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饮用水安全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分析

根据我国《水法》的规定，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其中，生活饮用水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对水质要求较高。因此，1985年8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发布了GB5749-85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了生活饮用水的强制性标准。2005年建设部发布了CJ/T206-2005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与GB5749-85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相比，将检测项目由35项增加到93项，同时对一些原有项目提高了标准。2006年，卫生部起草了新的GB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水质检测指标数增至106项，这一标准规定全部指标在2012年7月1日实施。

尽管有比较严格的饮用水水质标准，我国的饮用水安全问题仍然日益突出。近年来我国多所城市频现水污染事件，使得我国饮用水安全现状堪忧。2012年12月31日7时40分，位于山西长治市的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输送管破裂导致苯胺泄漏，污染物沿河流入河北、河南境内致漳河流域水源受到污染。事故造成山西沿途80公里河道禁止人、畜饮用自来水，河北邯郸市区大面积停水。2014年4月10日，甘肃省兰州市发生了自来水苯含量超标事件。经兰州市威立雅水务公司监测显示，出厂水苯含量已超出我国卫生部颁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的限值10微克/升。4月11日下午16时，兰州市政府发布通告：兰州市自来水苯含量超出国家限制标准，未来24小时内不宜饮用自来水。此外，上海、江苏、广西等地也发生了水污染事件，广大居民的饮用水安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从我国目前水资源水质现状来看，由于大量的工业废水、城市生活污水以及其他含毒废弃物的污染，作为供水水源的江、河、湖泊、水库的水质均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根据《2013年中国水资源公报》的数据统计，全年度对河流水质，湖泊水质，水库水质的检测结果显示为：(一)在接受检测的全国20.8万km的河流水源中，Ⅰ类水河长占评价河长的4.8%，Ⅱ类水河长占42.5%，Ⅲ类水河长占21.3%，Ⅳ类水河长占10.8%，Ⅴ类水河长占5.7%，劣Ⅴ类水河长占14.9%。其中黄河区，淮河区的水质为差。(二)接受检测的119个主要湖泊，共计2.9万km2水面进行了水质评价。全年总体水质为ⅠⅢ类的湖泊有38个，ⅣⅤ类湖泊50个，劣Ⅴ类湖泊31个。对上述湖泊进行营养状态评价，大部分湖泊处于富营养状态。贫营养湖泊1个，中营养湖泊35个，富营养湖泊83个。(三)接受检测的全国范围内667座主要水库中，全年水质为Ⅰ类的水库有31座;Ⅱ类水库301座;Ⅲ类水库211座;Ⅳ类水库66座;Ⅴ类水库25座，劣Ⅴ类水库33座。对646座水库的营养状态进行评价，中营养状态的水库有375座，轻度富营养状态的水库有214座，中度富营养水库55座，重度富营养水库2座。可见，我国水资源水质整体形势仍十分严峻，全国大部分地区饮用水安全问题亟待解决，城乡居民的饮用水安全保障已成为当前重大的民生问题。

一、我国饮用水安全保障法律制度现状分析

(一)我国有关饮用水安全的环境法律制度分析

我国水法制建设工作起步较晚，从1984年起，在总结我国水事工作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国外水事立法之基础之上，开始制定我国的水事基本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简称《水法》)。在水法制体系中，《水法》作为母法，处于核心的地位，具有最为重要的作用。我国现行《水法》是在1988年颁布的《水法》基础之上，经过重大的调整和修改于2002年10月正式实施的，亦是饮用水安全保障最直接的法律依据。现行《水法》强调了国家应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并采取措施防治水源枯竭和水体污染，禁止在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等，以此为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我国现行水事立法体系中，已经制定了《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三部水事专门法律，在这三部法律中，直接涉及饮用水安全的法律是《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以保障饮用水安全为立法宗旨之一，明确了水污染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严格控制工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染等。该法第五章饮用水水源和其他特殊水体的保护在《水法》的基础上对饮用水水源保护作了具体规定，如规定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必要时还可以在饮用水水源地外围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准保护区;对保护区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禁止在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当水源受到污染时，环保部门应当立即通知相关单位;特别是加重了对造成水污染行为的处罚力度，强化了环保部门的执法权力，有权对排污者责令限期治理，停产整顿，从而将保障饮用水安全提升到了首要位置。

有关水行政法规也是我国水事法律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南水北调工程供用水管理条例》、《城市供水条例》、《河道管理条例》、《防汛条例》等，其中涉及到保证水质量，确保供用水安全的条例主要是《南水北调工程供用水管理条例》。该条例于2014年2月16日由国务院公布施行。该条例明确了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防治水污染、保障供水安全的立法宗旨;规定了确保水质量的具体要求，其中明确要求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调水沿线区域和中线工程水源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规划、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并组织收集、无害化处理城乡生活垃圾，避免污染水环境。

截至目前，我国并未有法律、行政法规对饮用水安全保障做出专门规定。建设部、卫生部联合发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是专门规定饮用水安全问题的行政规章，该办法适用于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单位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卫生监督管理，要求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必须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201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上海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共九章五十五条，比较全面具体地规定了保障饮用水安全的相关制度。

如上所述，在我国现行水事法律体系中，只有相关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专门规定饮用水安全问题，效力层级较低，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饮用水安全的保障力度。此外，我国现行有关饮用水安全的行政法律规范尚存在涉水行政管理机关职责分工不明晰以及水质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等缺陷。

由于现行立法对饮用水安全管理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职责分工缺乏明晰的规定，影响了饮用水安全保障的效率。如《水法》对水质监测没有明确划分环境保护机构和水资源行政主管机构之间的职能权限;《水污染防治法》赋予了地方政府在水环境保护中的职责，但没有为地方政府履行职责做出相应的财务安排。具体而言，作为专门立法，《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卫生部门主管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建设部门主管城市饮用水卫生管理工作。《水法》规定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交通主管部门的海事管理机构对船舶污染水域的防治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国土资源、卫生、建设、农业、渔业等部门以及重要江河、湖泊的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南水北调工程供用水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南水北调工程的水量调度、运行管理工作，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南水北调工程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南水北调工程水质保障实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从这些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作为水资源管理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饮用水安全保障管理体制的一个主要缺陷也是过度分割。从横向上看，过多的部门参与水资源管理工作，而它们之间的职责界限划分不是很明确。这不仅造成职责的交叉重叠，而且由于不同机构之间协调不力，还导致政策不一，有时甚至出现政策相互抵触的现象。从纵向上看，水资源管理是与行政管理边界相联系的。多数涉水管理机构只向本级政府负责，每个行政单元都负责自己辖区范围内的政策制定和实行，它们大多数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和工作重点出发，并没有充分考虑对水资源的完整性以及这个流域所产生的影响。

我国水质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水服务缺乏透明度。为了保障饮用水安全，对饮用水水质是否达到国家的安全标准要实行水质监测信息公开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两种状况：一是供水企业所公布的水质监测数据范围没有达到国家要求的标准;二是公布的数据简单，只是微生物、化学物质等监测结果，涉及自来水净化处理的设施和输水管网的质量以及末端水质监测数据信息没有公布。目前我国水质信息公开制度面临的困境如下：首先，供水企业公开水质信息的法律依据不足。我国《城市供水管理条例》规定，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水质监测制度，确保城市供水水质符合GB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但并没有对供水企业公开水质监测信息的强制性义务作出规定。其次，对公民对水质监测信息的知情权缺乏法律保障。当公民申请水质信息公开的权利受到侵犯时，相应的救济措施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规定的十分零散，并且水质信息公开的程序也是很少见的，所以，用水人在饮用水水质监测信息的获取和知情权的保障在水事法律制度中是缺位的。

(二)我国有关饮用水安全保障的民事法律制度分析

在前述兰州水污染事件中，苯超标对人体有潜在的致癌作用，而居民已经饮用了被污染的水，同时由于苯含量超标，在兰州市政府发布声明未来24小时不宜饮用自来水后，当地供水企业停止了向用户供水，使居民无法饮用自来水，只能饮用各种瓶装水，这些水一部分来自捐赠，更多的则是由居民自己购买。在恢复供水后，又需要打开水龙头放掉大量的已被污染的水。在污染事件影响持续的一段时间里，未见供水企业对广大兰州市民承担任何责任。邯郸市区的居民用水也同样因为漳河流域水污染而被迫中断供应，在这段期间本应得到正常供水服务的市民却不得不到超市抢购价格已被高抬的矿泉水。在这样的水污染事件中，毫无疑问，人们的民事权益受到了侵害，有权请求法院保护，其请求权基础应当包括基于《侵权责任法》要求加害方承担侵权责任和依据《合同法》关于供用水合同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看不到对公民合法民事权益的救济和保护，加害方、违约方似乎与受到侵害的广大民众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出现了市民为了自身合法民事权益起诉供水企业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被法院以不符合环境公益诉讼的理由拒绝受理。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环境污染责任的提出，是我国立法上首次对因环境污染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的责任的概括。居民因饮用受污染的自来水，健康权受到侵害，虽然短时间内有害物质在体内潜伏并不会有明显的损害后果，但是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呢?致癌物质带来的人身损害是无法预计的。因饮用水污染而导致当地停止供应自来水等原因造成的生活成本增加，如邯郸市区各大超市出现抢够各类瓶装水的现象，一时间超市的瓶装水供不应求，并且短时间内又无法及时调货，所以一些卖家哄抬水价，而居民为了满足生活所需不得不购买价格高昂的瓶装水。还存在另一种情况，比如餐饮业的经营离不开自来水的供应，因供水的停止导致闭门停业，这样商家的可预期财产收益下降。这些现象当属因污染或破坏环境，从而侵害他人财产、人身权益的行为。

根据崔建远教授的观点，对于普通的市场主体来说，水权制度和水合同债权制度是其主要的用水根据(其中当然包括饮用水)。现实中广泛存在着某些主体合法用水却不享有水权的现象，其中大部分情况下，用水人的用水根据即为水合同债权。例如，处在市区并依赖市政供水系统的家庭，其用水根据为基于供用水合同而产生的水合同债权。作为水合同债权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行为的供用水合同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特殊的买卖合同。除具有买卖合同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如下特征：合同的标的物是特殊商品;合同一般采用定型化的标准合同，合同条款由供水方单方拟定，用水方只能决定是否同意订立合同，而一般不能决定合同的相关内容;合同的履行具有连续性，在合同规定的期间内，正常情况下，供水方需连续地供水，用水方需按时支付相应的价款。在水务市场化的今天，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供用水合同本应成为约束供水方供水行为以实现公民的饮用水安全的重要保障，然而现实是作为一种类型化的公共服务合同，供用水合同在合同法中只占据了三分之一条，对供水企业与用水人签订的供用水合同也没有明确、完整的法律规定，只是规定其参照供用电合同的相关制度。基于此，完善我国供用水合同制度是对饮用水从自来水厂到水龙头这一环节安全得以保障的迫切需求，有利于明确规定供水企业在供水到户过程的义务与责任，有利于保障饮水人的健康权利，是对每位公民私权利的重要保障。

二、完善我国有关饮用水安全的环境法律制度

完善饮用水安全立法有两种选择：一是在现行《水法》中增加专章对饮用水安全作出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配套的行政法规、规章，逐步完善相关水事法律制度;二是专项立法，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饮用水法》，全面、具体地对我国饮用水安全保障作出规定。鉴于我国当前严峻的水资源污染态势和饮用水安全保障的极端重要性，笔者认为应当借鉴国外经验，梳理现行立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饮用水法》。

美国是世界范围内饮用水安全保障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之一。美国国会在1974年通过了《安全饮用水法》(Safe Drinking Water Act，SDWA)，旨在通过对美国公共饮用水供水系统实行规范管理，以确保公众的身体健康。该法于1986年和1996年两次修改，作为饮用水保护的基本法，该法要求采取更多行动来保护饮用水及其水源。〔8〕其立法目的在于保障饮用水安全，维护公民的人身健康权利，对水质标准、饮用水供水系统管理和供水企业的责任作了明确规定。

我国饮用水安全保障环境法律制度散见于《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城市供水管理条例》、《南水北调工程供用水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之中。《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虽对饮用水安全做出了专门规定，但作为行政规章其效力层级较低。除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外，尚有一些地方性法规对本地区的饮用水安全问题做出了规定，如201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上海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共九章五十五条，比较全面具体地规定了保障饮用水安全的相关制度。当下，应当梳理现行饮用水安全相关环境立法，在内容上对《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和一些专项地方性法规(特别是新近针对近年来突发饮用水污染事件而发布实施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加以整理和修改，结合散见于《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城市供水管理条例》、《南水北调工程供用水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之中的饮用水安全规范，制定我国《安全饮用水法》。

我国制定《安全饮用水法》应当从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到供水入户的整个过程作出明确的、统一的规定，同时也应当对水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力进行科学配置，避免各部门职能重叠，缺乏协调，遇到困难相互推诿从而导致工作效率降低。从水源地到水龙头大体分为四个环节：水以自然流动的方式或者以人为因素调取的形式，水到达饮用水水源地;供水企业利用水泵设施将定量的水引入到供水企业的蓄水建筑内;供水企业将其引入的水进行消毒、净化、漂白等一系列工艺进行处理以符合国家标准委和卫生部联合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供水企业将符合饮用水水质标准的水通过供水管网供给用水户使用。有鉴于此，我国制定《安全饮用水法》应当确立从水源地到水龙头全过程的法律保障理念，将现有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与水污染治理相分离的立法状态进行协调统一，将关于饮用水水源区的保护、水质监测制度、饮用水污染应急预警等制度集中体现在我国的《安全饮用水法》中，这样可以避免对饮用水安全进行分割管理，尽可能减少立法冲突、主管部门职权缺乏协调的现象发生。

饮用水水质安全关乎每一位公民的人身健康，为了保障饮用水安全，对饮用水水质是否达到国家的安全标准要实行水质监测信息公开制度，增强其透明度，并着力提高公民参与监督的可操作性。

美国《安全饮用水法》规定了公告制度，用水主体可以通过公告制度了解饮用水的水质情况，甚至了解饮用水的来源。供水企业向用水主体通报水质情况是定期进行的，如果水质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供水企业会向用水主体公告可以采取的补救措施。在我国的《安全饮用水法》中应当建立公告制度，明确规定供水企业的信息公开义务，要求供水企业定期公告自来水水质监测数据。GB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涉及到常规检验项目，非常规检验项目和一般化学指标共有106项，在不违反信息公开制度规定的禁止公开的规定外，凡是涉及到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项目和指标都应当予以公开。例如，水质各项指标的监测数据、检测设备和检测方法、自来水取水源地水质的检测结果、城市输水管网的材质及清洁服务的时间和周期、自来水净化消毒的数据、自来水水质监测点和输水管网终端出水的水质监测数据等。目前，《上海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按照本市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的要求，每季度对二次供水水质检测一次，并将检测结果向业主公示。业主发现二次供水水质疑似受到污染的，可以向业主委员会报告;必要时，由业主委员会要求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进行水质检测。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在对二次供水储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2日前，通过张贴告示等方式，告知业主清洗、消毒的具体时间。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邀请居(村)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代表作为现场监督人员，对二次供水储水设施清洗、消毒过程进行监督，并做好记录，经现场监督人员签字确认后存档备查。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在对二次供水储水设施清洗、消毒完成后24小时内，将清洗、消毒的有关情况向业主公示。这一规定比较具体，有利于小区居民的饮用水安全保障，在今后完善水质信息公开制度，制定《安全饮用水法》时可资借鉴。

三、完善我国有关饮用水安全的民事法律制度

前已述及，在近年发生的饮用水污染事件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行政机关对具体事件的行政处理，少见对公民合法民事权益的救济和保护。2014年4月22日，兰州威立雅水务公司董事长被记者问及是否要主动对受损害的居民承担赔偿责任时回答最近可能会考虑，但现在还没有具体研究。时至今日，在兰州水苯污染事件中用水居民的人身权与财产权受到的侵害并没有得到赔偿，供水企业也没有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这种对于饮用水污染事件的处理模式一方面严重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民事权益，另一方面极大地弱化了对供水企业以及其他加害方的惩罚力度，使法律的预防作用大大降低，不利于增强相关主体遵守法律、杜绝和减少饮用水污染的意识。

基于此，除了从公法的角度要对饮用水安全进行保障，对导致饮用水污染的企业进行行政处罚之外。在私法的角度，上文已述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环境侵权，一是供用水合同。环境侵权是污染或破坏环境，从而侵害他人财产、人身权益的行为，对于环境侵权，可以要求行为人承担赔偿损失以及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停止侵害等民事责任，其中赔偿损失应当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精神损害赔偿。关于环境侵权学界论述颇多，本文不再赘述。

供用水合同属于格式合同，供水企业虽是市场交易主体但却具有垄断地位，用水方在与供水方签订供用水合同时处于弱势地位，用水人的权利极易受到侵害。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合同法》第十章把供用电、水、气、热力四种合同归为一类有名合同作出规定，没有专门的对供用水合同法律制度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只是规定供用水合同参照供用电合同的有关规定。所以，用水人基于供用水合同的合同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直接的立法保障依据，而供用水合同关乎公民的饮用水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因此，完善我国的供用水合同制度，通过明确供用水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有利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平衡双方利益。完善我国供用水合同制度有助于对供水企业的权利、义务进行约束。例如：在供用水合同法律制度中对具有垄断地位的供水企业应明确规定其强制缔约义务，保护用水居民得以持续用水的权利，以及供水企业的水质监测机制，应急预警机制以及供水企业在面对水质污染的突发事件时，该如何履行供用水合同以及责任承担方式上都应当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当供水企业供给的饮用水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2.9 2)的规定时，那么供水企业则违反了合同法的全面履行原则，此时，供用水合同的标的物自来水不符合合同的约定，供水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以保护用水居民的合同权利。

对供用水合同制度的完善，主要应着眼于供水方的主要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的承担问题。供水企业负有保质保量安全供水的义务。供水企业应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时间以及质量标准供水。当事人签订供用水合同，供水方有义务依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向用水方提供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饮用水，若供水方不完全履行约定的供水义务将承担违约责任。如兰州市水苯污染事件中，供水方兰州威立雅水务公司在发现自来水受到苯污染后没有及时中断供水，致使用水方兰州市居民至少在24小时内饮用了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水，供水方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属于违约行为，可以请求兰州威立雅水务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供水方负有水质监测、水质信息公告义务。在发达国家，供水管网服务是24/7的(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并且全都能达到饮用水水质标准。供水方应当严格、审慎地履行该义务，惟其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饮用水安全。

供水企业负有事先通知用水方的义务。因供水设施计划检修、临时检修、依法限水或用水方违法用水等原因，需要中断供水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事先通知用水方。未事先通知用水方中断供水，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应当给用户留有足够的时间作好停水准备，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停水造成的不便和损失。

供水方负有及时抢修的义务。通常意义上的抢修是指因自然灾害等原因中断供水，供水方应当及时抢修。未及时抢修，造成用水方损失的，供水方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当下饮用水污染事件频发的情形下，这一义务的内涵应当扩大，即发生饮用水污染事件时，供水企业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饮用水污染，保障饮用水水质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标准。这一点更加凸显了供用水合同与供用电合同的不同之处，表明《合同法》规定供用水合同参照供用电合同的规定存在极大的立法缺陷。

供水方不履行供用水合同约定的义务，构成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有支付违约金、强制实际履行以及赔偿损失等，这里主要分析供水方承担赔偿损失责任的情形。在现行法律制度下，供用水合同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与侵权损害赔偿不同，只涉及财产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这一点与一般违约行为并无不同。然而，饮用水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以及现实的严峻形势，在供用水合同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具体而言，惩罚性赔偿是由惩罚和赔偿所组成的，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不仅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而且在于惩罚和制裁严重过错行为。惩罚性赔偿的赔偿数额也主要不以实际损害为标准，而要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一般来说，惩罚性赔偿的数额高于甚至大大高于补偿性损害赔偿，在许多情况下，惩罚性赔偿是在实际损失不能准确地确定、通过补偿性赔偿难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的情况下所适用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规定了符合相应条件，消费者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供用水合同关系亦属消费合同关系，在一些国家水服务和水消费的理念、制度亦已建立，如在苏格兰和英格兰都有特定的消费者组织。英格兰目前的消费者组织是水消费者委员会，独立于水务办公室。在苏格兰，水消费者咨询小组已被赋予更多任务，包括进行独立的调查以及不仅需向经济监管机构还要向部长和其他机构提供建议。因此，在这类消费合同中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