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需解决问题调研报告

刑事诉讼中需解决问题调研报告

随着司法改革的进程不断深入，司法观念有了重大的变化，从把打击犯罪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定位的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的多元平衡的价值观，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重视程序的公正观，从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从偏重证明力的自然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性的社会证据观。上述这些转变必然带来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些变化，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下列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一、证据采信问题

　　1、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所谓违法证据就是以暴力、胁迫、利诱、欺诈、违法羁押等不正当方法取得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和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取得实物证据。所谓违法证据排除，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上述那些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证据。

　　现代任何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禁止以违反法律的方式获取证据，然而对非法获得的证据能否获得证据能力，成为定案根据，却既有共识，又有不同的意见和相异的处置。

　　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通过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以及通过违法收集的证据发现、收集的证据（派生证据）均应排除。

　　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区别，这些国家并不一般地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

　　在我国学术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主张把“非法取证行为”与“非法取得的证据”相区别，对于非法取证行为，可以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处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触犯刑法的，可以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不能仅因手段非法而否定“客观事实”的证据价值。

　　第二，主张将非法获取的证据加以排除，认为凡是以违反诉讼程序的方法获得的证据，即使查证属实，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主张排除非法取证行为直接获得的证据，但可以以这些证据为线索，根据这一线索依合法的程序重新取证，即允许采纳所谓“毒树上的果实”为定案的根据。

　　我们认为，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意义在于在刑事诉讼中遏止非法取证的行为，而非法取证行为的动机是获取证据，只有针对这一动机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利益性，才能有效地消除非法取证行为。因此，第一和第三种观点不能取消非法取证的动机，也就难以遏制非法取证的行为。

　　2、瑕疵证据的完善问题

　　这里所说的瑕疵证据是指存在残缺因素可以通过补证弥补缺陷的证据，如证明被告人身份的证据，只有其身份证而没有其户籍地公安机关的证明，或者价格鉴定结论的依据不充分，没有被害人提供的物品购买发票等。身份证本身是公安机关核发给公民的证明其身份的合法有效的证件，但是现在社会上伪造身份证的情况大量存在，有些人为了违法犯罪，有些人因为年龄不到而想提前领取身份证，有些人为了一定的目的，都存在使用伪造的身份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被告人的身份证做一个鉴定，认定它系公安机关核发的真实有效证件，这样才能作为确定其身份的依据。有些盗窃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对失窃物品的描述是一致的，但是被害人提供不出原始的购买发票，价格鉴定结论仅依据被害人陈述提供的购买时间、品种、型号等而作出，这样的证据存在瑕疵，应当对被害人的陈述补充相应的证据，证实其陈述的真实性（如同事的证言、有关部门登记资料等），使之形成证据锁链，才能采信。对于被告人和被害人都认可，但确实无法提供鉴定详细依据的，可以只认定其犯罪事实而不计盗窃金额。

　　二、出庭作证问题

　　1、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证言是最普遍、最大量、非常重要的一种证据，法院判决往往就是建立在这些证言的基础上，刑诉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书面的证人证言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比较容易取得的。同样在庭审阶段，证人也应当到庭作证，特别是被告人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或者辩护人取得的证人证言与公诉方提供的证人证言有矛盾之处时。但是在目前的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很低，绝大多数证人都不到法庭作证，即使法院发出出庭通知也弃之不顾，在出现矛盾时，往往考法官的“自由心证”来决定取舍。

　　笔者认为造成证人不出庭的原因有：

　　（一）、我国法律中没有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完全可以自由决定，如果接到法院的传票而不出庭的，也没有什么处罚措施。在以往还可以通过单位等途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是在如今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人口的流动性大，很多 证人并没有一个单位或组织可以约束，更增加了其作证的自由度。

　　（二）、与案件有关的证人，往往与被告人有某种联系，特别是在经济犯罪案件中，这些证人慑于侦查和公诉机关的威力，作出了相关的证言。在辩护人取证时，碍于情面他可能会作出完全相反的证言。当到达庭审阶段，在“当面对质”的情况下，证人明显“得罪”哪一方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因此他选择“逃避”，不愿出庭。

　　（三）、我国法律没有对证人出庭作出相应的、必要的人身和经济保证。证人不能以此要求单位给自己带薪假期，也没有哪个部门可以为他报销交通费，万一路上出了意外，不能作为工伤处理，受到报复打击也不能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因此证人不愿浪费时间、金钱、精力来出庭作证。

　　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要有效定罪，必然就会大量采用庭前尤其是侦查阶段警察制作的书面证言，这种不加限制地使用书面证言的情况，违背了现代诉讼制度最基本的要求。现代审判制度要求对证言“真实性的情况保障”，即证言笔录本身不能证明自己的可靠性，而必须以其他方式对其可靠性作出证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这种“真实性的情况保障”未作任何规定。不仅重大和特别严重的案件可以凭一般的书面证言定案，而且双方有原则分歧，内容很不确定的证人笔录，也可以交由法官自由取舍，使其作为定案根据。应当看到，依靠没有真实性保障的书面证言，十分容易形成错误的判定，因为书面证词的可靠性没有被交叉询问所检验，不能排除书面证词和证言笔录伪造或变造的可能，或者取证人断章取义，证人出于对取证人的信任没有阅读就签字而造成证言不真实的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有必要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来强制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

　　2、警察出庭作证问题

　　我国的警察一般不到法庭作证，尤其是他们不会应辩护方的要求到庭作证，即使警察出具书面证言，常常也不是警察的证词，而是以办案单位的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例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投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等。但是对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中的某些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需要警察来证明，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证人作用是必不可少和不可替代的。例如，关于被告人投案的情况，以及关于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如物证搜集、口供获得的过程与方法等。特别是被告人辩解存在“刑讯逼供”现象的情况下，为了排除非法证据的需要，警察应当到庭作证，而不是由办案单位出具一份“不存在刑讯逼供情况”的证明材料。警察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和在法庭上作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此时他没有了作为警察的强制性力量和国家机器的威慑力，是与被告人同等地位的证人，当他面对庄严的法庭宣誓后，他必须依法如实作证，此时的他仅以个人名义向法庭作证。只有经过法庭质证，排除了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取得的证据，法庭才能采信。

　　3、鉴定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规定不够合理，其出庭作证、公开鉴定过程的义务因受人身保护权利而被忽略。在实践中，鉴定人几乎不出庭接受质证，只是由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宣读鉴定结论，而且由于司法鉴定是一项涉及多门科学的专门工作，属于以科学技术手段核实证据的一种诉讼活动，其涉及到案件事实中的很多信息，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难以提出辩驳意见，加上从事司法工作人员往往缺乏此方面知识，若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辩护人和被害人、代理人提出反对意见，经常因无证据而不被法院采纳。这就需要具有相关专门知识的人员来对鉴定结论提出见解，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案件当事人可聘请具备鉴定知识的人出庭对鉴定结论质询，法院也不能强制要求鉴定人员出庭对其作出的鉴定结论予以解释,给予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综合意见，这样辩方和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明确鉴定人的权利义务，理顺鉴定程序。必须明确鉴定人要出庭作证，在法庭上公布自己的鉴定过程及结论，接受法官和控辩双方对其陈述质询。同时规定鉴定人享有独立鉴定权、了解案情权、参与诉讼权、人身受保护权、获得报酬权等权利，承担拒绝鉴定、超期鉴定、错误鉴定、拒绝出庭作证等应接受不利法律后果的义务。

　　刑事诉讼不仅要打击犯罪，同时要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观念的转变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刑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