真”义。杨伯峻认为，“君子讲大信，却不讲小信。”此外孔子还说“修辞立其诚”(《易乾卦文言》)，孔颖达理解为“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周易正义》)。由此可知，孔子所说的忠、信、贞、笃、敬、诚等概念包含有“真”义，这既有孔子对人的修身的“真”、文艺真实表现生活的“真”，又有对文艺作品要求作者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的“真”。在儒家重视伦理的哲学思想中，孔子所说的“真”是与“善”密切联系的。李玉芝在《文学与美———中国古代文学鉴赏》一书中表示:“最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是以人的至善为前提，或表现人的至善的愿望、精神，或表现自然物为人欣赏的形状、本质。”〔3〕43孔子《论语》中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则是追求善的最好证明。如孔子所说:“里仁为美”(《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泰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50(《雍也》)。此外，孔子提倡“文以载道”，即要求文章以传播道德为美，以追求善为美，这与康德“真美善”的美学思想有相似之处。孔子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4〕8(《为政》)，即是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总结，就是“思想主旨纯正无邪”，足见他对于艺术做出的伦理道德的要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4〕22(《八佾》)孔安国指出:“《韶》，舜乐名也。谓以圣德受禅，故曰尽善也。《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尽善也。”〔4〕49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不仅不否认事物外在的声色之美，还强调了善的作用。孔子除了不否认声色美，还不否认雕琢美，教导子贡“《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学而》)〔4〕6。中国古代文论关于“真”的赏评标准，从讲究“言辞真”“情志真”“事物真”到重视艺术真，孔子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以孔子为代表建立的美学体系中，他实现了真美善的统一。其真善美统一的美学思想可概括为:文艺应以真为基础，以善为主要衡量标准，以美为外观。
2“中和”之美。
“中和”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核心之一。孔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5〕6《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199“中”是适中折中，“和”是平和融合。朱立元教授引用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观点:“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这里“中和”超出伦理意义而具有哲学高度和美学意义。孔子所说的“中和”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5〕122“过犹不及”〔5〕96，将“中和”提高到了形而上学程度。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中和”实质是美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完美统一，即辩证地把握和处理艺术内部的各种对立因素，使之彼此制约而又相互依存、渗透，任何一方都无“过”或“不及”，从而使文艺整体达到一种适当、淳朴的理想境界。孔子提出的“中和”之美具有此类美学意义，它主要表现为“思无邪”“文质彬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美学思想。首先，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杨伯峻认为“《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6〕11“思无邪”一词出自《诗经鲁颂駉篇》，原句中的“思”为句首语气词，并无实意，“无邪”是对牧马人放牧时神情专注的样子的描写，并无其他的意思。“孔子在此借用‘思无邪’概括《诗经》的特征，认为《诗经》各篇都符合儒家政治、伦理和审美的标准。从艺术角度看，孔子的‘思无邪’体现了中和之美的思想。”〔7〕44这里实际上是对“思无邪”思想的延伸和发挥，即要求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要不偏不倚、纯正无邪、无过不及。其次，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朱熹《论语集注》解释为:“质朴超过文采就显得粗俗，文采超过质朴就显得虚浮，文采和质朴要搭配得当，这样才可以成为君子。”〔4〕47“文质彬彬”是用于衡量和判断人的标准，后被推演开来用作艺术作品，尤其是评判文学作品，要求文学中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如果只偏重于形式就显得虚浮，“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4〕106。由此可见，孔子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二者比肩、缺一不可。再次，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释为:“《关雎》这一乐章，欢乐而不过分，悲哀而不伤情。”〔4〕21孔安国释为:“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8〕45此观点以中庸之道为基础，强调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文艺作品，其感情表现应当适度，不能过于放肆，否则就有害无益。因此孔子主张“临哀不伤”〔4〕22。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这一思想不仅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美学基础，还将儒家文化的理想美推到了极致，并对后世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的宫殿建筑以中轴线为中心而向两边对称展开的形象、中国书法不肥不瘦的章法、中国诗画的抒情达意等均源于此思想。
3理想的人格美。
中国文化重视伦理道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从伦理道德入手，围绕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展开。孔子认为，外界的万事万物都含有人格的意蕴，无不与自己的性情相通。如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4〕184孔子将君子的过错比作日蚀月蚀，犯了过错人人都能看到，改了过错人人都能敬仰。然而，儒家的审美，实质上并不强调对所谓美的事物的欣赏，而是强调从外界事物中感受到人格理想，对自己人格或人格理想的欣赏。在《论语》中孔子塑造了具有理想人格美的君子形象，君子集智慧、勇敢、清心寡欲、多才多艺于一身，是德才兼备的人。孔子认为以人为本的道德美是首要的，同时不能忽视外在美，他说:“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4〕84(《乡党》)因为人的外形缺陷是容易看得出的，而内在美却是不易察觉的。因此君子应具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美好品质。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4〕48(《雍也》)孔子认为，聪明人喜欢流动的水，有仁之人喜欢稳重的山;聪明人性好动，仁者性好静;聪明人比较快乐，仁者比较长寿。这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道德品质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智者还是仁者，他们不是因为山水的形态如何美而喜欢，更重要的是因为山的特点是重而不迁、山至川流。他们可以从山水中看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规律，然后通过这些规律去了解万事万物，而不是将自己的理解局限在某一范围内。此外，孔子还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八佾》)〔4〕16，“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4〕190，“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4〕144，“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等。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指出，“中国美学异于西方美学的许多特征主要由儒家的美学思想所铸成”〔9〕65，“汉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人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华艺术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其思想来由应追溯的先秦孔学……孔子在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9〕270。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儒家创始人和中国古典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孔子，其关心现实、服务政治的文艺观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他把文艺思想、美学思想与伦理学、心理学联系在一起，最终奠定了以情感与理智、个人与社会、文与质和谐统一为核心的儒家古代文学评判思想体系。当代学者应该吸收其理论和思想的精华，培养一分为二地、辩证地看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朱立元．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4〕朱熹．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何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7〕李建中．中国文学批评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8〕何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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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仁的思想论文篇十
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培育成为教育行业最为关注和最难攻克的课题之一[1]。市场经济的多元价值观念在对马克思主义人才培养规范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遮蔽中占据了大学生思想高地的多个山头，高校青年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急需矫正和拔高。
孔子礼学思想的深刻内涵不仅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在今天的中国显示出最迫切的需要。春秋战国之际的孔子面对礼乐之崩坏提出了原则具体、内涵丰富的礼学体系，今天的社会失序更加需要孔子礼学思想的光辉重新焕发，对于高校青年的思想道德修养培育更是如此。不论是修身养性、孝老敬亲还是仁义道德，都是能够在今时今日的时代背景之下得到改造和继承的优秀思想精髓。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之后，孔子的礼学思想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理想培育、人格健全、思想净化、修养提高等方面皆有极大益处。不仅可以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理论内涵，也能够对民族思想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起到实效。研究孔子礼学思想与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关联并探讨两者之间的多种可能，是极有时代意义的[2]。
（一）礼的道德规范功用。
礼是立身之本。孔子认为，人离开了礼仪规范就不能成为真正完整的人，人的存在以礼教的约束为根本。孔子在这里提出的“礼”的概念不仅仅包括从前的宗教、祭祀之仪式，还包括人在社会中应该遵守的礼节。所谓君子，就应当一言一行都符合礼教规制，不能越轨、随心所欲。孔子一直强调，“不知礼，无以立”，证明“礼”是立身之本。另外，“礼以行之”、“克己复礼”、“以礼约之”都体现了孔子心中“礼”对人的格局、境界、修养的培育功能。
礼是交际原则。虽然孔子的“仁义”学说强调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和内心修炼，“礼教”思想更多针对于社会秩序的遵循，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割裂和独立的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仁”也是一种“礼”。因为对人和善、团结和谐是与人交往和立身立命的一种较好的方式，也是高尚情操的一种行为准则，当然能够成为一种“礼仪”。彬彬有礼则得孝、忠、亲、爱，这已经涵盖了社会关系中与父母、领导、朋友、配偶等几乎全部范畴。
礼是统治之道。孔子认为，为政者不仅要“仁义”，更要“尊礼”。在统治层面上，“礼”既是政权体系、权力结构、法律规制；也是社会道德、行为规范。既有上层秩序，也有民间秩序，贯通了国家的全体层级。要想长治久安，必须遵循礼教秩序。
（二）礼的基本遵循原则。
以情遵礼。孔子认为，礼仪这一形式化的抽象词语背后寄托的是真实的情感，因而成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并在生活中鲜活存在、广泛接受。例如在对丧事的礼教规定中，就体现着臣子对君王的忠诚、子女对父母的感怀、妻子对丈夫的不舍。在祭祀的礼节中，体现出天子对神明的敬畏和对臣民的思虑。没有这些，“与其奢也，宁俭”。也即是说，如果不怀着真情实感，宏大奢侈的礼节场面还不如省去。可见，孔子对遵循礼制的要求之一，就是内心认同、发自肺腑。
以仁遵礼。“仁义”、“礼教”难以分家，只有讲仁义、懂谦让，才能形成“礼”的局面。在遵守礼教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仁”和“敬”，待人尊敬诚恳，才能“归礼于仁”。
（三）礼的时代教育价值。
礼能蛱岣咦陨硇扪水平。正由于“礼”是立身之本，通过“遵礼”才能实现自身的安稳立足和价值实现。自身修养的水平是以“礼”的外在表现为标志的，待人诚信、亲和，处事得体、尽心，不仅都是“礼”的体现，而且还是当今急需的个人品质。
礼能够改善社会和谐面貌。“礼”是一种伦理，直接面向人际沟通与交流。社会和谐的根基，就恰恰在于社会关系的的秩序井然与合理有度。通过宣扬并践行一种价值规范意义上的“礼”，社会和谐的根基将得到极大稳固，不必要的冲突和对抗将自然化解，社会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
礼能够提升社会契约程度。一旦“礼”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社会契约程度就会得到提升。社会成员心照不宣，彼此向善、行为得当，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得到增强，社会安全也会得到保障。共同遵守礼法，就是最好的社会契约，并将对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等起到帮助作用。
二、孔子礼学对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教育的启发。
（一）对教师教育原则的启发。
晓之以情，让学生发自内心地主动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培育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其根本前提是学生对修养的提高具有主动的诉求和原发的意愿。截至目前，已经开展了的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教育实践无一例外地证明，被动接受和一味说教根本无法达到预先设定的教育效果，并且只会事倍功半。现代教育理论从心理学和行为学的视角也类似地提出，思想道德修养的培育必须是发自内心的主动建构。在教育布道这一方，教师只有通过晓之以情的“真情教育”，运用鲜活的示例和亲身的体验来为学生展开“说教”――说服式教育。
仁义宽厚，以身作则地为学生树立思想道德修养典范。教育学生如何为人处事，是思想道德修养培育的一大重要目的。而大学生群体的可塑性高、自主性强，在多样价值选择中怎样才能钟情于所谓“正统”的规范，做到“克己复礼”呢？抛开教育体制和意识形态因素不论，单就教育行为的收效提高而言，就需要教师以身作则，用仁爱为学生树立思想道德修养高尚的模范，直接感染受教育者，实现最有力的证明。同时，正确认识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培育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才能更加客观地对待这一事业本身，以更加宽厚仁爱的眼光对待学生，从而因材施教、耐心施教――这样的做法又在侧面为学生树立起“为人有礼”的标尺来。
（二）对丰富思想道德修养培育之内涵的启发。
自我反省，克己自律。现代社会对大学生人才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具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适应环境的能力，这一要求的实际内涵就是学会反省、懂得自律。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他主张每个人都应当遵循对应的阶级秩序，以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在今天的发达社会，任何群体都有特定的社会标签，整个社会机体之所以能够有条不紊的运行，就是有赖基于契约意识的循规蹈矩。遵纪守法、照章办事并不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而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与创新创造也并不冲突。相反，只有懂得在秩序内生存才能活得更好，方可谈及创新创造。我行我素、嚣张跋扈的人则没有生存市场，不懂得自我反省和约束就无法进步。
处事有度，彬彬有礼。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为人处事张弛有度是一种分毫不差的理想标准，在社会实践中很难有人做得到。但是，处事得体，讲究礼仪也是成熟的标志和修养的体现。孔子在礼制中也强调“中庸”的概念，这并非折中主义或得过且过，而是基于至善境界的君子之道。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这也是一种应有的和谐处世之法。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培育应当包括这一内涵，以消除青年人娇生惯养、嚣张跋扈的戾气，养成彬彬有礼的君子之风。
立志l远，亲躬亲尝。要想在社会中立足，就必须给自己定下长远的志向，并且以一贯制、持之以恒；否则，就有可能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在孔子看来，人伦不定、秩序失常，这是极不符合礼法规范的。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培育也需要强调立志和亲躬的内容，这对不仅对青年人的成长成才有帮助，还有利于从理想信念追求的角度对社会秩序的构建与维护起到正向推动作用。
三、结语。
长期以来，国家一直把人才培养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如何培养人才以及培养何种人才，是高校致力突破和解决的实际问题。教育事业的先驱――孔子，对于运用礼法对人施以道德教育早已有了先期的尝试和广泛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孔子的礼学思想在今天的教育界仍不过时。
诚然，孔子礼学思想的原貌是带有鲜明的封建色彩和纲常礼教性质的，一些内容在今天已经不能相适应。但是，吸取其合理成分并加以改造是完全可行并富有意义的，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培育大有裨益。孔子礼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在今时今日将能够得到更加深刻的解读，对教师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育方法，以及学生学习视角、学习目标等都有一定的启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